沈璟进一步完善昆曲格律 为昆曲作出了具有历史影响杰出贡献

沈璟进一步完善昆曲格律，为昆曲作出了具有历史影响杰出贡献

万历年前,创作的昆曲传奇不多,昆腔所演唱的大多是南戏剧本,或根据南戏改编的剧本。自《浣纱记》的成功和昆腔清唱的风行,家庭戏班和职业戏班演出的频繁,文人参与创作的新作品渐渐多了起来,作家的风格和流派也逐渐形成,昆曲传奇的创作很快就打开局面,进入繁荣期。明沈宠绥以“曲海词山,于今为烈”形容万历年的传奇创作,可见其盛况。参与创作昆曲传奇的作者几乎达100人,改编、创作的剧本近300种,另有不少的无名氏作品。据吕天成《曲品》所录,作者就有80余人,作品总数已超过200种。创作和演出的繁荣,促进了昆曲艺术的进一步发展。这时期,出现了昆曲大家沈璟,在进一步完善昆曲格律和提高戏剧作品的品位方面,作出了具有历史影响的杰出贡献。

沈璟(1553-1610),江苏吴江人,曾在朝廷任职,万历十七年(1589)即辞官还乡,在家钻研昆曲格律,创作昆曲传奇。创作有昆曲传奇17种,总名《属玉堂传奇》,写有散曲集和编选曲选。他在声律上的主要贡献是编订了南曲谱《南九宫十三调曲谱》,奠定了南曲谱(昆曲的曲是由北曲和南曲组成的,北曲谱有明朱权的《太和正音谱》)的基础,对后世影响很大。他对昆曲传奇的创作提出了两大主张:一要符合格律,二要语言本色。所谓“本色”，即要用通俗的生活化的戏曲语言,符合戏曲的观赏规律。他是把格律放在第一位的,宁可为了协律而可不顾曲词的文学要求,只要唱能协律就是好的。虽然有的作家并不完全赞成他的主张,但追随他的曲家很多,形成了一个昆曲创作流派“吴江派”。

沈璟要求曲词创作完全服从格律,片面强调了曲词与格律的关系。汤显祖是文学家,认为曲词的意趣是最重要的,不能以格律损害意趣。于是有所谓的“汤沈之争”,争论是由沈璟修改汤显祖的《牡丹亭》而引起的。汤显祖以为是吕玉绳改的,便给吕玉绳写信,在信中进步阐述创作应以“意趣神色”为主;在给另一友人的信中说到为了曲词的“意趣神色”,有时“不妨拗折天下人嗓子”。这就同样走向片面性了。汤、沈之间的不同意见,各人都有其合理的一面,在吴江派人的评论中也是兼顾两者的,最有代表性的是吕天成受到王骥德的启发,提出将两者结合的“双美”主张。这才是合乎昆曲传奇创作要求的正确观点。

沈璟创作的传奇数量虽多,但格调较低,仅有七种流传至今。他的第一部传奇《红蕖记》仅可供案头阅读,不宜场上搬演。此后,他就很重视“本色当行”,即要适宜于场上表演和观众观看。《义侠记》描写水浒英雄武松仗义除奷和济弱锄强的故事,赞颂他的“热心烈胆”,鞭答世风败坏的行状。这戏被苏州艺伶争相演出,流传很久。其中的《打虎》、《诱叔》、《别兄》、《挑帘》、《裁衣》、《杀嫂》,后来成为常演的折子戏。《博笑记》是部很有特色的喜剧作品,取可笑之事,写世态人情,有批评时弊的积极意义。沈璟的昆曲传奇作品,在通俗化方面主动作了探索，在作品中已让净、丑说苏州乡语,造语平实,尽量不用典故,对普及昆曲艺术具有特殊的意义。

以沈璟为首的吴江派作家较多,皆精审音律,曲白流畅,悲剧令人呜咽,喜剧令人捧腹,其影响一直延伸到明末。万历年间著名的作家作品有:卜世臣的《冬青记》,有悲愤激烈之情:叶宪祖的《金锁记》,改编自关汉卿的北曲《窦娥冤》,经袁于令改订后流行甚广,其中的《说穷》、《羊肚》、《探监》、《斩娥》折子戏成为常演剧目;顾大典的《葛衣记》,写青年男女姻亲的故事颇多曲折,教人感慨不已,其中《走雪》、《嘲笑》两折流行很久;汪廷讷的《狮吼记》,以喜剧性的惧内入趣,另具新意,其《梳妆》、《跪池》叫人忍俊不禁。

这时期还有另一些作家创作了比较优秀的传奇,如梅鼎祚的《玉合记》、徐复祚的《红梨记》、王玉峰的《焚香记》、周朝俊的《红梅记》、许自昌的《水浒记》等。这时南曲杂剧正在兴起,成了昆曲剧本的另一种新的形式。这时的短剧作家以徐渭最为著名。徐渭,浙江山阴人，诗、书、画、剧皆别具一格,对后世的影响很大。他创作的《四声猿》,由四个短剧组成,有用北曲的,也有用南曲的,以北曲《狂鼓吏》最为流行。南北曲短剧虽然发展很快,但在昆曲舞台演唱的却为数不多。

与此同时,昆曲的理论研究也得到了高度的发展,无论创作方法、曲词写作、格律研究、唱曲艺术、表演理论等各个方面,都逐步走向深入,并出现了比较系统的理论著作,最著名的就是王骥德的《曲律》与吕天成的《曲品》,对昆曲的发展发生了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