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刚开始竟然是从粮草管开始做起的？世上无难事 只怕有心人！
历史上有两个伟大人物曾经做过粮草官，一个是孔子，志在于学，一个就是韩信志在于天下。历史安排他们从保管仓库做起，确实有些荒谬，他们岂是津津于如此琐碎事情的人。琴琴姐在家乡本次讲的就是孔子的故事。
孔子曾经总结过自己对仓库保管工作的心得：“干这一行，一定要心细如发，不能在数字上出问题。”之后孔子又做过一段时间的“弼马温”（司职吏），替季家管理牛羊。孔子似乎对这样的基层工作很有兴趣，无论是做粮草官，还是做牛羊官，他都把自身的管理价值最大化。做委吏，“料量平”；做司职吏，“畜蕃息”。有后人指责孔子是个读死书的书呆子，不了解社会，不接地气，实际上这是误解。正如孔子自己所说：“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
正因为孔子年轻时家境贫寒，不得不在社会底层找工作谋生，这反而对孔子全面了解社会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做人要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只要工作努力，总会有升迁机会的，像韩信那样，只是特例。由于《史记孔子世家》对孔子早期的活动顺序记载得相当混乱，而且语焉不详不清楚孔子是何时升任比“委吏”、“司职吏”更高级别的司空的。司空是周朝六官之一，管理范围非常大，包括农业、林业、城建、交通，几乎掌管着政权赖以维系的经济命脉。
不过以孔子的官场地位，不太可能从司职更一跃成为大司空，这样的肥差，官老爷们早就自己霸占了，怎么会让刚在官场崭露头角的孔子来做？从逻辑上讲不通。后人猜测孔子可能确实在司空部门工作过，但不是经济主官，而是副职，即通常所说的小司空。以上三个职务都是经济官员，但在此之外，孔子还做过文化官员，具体职务是在鲁国的太庙助祭。《论语八佾》说孔子经常进入太庙活动，与别人进行业务探讨。太庙可不是等闲人物随便进入的，孔子有资格进太庙，说明孔子的工作和太庙有密切的关系。
南末朱嘉在《论语集注》也提到这件事情，说：“此盖孔子始仕之时，入而助祭也。应该说，在文化教育部门工作是比较适合孔子的志向和性格的，孔子曾经说过吾十五志于学”，说明孔子很早就有了投身文化教育事业的想法。而且孔子的性格并非后人所臆想的那般庸猾，而是性烈如火，品性刚直，他是看不惯迎来送往、点头哈腰的衙门作风的。努力总会有回报，孔子用了十几年的时间，基本上在文化教育界打开了局面。
“十五志于学，三十而立”，在孔子三十岁（前５２２）前后，已经是名满齐鲁大地的公共知识分子了，算是鲁国文化教育界挚大旗的人物。孔子的知名度已经不限于鲁国，诸侯都知道鲁国有一个名叫孔丘的高级知识分子。公元前５２２年，一代名君齐景公姜杵日和一代名相晏要率庞大的代表团出访鲁国，增强齐鲁两国的陸邻友好关系。按政治级别，孔子不会出现在鲁国接待齐国元首的名单中，但作为文化名人，孔子还是得到了姜杵臼的接见。
春秋时代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国界开放时期，虽然诸国林立，但诸国之间的政治、经济、文化往来频繁，人员进进出出，而不是“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各国均采取新闻放开政策，所以一国发生什么事件，其他国家很快就能知道，这也促进了各国之间的交流，为日后中原思想统一奠定了基础。孔子也受益于这种新闻开放，他虽然身居鲁，却对天下事了如指掌。许多鲁国之外的重要人物，比如管仲、姜小白、晏婴、赵盾、子产等人，都被孔子拿来品头论足。
其中孔子对管仲和子产的评价是极高的，对于管仲辅佐姜小白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孔子从民族大义的角度称赞管仲：“微管仲，吾将被发左袄矣。”至于子产，孔子也不吝笔墨，把子产吹得天上有，地上无，一代治政楷模，不过子产都当之无愧。孔子不仅能风闻各国顶尖人物，更重要的，他还有机会离开鲁国，去各国游历讲学，这也拜诸国实行开放政策所赐。孔子游历天下，见过许多人中龙凤，但其中有个人物，其身后的社会影响丝毫不逊于孔子，也是中国少数的世界级名人，这个人就是老子（李耳）。
这次孔子去东周见老子，并非个人行为，而是受鲁昭公差遣的半官方行为，具体推荐人是鲁国大夫南宫敬叔。孔子应该是以鲁国文化交流大使的身份去东周的，所以鲁昭公资助了孔子的路费，包括一乘车、两匹马，外加一个仆从。孔子并非一个人单独前往，而是带着几个学生，比如颜回、子路等人，算是一个小型的访问团。鲁昭公对孔子是非常敬重的，如果从派系上来讲，孔子是鲁昭公的嫡系人马，但此时的鲁昭公已经无法对鲁国的权力进行有数控制了。
当时的鲁国官场有三大门派，史称“三桓”：季孙任司徒兼宗宰，叔孙任司马兼宗伯，孟孙任司空兼司寇，实行三权分立”。特别是季孙家族，几乎控制着鲁国官场的半壁江山，鲁昭公已经被架空成了“精神领袖”，这也是孔子在官场上的地位退退得不到升迁的重要原因之虽然鲁昭公手上也有一支自己的部队，但整体实力远不如季孙氏，更何况季孙氏已经和另外两家结成了攻守同盟，鲁昭公根本看不到胜利的希望。
手下大臣劝鲁昭公不要拿鸡蛋往石头上碰，过程很华丽，结果很难看。鲁昭公和三国魏高贵乡公曹髦的性格很像，都不甘心最高权力被人所夺，准备对这些权臣动手。但鲁昭公忽略了两个问题，一是叔孙、孟孙是不会坐等季孙倒掉的否则等着吃刀头面的就是他们两家。二是鲁昭公军队对国君的忠诚度事实证明了鲁昭公在这两点上的疏忽导致了他除奸计划的慘败，叔孙的军队在鲁昭公背后狠插一刀，孟孙的军队也跑来打了两桶油。更让鲁昭公无法接受的是，自己的军队居然毫无斗志，面对强敌，一哄而散，大臣郈昭伯被孟孙所杀。
鲁国已经没有办法再待下去了，鲁昭公唯一能逃亡避难的地方，只能是相近的齐国。齐景公对鲁昭公还算客气，以国礼待之，鲁昭公虽然失去了鲁公的尊贵地位，但至少可以在齐国当个寓公，总比被那三个贼人做掉要好。这一年是鲁昭公在位的第二十五年九月，也就是公元前５１７年，距离孔子离周还鲁，只有一年。对孔子有知遇之恩的鲁昭公逃往齐国，孔子紧接着就要面临一个现实的问题，他是留在鲁国当炮灰，还是跟着鲁昭公去齐国。
留下来肯定是不行的，三家都是追名逐利之徒，孔子在这种人手下做事，别说做出一番事业，脑袋哪天被借走都不知道。特别是季孙氏，僭用天子八佾舞，被孔子一顿臭骂：“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说的就是季孙氏。和季孙的梁子已经结下，留下来会有孔子的好果子吃吗？所以现在来看，追随鲁昭公入齐是比较划算的，如果鲁昭公有朝一日能回到鲁国执政，孔子作为扈从大臣，自然可以分到一块大饼。
鲁国在齐国之南，孔子从鲁至齐，就必须经过泰山，而孔子一行在泰山南侧的荒郊野地遇到了一位哭祭丈夫的妇人，从而引出了孔子一段著名的论断“苛政猛于虎”。两千五百多年前，泰山周围老虎成堆，所以老虎伤人事件层出不穷，这位妇人的舅舅、文夫和儿子都是被老虎咬死的。孔子派学生子贡问这个妇人：“既然老虎伤人，你何不离开泰山以避虎患？”妇人的回答让人心酸：“此地虽有虎，但无苛暴之政。”子贡回来告诉孔子，孔子叹道：“苛政猛于虎。”
虽然后人怀疑孔子在泰山说“苛政猛于虎”于史无据，因为只有《孔子家语正论解》记载了这件事情，但这句话可以确定是孔子所说，这是最重要的。孔子出身于社会中下层，在基层工作过，接过地气，了解民间疾苦。虽然孔子是举世闻名的教育家、思想家，其实他还是一个著名的社会活动家。他周游列国的目的，一方面是传经授道，另一方面是进行社会调查，为自己的理论寻找现实依据。
历史上曾经存在过两个孔子，一个是真实的、具有真性情的、悲天人、疾恶如加仇，甚至有老顽童本色的可爱孔子，一个是面目庄严、呆板教条、供在庙里给人朝的孔子。前一个孔子是真的，后一个孔子其实是后人根据自己的统治需要而打造出来的人造偶像，和孔子本人没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