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鸣凤记》是个一时事剧 它的曲文风格豪迈奔放 恣肆粗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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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鸣凤记》作者是谁在昆曲研究史上一直是个疑点。据《中国曲学大辞典》“《鸣凤记》”条，主要有五种意见：“有说是王世贞作，见《古人传奇总目》《传奇汇考标目》,其说始于明末清初。有说是王世贞门客作，见《曲海总目提要》。有说是王世贞门人作，见《剧说》。有说是‘原出学究之手’，见《李卓吾评传奇五种》。有说是唐仪凤作，见《直隶太仓州志》”不管《鸣凤记》是王世贞、唐仪凤作，还是王世贞门人、门客作或其他无名氏作，我们以为该作者的文人身份是毋庸置疑的，因为从该剧剧作呈现的主题和曲文的风格来看，完全显现出文人的审美观和创作风格。

《中国曲学大辞典》

从剧作呈现的主题来看。《鸣凤记》述说的是明嘉靖年间，夏言、杨继盛、曾铣、邹应龙、林润等朝廷大臣为收复河套之地、制御倭寇侵扰等国家大事，与权奸严嵩父子及其帮凶，展开了残酷、激烈的斗争，其中三位大臣被戮，四位被贬，牺牲非常惨重，但最终还是获得了斗争的胜利，严嵩倒台，严世蕃腰斩，正如剧首《家门大意》中所说：“前后同心八谏臣，朝阳丹凤一齐鸣“,谱写了一曲前赴后继、赴汤蹈火的英雄诗篇。在明代，描写忠奸斗争的作品不只是《鸣凤记》一部，据祁彪佳《远山堂曲品》记载还有一二十种，如《义烈记》《忠孝记》《八义记》《鸣冤记》《飞丸记》《磨忠记》等，它们大多是文人作品，流传下来很少，即使有传本的如《飞丸记》《磨忠记》等剧，其舞台演出也没有《鸣凤记》多，影响也没有《鸣凤记》大。

《鸣凤记》

《鸣凤记》在同类作品里能够脱颖而出，其主要原因是该剧成功塑造了杨继盛、郭希颜这些忠臣义士的英雄形象，他们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为追求真理视死如归、慷慨就义。

在剧中出现的忠臣里，只有夏言的相位可与严嵩相抗衡，但他也因叱责严嵩援兵河套不积极引起严的不满和嫉恨最后被严构诬弹劾而死，足见严嵩一派势力的强大，除奸斗争的环境极为恶劣。即使处于如此恶劣的环境，杨继盛、郭希颜等人没有丝毫的退却，反而死谏之心更为坚决。郭希颜上本前准备好棺木，杨继盛嘱咐夫人自己死后休要埋葬，渴望凭尸谏感动上苍而拨开君王眼里的迷雾。杨、郭死了，朝廷一片喑哑，慑于严氏的威势，大臣们屏息忘言。明知直言取祸，董传策、张种、吴时来三大臣仍然要联合奏本，原想“三人同心，其利断金”，结果三人都被罢黜。

严嵩

死的死，罢的罢，除奸斗争付出的代价是沉重的，但邹应龙、林润等后生并不惧怕，继承前辈遗志，前赴后继将反严斗争进行到底。这次，他们吸取了前人除奸斗争失败的教训，瞄准严嵩失宠的时机适时地弹劾严氏，终获成功。如上所述，除严斗争是个漫长而艰苦的过程，《鸣凤记》作者并没有将这漫长的斗争过程省略或简写，而是如实地過真地一幕一幕写来， 写得富有层次、有阶段性，显示出创作者深遼的政治眼光和处理史料的高超才能。“死谏”是历代文人士大夫为表达个人忠君报国的- -种特殊方式，这种方式不见得能收到预期的效果，正因为其目的的不可预期性，更显其死得惨烈和悲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是文人士大夫对自我价值存在的认同和维护，该剧作者对它的极力渲染和张扬，凸现出其文人的态度和观点。

严嵩

曲文风格豪迈奔放、恣肆粗犷。

在普通观众的心目中，昆曲是以典雅、细腻而被誉为艺林中的“兰花”，似乎豪放、粗犷与它无缘，只有秦腔、河南梆子等高腔系统的地方戏才具有豪放、粗犷的艺术特色。但《鸣凤记》打破了这种固有的看法，其豪迈奔放的艺术风格开拓了昆曲艺术的创作视野。第二出《邹林游学》里，邹应龙和林润两人一-起到西湖边的报国寺拜访江西经元郭希颜，面对西湖美景，邹应龙激情澎湃：“断崖碛石磊磊然，似我打不破的坚心。古柏苍松森森乎，如我凋不残的大节。浓淡烟霞，堪比仕途清浊。参差花木，犹如甲第后先。矗天宝刹凌云气，吞日瑶山喷火光。”同样面对西湖佳胜，苏轼写得温柔、娇羞：“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宛然一幅西子美人模样。

但在邹应龙的眼里，西湖美人变成了断崖、碛石、古柏、苍松、宝刹、瑶山，这些都是品质坚硬、庞大伟岸的物体，它们与邹应龙的心灵和气节相呼应。作品是心灵物化的产物，景随心生，景随情移，《鸣凤记》的作者将风景与剧情相连，以壮观、有气魄的景观隐喻主人公邹应龙坚定、勇于追求真理的品质，从而为他后来弹劾严嵩的行为作铺垫。这句道白也运用了对偶、排比法，因为作者要表达的不是那种缠绵悱恻的感情，而是慷慨、悲壮的心情，对偶和排比句能够增强宏阔、悲壮的气势，达到了与传奇“骈绮派”的对偶排比法不同的艺术效果。剧中这种写法处处可见，不仅宾白写得慷慨、悲壮，而且曲子也写得凛然，有气魄。如第十四出《灯前修本》,杨继盛写本弹劾严嵩秉政弄权，嫉贤妒能，结党营私，迫害忠良。

《鸣凤记》

他唱：[解三酲]恨权臣协谋助党，专朝政颠覆乾纲。我写不出他滔天的深罪样，我写不出他欺罔的暗中肠。我只写他一门六费同生乱，更兼他四海交通货利场。还思想，毕竟是衷情剀切，面诉君王。[前腔 ]叹孤臣沟渠誓丧，只为那元恶猖狂。怪当朝无肯攀庭槛， 又谁个敢牵裳。我只是一心要展擎天手，管不得十指淋漓血未干，还思想，只须这泪痕血迹，感动君王。像这种慷慨、悲壮的曲风总令人想起南宋爱国将领岳飞的词《满江红》和爱国词人辛弃疾的词《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尽管三者间没有必然的联系，但其浩然的英雄气概和忠君爱国的精神是相通的，如果说大多数昆曲的曲风类似宋词“婉约派“的话，那么，《鸣风记》的曲风则类似于“豪放派”，与同期其他作品的不同风格令《鸣凤记》成为万历年间昆曲界一部难得的杰作。

《鸣凤记》

《鸣凤记》是个时事剧，它的出现对昆曲艺术的创作和发展意义深远。梁辰鱼的《浣纱记》为昆曲历史剧开拓出一条新路，而《鸣凤记》的风格则告诉我们，文人的教世之心对社会的责任感开始渗透到昆曲剧坛，它给刚刚处于上升发展阶段的昆曲艺术带来了一股强 烈的冲击波，给文人剧作家打开了创作的另一扇门：优雅柔美的昆曲也能展现斑驳、复杂的现实生活，甚至波澜起伏的政治生活，它在无意间拓宽了昆曲的表现能力，后来的李玉、孔尚任等剧作家将昆曲的这种创作手法继承了下来，并发扬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