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护患老年痴呆症的母亲 节节败退与重筑战线交替的1000天……

她总是忘记要做的事儿：忘了关煤气，忘了自己吃过午饭，忘了自己已经退休，忘了今天下单的那个电视购物商品，其实昨天、前天、大前天她都买过……

终于有一天，我的绝望触底，心里紧绷的那根线断裂，第一次动手打了妈妈…………

《妈妈，对不起》是一本阿尔茨海默症看护日记，一经上市感动了无数日本读者。作者是日本资深记者松浦晋也，书中他用记者和儿子这样的双重身份，真实地记录了照护母亲的1000个日日夜夜，包括母亲的病情恶化过程、自己在看护过程中的心境变化——从无所适从到一度崩溃——和看护知识学习过程以及护理过程中无法避免的冲突和困难。

（本文摘自书中。）

明确意识到和自己一起生活的母亲出了问题，是在2014年7月。起因是母亲说“存折找不到了”。

我陪她一起找，发现存折就在该在的地方。

我以为是她一时糊涂，但没过几天母亲又说“存折找不到了”。

我去找，发现存折还在该在的地方。

就这样反反复复，而且我注意到养老金账户里，最近的一笔汇入款被整笔提了出来。养老金每隔一个月汇入一次，每一笔都相当于母亲两个月的生活费，这么一大笔钱被一口气提光了，事情肯定不寻常。

我让母亲给我看她平时放钱的地方，可哪儿也没放着那笔钱。我给她看存折，问她“这笔钱去哪儿了”，她就说“没印象，我没动”。后来找了许久，不见了的那笔养老金终未现身。

似乎也没有被人骗走的迹象，总之至今下落不明。没准儿就待在家里的某个地方吧，我想。

这件事发生时，生于1934年（昭和九年）的母亲，已经80 岁了。

在说到照护的话题之前，我想先简单介绍一下家里的情况。在护理一线冲锋陷阵的我，2014年夏天时53岁，未婚单身，在神奈川县父亲留下的房子里和母亲同住，同时打着纪实文学作家与科技新闻工作者的名号，靠采访和写作维持生计。

我是长子，下面有一个小我两岁、从事IT基础构架建设、同为单身的弟弟，和一个小我一轮、已婚、有3个孩子的妹妹。

弟弟现住东京，公事繁忙很难抽身；妹妹一家则侨居德国，在那边的企业里工作。换句话说，在照顾母亲这件事上，我并不能指望他们两个随叫随到。

意识到母亲出了问题，我也只是想：她毕竟80岁了，可能终于开始显老了吧。母亲一直以来都活力四射、富有主见，又懂得享受生活。

我的外祖父是海军军官，外祖母是地方名门家里最小的女儿，他们生下4个孩子，排行第二的是母亲。一如众多常年辗转各地的海军家庭，母亲自幼巡回于舞鹤、佐世保和逗子等地，童年在军旅中度过。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外祖父母定居故乡，母亲从当地的高中毕业后，进入大学攻读英语专业，为当时年代所罕见。大学时代的母亲热衷观剧。

毕业后，母亲就职于本部坐落于东京丸之内的某大财阀下属企业。“Business Girl（BG）”这个说法不知大家是否有所耳闻，这是在太平洋战争结束后的一个时期对出入办公场所的职业女性的称呼。20多岁时，母亲便是走在时代潮流最前端的BG。

后来，她和在报社里从事记者工作的父亲相亲、结婚，并遵从当时的社会风俗辞去公司职务，成为专职主妇，先后生下我们兄妹三人，将我们一一抚养成人。和大多数已婚妇女一样，母亲也曾因婆媳关系不和，在不休的争执后令婚姻一度陷入危机，但还是挺过来了。再后来，她靠英语能力办起了面向初中生、只招收几个人的补习班。英语班带来的些许盈余，让母亲在五六十岁的时候可以尽情在国内外旅行。父亲去世时母亲70岁。在那之后，母亲致力于参加合唱团，学打太极拳，学习法语、西班牙语、汉语，日子过得忙碌又充实。

因为母亲的身体一向很好，从未得过什么严重的疾病，所以我们几个孩子总是一厢情愿地认为：母亲会慢慢变老，不需要周围的人照顾照样可以长命百岁，然后利利索索地寿终正寝。

但事实显然不是这样。

事后回过头来再看，早在2013年夏天，事情就已经有了苗头。母亲是个爱干净的人，但在当时她已经开始嫌打扫麻烦，懒得收拾了。与此同时，牙膏、番茄酱、美乃滋等消耗品开始接连出现没有用完又开新一瓶的情况。想必是在冰箱里找不到之前用过的，只好不断拆开新的。后来等得知生病后，我在收拾母亲的房间时，找到一本她平时用来记录日程安排的手册，里面的内容中断于2014年的2月，那时候她就已经无法管理自己的生活了。

不仅如此，一向都要三餐吃好的母亲，自2013年3月起突然嫌做饭麻烦，晚饭变成了只吃生鸡蛋拌饭。这种凑合的料理放在以前根本不可想象，而且她吃饭时明显要邋遢许多，调味也变奇怪了，开始发生把食盐错当成砂糖的料理事故。到2014年6月，把锅或水壶遗忘在煤气灶上干烧的事故开始频发。为此我和她发过脾气，提醒过她很多次，“万一着火了怎么办”，但始终未果。跟她说不要再用灶台了，她就说：“我想喝茶，怎么能不烧水呢？”最后还是妹妹出的主意，出钱买了电水壶。“今后只用它烧水。”我和母亲说，并要求她严格执行。结果母亲仍然会使用煤气灶，我只好把水壶藏起来，这下母亲才不情不愿地改用电水壶了。

之后发生的，便是7月的“存折遗失”风波。8月初我好说歹说说服了母亲，把平常的活期存折交给我来管理。

尽管已经有了许许多多的前兆，而且按时间顺序去捋便会发现状况是越来越糟的，我却认为母亲只是“岁数大了，忘性大了”。

我甚至在考虑：哪怕就这样衰退下去，母亲能自己做的事，今后还是要尽量让她自己做。“妈，这个我来做吧，那个也我来做吧”，这种做法乍一看是在尽孝，其实是赶在母亲前面替她收拾“残局”，结果反而加快了母亲的衰老。所以，就算她抱怨“有点难”，趁她愿意自己做的时候，还是应该让她自己做。除非像存折这种交给母亲管理不保险的事，我才会把它揽下来。除此以外，我有必要最大限度地把母亲的生活交给她自己管理。然而，这一切成立的前提，是她真的在随着年龄渐长而衰老。

实际上，是我不愿把这些亲眼所见当作事实去接受。自找麻烦的事，任谁也是不情愿的。承认了眼前的真相，麻烦便会落到自己头上。或许，我就是像这样蒙蔽了自己的双眼吧。现在看来，这无比失策。由此开始，是我“照护战败”的历程。

说“战败”或许并不恰当，因为败下阵来只在一瞬之间，应该说“照护败退”。随着母亲身体机能的不断丧失、病情的加重，我总是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被动地去组建新的防御态势。于我、于我日渐衰弱的母亲，照护的历程都是节节败退与重筑战线的交替。

《妈妈，对不起》

[日]松浦晋也 著

丁楠 译

现代出版社

来源：上观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