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诗歌中 “一个清洁工与所有人同样高贵”
陈中明61岁了。白天，他是一个清洁工，在嘉兴一家大酒店做着保洁员；晚上回到家，点上烟坐在电脑前码字的陈中明，是一个诗人。
陈中明花了一年的辛苦钱，自费印刷了500本诗集，诗集取名叫《低处的阳光》。这500本诗集曾经与他家门口的废品一起作伴。诗歌也许无用，但对于诗人陈中明来说，他的大半辈子都在这本诗集里了。
他写家乡的“云岚、鸟鸣、山峦”，写被裤腰带拴住一生孤苦却拴不住一个女人的五叔；写打工的生活，写脚手架上的如履薄冰和男员工宿舍中隐秘又孤独的情欲，寒风中一个蛇皮袋子上的爱情；写日常生活的感悟，石头与老树，佛像与欲望。
有人拿他与写《炸裂志》的矿工诗人陈年喜相比，陈年喜的诗有个性、下手狠，像辣椒一样呛得人流眼泪；陈中明的诗飘逸、有禅意，简单而耐读，像茶，喝下去要等待回甘。
清洁工诗人与他的诗。 Emma 图
“无人不谈的傻瓜”
在嘉兴南湖湖畔，坐落着豪华的南湖国际大酒店。61岁的陈中明每天戴着光滑的塑料红色头盔，骑着擦的锃亮的天蓝色三轮车，“突突突”地穿过湖边飘扬的柳条来大酒店上班。
在这里，他把三轮车换成小推车，小推车上码着扫把、长柄的除草工具、捡烟头的钳子，还装着一个套着塑料袋的垃圾桶，然后从早上八九点开始修剪草坪、打扫卫生，闲下来也会和大堂门口的同事保安、清洁工聊天。
清洁工陈中明在南湖国际大酒店上班。 Emma 图
下午四点，他洗干净脸上沾上的碎草和灰尘，换上白衬衣，从窗明几净、地板能映出人影的酒店大堂回到十平米的出租房中。饭后，他坐在床尾旁的板凳上，打开外孙女留下的电脑，陈中明平时不抽烟，但这个时刻会点一根烟，在烟雾缭绕中开始写诗，有灵感时一周可以消耗掉一整包。
他的床垫下压着十几本样书，屋外的柜子里还有齐膝高的几摞诗刊，落着灰尘，随便抽出一本，都能找到陈中明的名字。
压在床垫下的《诗刊》。Emma 图
发表诗歌的稿费并不高，一般一次只能收到20-30元的稿费，陈中明发在云南昭通一家报纸上的两首诗，为他挣得了有史以来最高的一笔稿费，120元。“钱没有，写了这么久的诗，就挣了这些书。”陈中明的妻子马明英不喜欢他的爱好，也不读他的诗。写诗的陈中明是沉默的，也不和她讲话，她觉得这些诗刊就像陈中明的情人一样。样书摞的多了，她也不和丈夫打招呼，直接当废纸卖掉。
令马明英没想到的是，陈中明花了一万多块钱自费印了500本自己的诗集。她这才明白丈夫为什么突然变小气了，连水果都不舍得买。马明英几年前生了一场大病，去医院花了8000多元钱，医保只报销了1000多元，剩下的靠儿女补贴一点，自己出一点，东拼西凑付完了医疗费。她从此因为身体虚弱没法务工，夫妻两人主要靠陈中明在酒店每月2000块工资，再加一点养老金过活。
2019年上半年，陈中明在网上偶然发现了一份征稿启事，他交了钱，匆匆整理了自己的诗稿发过去。 2020年被新冠疫情耽误了几个月后，他的诗集终于在五月出版，黄色封皮，诗集的名字叫《低处的阳光》，148页，定价28元。
诗集没有进书店，都悉数寄给了陈中明本人，刚刚收到诗集的时候，这些书和家门口的杂物堆在一起，在网上也找不到诗集的信息，只能在“中国扫黄打非网”上查到书号。
陈中明是个诗人，这件事在国际南湖大酒店并不是个秘密，酒店的地下室藏着一包用牛皮纸方方正正包起来的《低处的阳光》。
陈中明的同事包惠平是一位保安，他会读陈中明发在朋友圈上的诗，还买了十本诗集，准备送给自己的同学、朋友。另一位同事把陈中明自费出诗集的事当成新闻线索通知了当地电视台，本地报社也找上门来报道了他，把他塑造成一个用诗歌抗击疫情的打工诗人。
一夜之间，仿佛整个嘉兴市都知道了这位清洁工诗人。还有全国各地的人加他的微信，要买诗集，有热心的年轻人帮他在豆瓣网上编辑书的条目。连卖带送，陈中明陆陆续续散掉了400多本诗集。“可能会有人好奇，我这样身份的人怎么会写诗？写的诗是什么样的？倒不是说为了读诗。”
“出名后”有同事见了他就开始揶揄，“你出了诗集可以去坐办公室了，别和我们干一样的活了。”陈中明又点了根烟，写下了《一个人》，“好写诗的清洁工/用一年的汗水钱出一本诗集/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电视台采访了他/报纸报道了他/一时间他成了无人不谈的傻瓜。”
“坏事传千里”是一种自嘲，陈中明自己想得很清楚，写了一辈子诗，还能不留下个纪念吗？但他也有一点懊恼，他把这本书里的诗都称为“习作”，整理诗稿的时候太仓促，没有好好编选，总觉得不完美，还有遗憾，“还想再出一本。”
人生中的诗与“远方”
陈中明知道自己坐不了办公室，虽然发表了些诗，但不可能拿这些诗去找类似文员的工作，文凭才是硬通货，而他初中没毕业。
初中的时候，陈中明一个同学的父亲是老师，所以家里有藏书，于是陈中明常跑到他家看书，也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他开始写诗。然而刚读到初二，父亲因为哮喘干不了重活，在家休息，陈中明成为了家中主要的劳动力，辍学后在生产队顶替父亲挣工分，割草、拾粪什么都干。
“我们家那个地很薄，三个月亮能晒死”。家乡的土地里只够刨出红薯、土豆，稻谷都打得很少，光种地养不活一家人。陈中明总记得，自己是海南建省那一年从重庆出来打工的。当年海南火热的地产开发和地下赌场与他没有关系，他所知道的海南是一片荒土，而他就在农场里挖树坑，种橡胶。
在海南岛写的诗大多都散佚了，只有一首散文诗，发表在当地文化馆的刊物上。陈中明放弃了在海南转正安家落户的机会，辗转到广东。
刚到广东时，陈中明一时找不到地方住，与另一位萍水相逢的女工友一起露宿街头，还被当成盲流，两人一起进了深圳派出所，“那年南下广东打工/我与她露宿街头/蛇皮袋摊开的地铺/她睡那头/我睡这头/两个互不相识的冷落人/寒冷夜我们以信任取暖/天亮了各奔东西/竟然忘了互问对方的名字”（《忘了》）。后来才几经周折，找到工作，进了车间。
第一次外出打工，陈中明攒下了一笔钱，他回到了重庆老家。“那时候小孩、老人，还住在茅草房里，等着我回去建房子。”陈中明家的砖瓦房盖了起来，准备以后给儿子娶媳妇，然而当时没有想到的是，他的儿子一个在嘉兴，另一个在温州工作安家，没有机会住在父亲给他们盖的房子里。陈中明的母亲过世后，空置的房屋年久失修，现在漏风飘雨，陈中明和妻子回去都只能租房落脚。
盖好了房子，1990年代初的时候，在老乡的介绍下，陈中明与马明英来到了嘉兴，拖板车、送牛奶、在建筑工地上做事……关于做建筑工人，陈中明也写了诗：“脚手架上我不拿生命开玩笑/但必须要用生命做赌注/犹如在刀尖上行走的杂技师/不为几声喝彩/只为赚几个活命的小钱。”（《打工手记》）在2005年的时候，陈中明进入了南湖国际大酒店当清洁工，日子变得安稳了，陈中明又想起了自己写诗的爱好，他继续投稿，常常发表在诗刊上。
也是从这时开始，陈中明开始有更多的机会参加大大小小的笔会，这些笔会大多由诗歌刊物组织，让诗人们聚集在一起，面对面开会交流。陈中明参与过四川作协、河北霸州的杂志组织的笔会，参加笔会的诗人大多都在县里、镇上的事业单位工作，有的是老师，有的是文艺工作者，来参加笔会的路费饭钱都可以回去报销，只有陈中明是农民工，路费自理。“管他的，我也花不了多少钱。”
在笔会上，陈中明偶尔会认识一两个志趣相投的朋友，更多的时候他觉得自己是孤立的，“一个清洁工能找谁去交流？”笔会也遵循着固定的流程，召集、开会、合照，有时还会发一点纪念品，陈中明参与一个以梁祝为主题的爱情诗会时，得到了一本空白的纪念影集。后来陈中明和马明英去补拍了一套免费的结婚照，陈中明穿着挺拔的白色西装，妻子身着婚纱，两人相拥而立。他们把照片洗出来，保存在这本影集里，还选了一张贴在床头。
陈中明的抽屉里曾有两本证件，与他“优秀员工”的奖状放在一起，一本证件是嘉兴市作协的会员证；另一本是中国诗歌学会会员，陈中明在网站上开了个人主页发表诗作，网站就给他寄了这本会员证。
陈中明在50岁的时候开始学电脑，想敲着键盘写诗。他花钱报了一个培训班，他和马明英说，学好电脑就可以开餐馆、做会计，妻子信以为真。陈中明不擅拼音，于是学起了五笔，从“王旁青头兼五一”的口诀开始背起，一直到能打出一串串的词组。到了现在，五笔字型已经成为他的手指记忆的一部分，“口诀已经背不出来了，但我一看就知道。”
陈中明注册了一个博客，博客名字叫“风中来2011”，他也在其他自己能找得到的诗歌网站上注册了会员，“搞文学的，写诗歌的，只要有我都点进去”。从这时开始，他终于开始能自己发布和保存自己的每一首诗。陈中明说自己也不是很在乎那几本会员证，不在乎每首诗的点击量，也不在乎诗后面的评论，“跟个帖而已，没有什么实质性的东西。”
“我写的是生活”
对陈中明来说，“实质性的”，还是琢磨如何写诗。
陈中明有一首诗的名字叫《我的心是一座孤独的花园》，但他说不上来叙利亚诗人阿多尼斯是谁；虽然也会在诗里提到“人间四月天”，但对女诗人林徽因也不甚了了。
陈中明的诗意并不主要来自书本，而源于他的生活。他有一个笔名叫“忠民”，“我总说忠实于生活，我就是一个人，属于普通的劳动人民，我不想写什么高深的东西，我写的是生活，重视你自己就行了。”他像一头老黄牛一样，反刍着自己61年的人生。
“他放弃抒情的时候，‘白描’得很好，他的语言有一点‘涩’。”在《低处的阳光》的豆瓣页面，专栏作家、书评人唐骋华是第一个点“想读”的豆瓣友邻，他认为陈中明并非是城市的原住民，而是被卷入城市化过程中的他者，而正是由于城乡差异导致的格格不入，反而使陈中明的诗有了“裂痕”和“颗粒感”。“而且农民、工人一直处于话语缺失的状态，他们的处境往往是由作家来描写，而不是由本人发声。”陈中明的诗，恰好就是这个群体自己的声音。
陈中明自费印刷《低处的阳光》的豆瓣页面。
“他写工人的工作服‘蓝者自蓝，白者自白。’（《男员工宿舍》）来自于真实的生活，画面感很强。”关注工人诗歌的媒体人袁复生觉得，陈中明诗最大的特点就是简单，但耐读。“这不是通过文学训练得来的，而是出自他的本心，可能他的文化水平不是很高，但生命力很强，心力强。”
《四川诗歌》副主编李斌给陈中明的诗集提的序中写道“都是很普通的题材，但让我感到惊喜的是整本诗集的作品都透着阳光的精神向度。”“一个常年在外打工的人，不可能没有乡愁、不可能没有苦困、不可能没有郁闷，但在中明的诗中都没有。”
陈中明确实在诗中赞颂过生活，他写父亲，他写孙儿，也写自己是“老来福”，但或许有阳光的地方就有阴影，《低处的阳光》还收录了两首有关死亡的诗，一首叫《活棺材》，一首叫《死不瞑目》。
“山村一口口小煤窑/是一口口活棺材/活棺材不知道埋了多少还没死的人/有的人出来了/却把魂留在了那儿"。在陈中明重庆老家，很多人为了生活，不得不走进没有安全保障的土煤窑里去挖煤。煤窑一塌，人压在里面出不来，出得来的人很多又患上了尘肺病，陈中明的老家管尘肺病叫“煤肺”，与他一个生产队的一位叔伯在壮年得了“煤肺”，当叔伯把魂留在活棺材时，陈中明才20来岁。“诗是后来才写的，在脑海里已经装了很久，某个时候碰到那个点，就写出来了。”
《死不瞑目》写的则是一位在嘉兴去世的老乡，陈中明去参加了她的葬礼，回来就有了这首诗。“在这个尘世/她走了八十个春秋/儿女安家的异乡城市/是她生命的最后一程/临终前/她一遍一遍的说要回家入土为安/可儿女却要将她送进高烟囱/在送往殡仪馆的路上/她闭了的眼睛又睁了一半”。陈中明觉得自己也上了年纪，渴望百年以后安葬回重庆，落叶归根，但同样也无法左右到时候儿女会怎样处理自己的后事。
陈中明也并非没有乡愁，他写了很多关于清明节的诗。“清明一天假太短太短/回不了家乡给二老上香/我把远山当作父母的坟头”（《清明》），陈中明最长有十年没有回过一次家，不仅因为家中的房子已经破败，家中已经没有特别牵挂的亲人，而他也不太愿意借住在远方亲戚家给别人添麻烦。
至于在外打工的生活，在他的诗歌主页上，有一首《工头》，“与老乡相会/无意间说起了他们的工头/见了主子点头哈腰/狗一样摇着尾巴/见了工人/呲牙咧嘴乱咬/说他是狗/又披着一张人皮/不知道该叫他狗人/还是该叫他人狗”。提到这首诗，陈中明有点不好意思，“他当时跟我抱怨的东西我全部都写出来了，这样直接说出来，人家一看就懂了，原来说的是这么个意思。”
在网上，也有人评价他的诗不够婉转，还要再形象化一点。陈中明从四川诗人流沙河那里知道作诗要提炼含蓄的“意象”，但他也常常陷入矛盾之中，“意象化了也不好，你说的什么东西都不知道，人家看不懂他还看吗？ ”
陈中明说，写诗是业余爱好，是修身养性的方式，同时也是价值所在，“在生活的层面上来说，我是个清洁工，但在精神上，我是个诗人。我写诗，可能使我和别的清洁工有一点不一样。”
他有一首诗，叫《午间茶》：“忙里偷闲的午后/放下沾满泥巴的裤管/饮一杯茶/品一首诗/堂而皇之与高雅的人平起平坐”。在精神的世界里，这位清洁工感到自己与所有人同样高贵。
（澎湃新闻特约撰稿 黄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