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为他们照过相》：见字如见面 书缘即人缘

【编书者说】

作者：孙祎萌（商务印书馆编辑）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社会主义文艺是人民的文艺，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在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中进行无愧于时代的文艺创造。

著名作家冰心、漫画家丁聪、表演艺术家秦怡，著名学者金克木、国学大师季羡林、出版家范用……一位老人就是一部历史。资深出版人张昌华在30余年的编辑生涯中，有幸与这样一批文坛和学界的大师有交往，并用镜头为他们留下了许多美好瞬间。商务印书馆新近出版的张昌华著《我为他们照过相》一书，或多或少能窥见老一辈文化人的雪泥鸿爪，也可谛听时代前进的足音。

《我为他们照过相》 张昌华 著 商务印书馆

2016年，大概还是年初，三联书店原总编辑李昕老师引介给我们一部书稿，题名“我为他们照过相”。七个字一句话，关键词大概是：我、他们、照相。人人都手握“拍照神器”的时代，即便是带着专业范儿的“摄影”亦无足奇，更何况“照相”？所以这件事的意义，主要在于镜头里的“他们”是谁。

或许出于编辑的职业病，也带着普通阅读者的好奇心，甫一拿到书稿，我首先就看目录：形式工整的人名，按齿序排列，后面标注着摄影的地点等信息。那些名字，只一眼望去，就十足提振精神，也即刻明了“为他们照过相”是怎样一件值得落成文字流传的事。

高莽为笔者作的速写 图片选自《我为他们照过相》

目录里用一级标题将百十个名字分成三个部分：最后的素描——全部是作者用镜头与文字记录的与像主的“最后一面”，这些人里面有一般读者较熟悉的前辈文学大家巴金、萧乾、戈宝权等，也有在某个时期饱受关注的浩然、苏雪林，还有像顾毓琇这样似乎难有机缘得见的民国人物，更有令做编辑者眼前一亮的出版家前辈范用。单是这一组的十个名字，就让人好奇作者是何许人也，有此等机缘与心力，能记录下这些擅场各异的前辈的最后一面。第二部分，雪泥鸿爪，在篇幅上占据全书的主体。80（余）位名人，学术与文艺领域居多，季羡林、张中行、金克木、施蛰存、周有光、张充和、张允和、刘海粟、新凤霞、秦怡，晚近一辈的冯骥才、刘心武……熟悉的名字太多；更难能可贵的是一些看起来略带陌生感的名字，那些因为岁月和机缘，认知度与其成就或故事不匹配的名字，在这里竟也赫然在列。尤其是一些女性，在公众的记忆与视野里，她们似乎总以某某夫人或遗孀的身份存在，梅志、金玲、张素我……还有合肥著名的“张家四姐妹”之外不太为人所知的弟弟张寰和，等等，然而作者不吝笔墨，俱个分明。第三部分的九个名字，钱锺书伉俪、华君武、茅以升……都是作者虽有缘交往，且留有书信笔墨，却因为“天不时”或“地不利”或“人不和”，这些人物未曾出现在他的镜头里，是为“有（墨）痕无影（像）”。

钟敬文在册页上题字 图片选自《我为他们照过相》

看过目录，再细读作者自序，书稿缘起与编排思路娓娓道来，那里面有一位写作者对文字风雅的珍重，有一位资深出版人对文化传承的用心，但最令我动容的却是那种深昧生命无常底色之后的旷达。他的镜头里定格的只是一个身形与面孔的瞬间，文字能记下的也只是一段“或深或浅”的渊源，但将这一切集腋成裘，便有了暖意；聚沙成塔，便有了庄严。

那，有如此机缘与心思的作者是何许人也？

作者张昌华先生做了30余年编辑，在做编辑前是语文教师（作者自谓“孩子王”）。两份职业之间似乎是很接近的，毕竟在外行人看来——主业都是“改作文”。或许可以从时间的维度做这样一种“界定”——语文教师，迎接的是“未来”（后学），编辑则面对的是“既往”（前辈），以此来严肃讨论两种职业的具体内容与关联当然失之粗疏，但在张昌华先生这里却或许正带着某种作为风雅传承者的“必然”。无论“迎来”还是“送往”，他的笔墨与心思，都凝聚于“风雅”二字。而这风雅，又经过岁月的滤镜，多一种怀旧质感。看他以往的书名——《书窗读月》《青瓷碎片》《曾经风雅》《清流远去》《故人风清》……一如他引用的林语堂名言：“古老的东西，饱经世变的东西，才是最美的东西。”用时髦的话讲，可算是个十足的“收集控”+“怀旧控”。所以，才有了他的这些“照相”。

这书中的“照相”，一言以蔽之，就是影与痕，再说白了就是字与人。书中所有字与人的故事里，我个人最歆羡的是作者与张充和的交往故事。那一幅胡适和张充和“共同书写”的小诗（胡适《尝试集》中的一首“生查子”）纸方，因为一段“将错就错”的故事，由张充和赠送给本书作者。那故事里面张充和对人的慷慨与爱惜，真是对“十分冷淡存知己 一曲微茫度此生”的最好诠释。而书中许多故事与图像，正是这般的细节丰富，耐人寻味；惟其如此，却也无法进一步“剧透”许多，只能“所见即所得”。

不过关于“照相”，作为此书编辑，却有另外一个“掌故”可略作分享。身处网络时代，做编辑之人除享受互联网带来的沟通便利之外，也不免有一种遗憾——很少有机会收到“手稿”（书稿是word文档，信件是E-mail、微信、短信）。即便揣着一颗风雅的“红心”，却也只能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但张昌华老师极巧妙地将这遗憾“弥合”：他老人家自称不擅长打字（但我有点怀疑这是“托词”），编书过程中，每逢他需要多交流些细节，讲些想法，我就会突然从微信或邮件里收到一张手稿照片——小笺一方，满篇流丽倜傥的蝇头行楷，竖排繁体，一路写来。抬头有时小孙，有时祎萌，一二三四条分缕析写下来。然后拍了照，用微信或者邮件附件发给我。起初我也常想，从拍照片到发照片，这分明是比直接用手机打字或者语音更具高难度的操作啊，怎么他老先生容易的不擅长，复杂的倒熟练。转念，也就觉得大概这也是“照相”的后遗症——或者前因：若非对字纸墨迹的亲近与珍重，对拍照的熟稔与依赖，大概也就没这本书了。抑或，这正是张老师作为一个前辈出版人“考验”小编辑默契度的小游戏。当然，这也只能是猜想，真要向他求证，他老人家大概要豪爽里夹着狡黠，大笑回答：小孙，想多了，想多了。

我、他们、照相，都是关键词，缺一不成此书。可真正将三者关联起来的是“为”与“过”。为，这里面体现的是人际关系，是编辑对工作的殷勤，对作者的热忱，以书结缘，书缘也即是人缘。再说照“过”相，有了这个“过”，时态被定格为“过去完成”，一切已成故人与故事。“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身处时间之流，文字也好，图像也好，所有的记录，其意义之于个体，多少带着对抗无常的意味——斯人已逝，唯有见字如见面。也正是这重意味，使得这部书稿不仅只是“风雅”趣味的采撷，也多了一重于无常中见温情的旷达。

《光明日报》（ 2017年11月26日 12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