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利支丹时代：日本史上最不“日本”的时代

导读：

纵观古代日本历史，我们不难发现，由于古日本天皇本家万世一系，任何一个值得纪念的历史阶段，都以某某时代称呼，这似乎成为一种命名特色。如：因佛教文化兴盛而得名的“飞鸟时代”，“白凤时代”；因向古代中国（隋唐时期）学习，第一次出现了文字、律令制的“奈良时代”；影响深远，却唯独以“阴阳师”三字最为出名的“平安时代”；以及经过德川家康耍无赖的行为，缔造了被誉为日本历史上最长和平时期的“江户时代”等等。

以上每一个时代的命名，大部分都来自于当时的皇都，也就是用天皇府邸的所在地名来命名。因此，如果抛开日本，单纯的听到“吉利支丹时代”这六个字时，恐怕许多人都会误以为这是一个古代欧洲某地区某个国王统治下的时代，很难让我们将它同日本这个国家联系在一起。但事实是：这一听起来似乎“毫无日本特色”的时代却出现在了日本的战国时期。

那么，吉利支丹时代因何得名？有着怎样的时代背景？

拉丁文“基督教”的音译——吉利支丹

所谓“吉利支丹”，实际上就是拉丁文中“基督教”的音译，日本战国时期的吉利支丹时代也因此得名。

古代中日越来越冷清的贸易关系，葡萄牙商人“趁虚而入”

吉利支丹时代在古代日本的形成与贸易、文化交流密不可分。简单地说就是古代日本与中国贸易、文化关系越来越淡，而与其他国家贸易、文化关系越来越频繁。

从历史的总体脉络看，中日交流实际上是“日趋冷清”。到了日本战国时，日本与中国的贸易关系已经淡化得差不多了。但由于日本早年一直深受中国文化的影响，而日本在文化上一向仍以华夏文明自诩。因此，日本人还是习惯地将吉利支丹时代称为“南蛮学时代”（代指自葡萄牙、西班牙传入的西方文化）。这也就是为何我们可以将明治维新看作日本全面西化的开端，而只能给吉利支丹时代一顶“西学东渐”的帽子了。

中日贸易关系曲曲折折，总体上日趋冷清早在日本吉利支丹时代到来之前，古代中国便一直承担着日本极为重要的领路人。然而，自宋朝覆灭后，日本同中国各个领域的关系几乎同时崩断。后来，元世祖忽必烈曾于西元1275至1281年间，两次挥师想要讨伐日本，却因天时地利人和等原因无功而返。

不然，日本恐将成为元朝的“牛羊供销基地”了。再后来，大明王朝开国后，洪武帝朱元璋虽然一度曾和日本重新恢复外贸，但受种种因素的牵制，中日之间新形成的贸易关系并不稳定，史称“勘合贸易”。更令人无语的是，本来这层关系就不稳定，日本没过多久便又进入了战国时期，国内互相之间看不顺眼，谁还有心思去海外闹腾？因此，这种短暂的贸易关系再度寿终正寝。

葡萄牙商人的“趁虚而入”在中日贸易趋于停滞，与此同时，葡萄牙商人“乘虚而入”，活跃了起来。根据印度研究日本史的学者艾哈迈德的观点：

葡萄牙人得以充当以中国的丝绸换取日本的白银这一有利可图的买卖的中间商。

在中国同日本之间的勘合贸易崩掉后，没错，是葡萄牙人。受大航海时代的影响，葡萄牙人的足迹几乎影响到了整个东亚地区。

依附甚至制约商人的基督教团

东进的葡萄牙商人的活动，如果仅仅是一种经济现象的话，不能说它具有很大意义。附随于冒险商人，甚至制约那些商人活动的基督教教团的动向，才使得那些活动变得复杂而多彩。——《日本史·十八卷·宗教史》

日本浮世绘上的葡萄牙船长和商人

这表明，前往日本的葡萄牙等商人，受到宗教势力的渗透，在从事商业活动的同时其实也传播了宗教。

基督教团打破日本往日的的宁静

而在葡萄牙人同日本开始了贸易往来后，双方的贸易除了货物与货物之间的交换，还冲击了日本人的精神世界。

在战国时代以前，日本人并不知道世界长啥样，广阔的世界究竟是怎样的，日本人也不太关心。而世界对日本的认知同样微乎其微。这并不是开玩笑，如果你生活在在十五世纪之前，你可以随便去问一个西方人：“日本在哪儿”？他们几乎都不知道。总之，日本和世界的关系，在当时互为“天方夜谭”，根本无从着手研究。

自打基督教团出现后，这种日本世界互不了解，看似“朦胧美”的现象便很快被打破。所谓基督教团，实际上就是指耶稣会。别觉得这些家伙打着上帝的名号有多高贵，他们曾经可是一度被罗马教皇视为异端邪说，就连其创始者罗耀拉都吃了一阵子的牢饭。

耶稣会与基督教廷（罗马教皇）的恩怨之所以当时的基督教廷如此排斥耶稣会，则是因为这群人的思想对于教皇而言有些威胁。据记载，耶稣会的传教方式以随机应变著称，基本上只要你能接受基督教的信仰，他们的上帝可以成为任何一个人，甚至是一个物件，所以我们可以将他们传教的口号视为“只要你信，怎么信下去就是我们的事情”。

方济各·沙勿略 耶稣会创始人之一，第一位踏上日本国土的天主教传教士

而自大航海时代开始，基督教向世界各地传教的行为屡见不鲜，但受教规教条的限制，大部分传教士的思想过于古板，坚持“祖宗之教不可变”，但耶稣会却反其道而行之，人家以“为了天主更大的荣光”为宗旨，丝毫不受教规教条的影响。

不过，尽管罗马教皇对耶稣会各种看不顺眼，可鉴于耶稣会取得了较好的传教效果，教皇出于利益考虑最终也不得不同其妥协。西元1540年9月，罗马教皇通过教令，不仅宣布并承认了耶稣会的合理合法性，甚至还将罗耀拉释放，并下令派遣耶稣会前往东方传教。

那么，耶稣会在日本又是如何运作的呢？

耶稣会在日本是如何运作的？首先，他们完美利用了商业价值，提出了商教合一的原则，说白了就是：你想买我的新型武器物件吗？虔诚的颂句‘哈利路亚’听听。而我们都知道，早在战国时期以前，日本天皇就分开始封诸皇子，而原因并非如我国周朝那般是为了封赏和拱卫京师，而是因为连天皇都实在是吃不起饭了。

天皇自身尚且捉襟见肘，再加上管个皇太子的口粮已经很不易了，至于多余的皇子，只好赶紧分封让他们前往各自的封地，令其自力更生，养家糊口去。因此，自战国时代爆发，日本从上到下各个阶级都过得浑浑噩噩，这时，当西方先进的物件和武器进入后，自然极大吸引了统治者们的兴趣。所以在耶稣会传教的过程中，甚至还得到了许多战国大名的保护。

其次，日本佛教在当时也不争气。自室町幕府后期，佛教的影响力大不如前，为了继续生存下去，一部分佛教选择了隐世，待时而动，可另一部分佛教却成了大名帮凶，和统治者同流合污，一道欺压百姓。你想，当僧侣强迫你将剩余的口粮交出，还借口说是用以供奉神佛，你心情是怎样的？

因此，当时一部分日本民众，对佛教可谓是失望至极，所以当面对新型的宗教信仰后，这部分人便纷纷选择了皈依。

如火如荼的耶稣会传教活动西元1586年5月4日，丰臣秀吉见耶稣会的传教活动如火如荼，也没加以制止，反倒是颁布了《关白殿许可状》（原文件已佚，只在由弗洛伊斯所编撰的《日本史》中有所记载，即：予准许传教士在日本居住，并赋予住所不用作士兵宿泊义务、不缴纳佛僧寺院等所需缴纳课税之特权。对彼等在宣讲基督教教义时不得妨碍），不仅允许承认耶稣会的传教活动，并对传教士的人身安全予以保护。

一开始，丰臣秀吉并没想那么多，毕竟耶稣会只在民间活跃，能够通过允许传教和西方人做生意，也无伤大雅。

教士在日本传教

传教活动遭日本官方紧急叫停但是，打脸的行为却如期而至。

西元1587年6月19日，丰臣秀吉再度颁布《驱逐传教士令》。有意思的是，无论是《关白殿许可状》，亦或是《驱逐传教士令》，两部文件颁布的时间相隔甚至不到一年，对耶稣会传教士的态度却是天壤之别。

究其原因，则是因为耶稣会在向日本传入世界文化的同时，也带去了许多不为日本统治阶级所容忍的思想理论。要知道，自地理大发现后，新出现的资本主义思想随着传教士、商人等活动轨迹传播开来，可这与日本所坚持的封建统治背道而驰。对任何一个封建统治者而言，这群满嘴跑火车的西方人，远比刀剑枪炮危险得多。因此，耶稣会的部分言论才被丰臣秀吉视为异端邪说，有动摇自己统治的嫌疑。

日本宣布“闭关锁国”，吉利支丹时代被终结

德川家光

西元1633年至1639年间，江户幕府第三代“幕府大将军”德川家光，为了彻底消除耶稣会这等异端邪说的影响，在六年间连续颁布五部“锁国令文”，视为日本闭关锁国的开始，同时也吹响了终结吉利支丹时代的号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