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文化 广泛地吸取中国文化

日本文化与中国文化有密切的联系，广泛地吸取中国文化是日本文化发展的重要条件之一。

日本最初没有自己的文字。大约自三世纪起，中国文化通过大陆移民经朝鲜传入日本。据《日本书纪，记载，公元285年百济博士王仁至日本，传人《论语》十卷、《千字文》一卷，并向皇太子冤道稚郎子进行汉字和儒学的启蒙教育。到五世纪，日本贵族已经能够熟练地使用汉字了。478年，雄略天皇致南朝宋顺帝的奏文，就是一篇很好的汉文作品。大约与此同时，日本人开始学会利用汉字作音符来书写日本语。比如，要表达“明天见吧”这句话，就要写成“安寸安波武”。从此日本人可以用自己的文字记事作文，表达思想，对发展民族文化有重要的意义。

古代日本人信仰神道教，神道教是源于万物有灵的原始宗教信仰，认为日月风雷，山石湖海以及其他许多动植物都有神灵。祖先崇拜在宗教信仰中也占重要地位，每个氏族都有自己崇拜的祖神。大和国家统一后，皇室力图把自己的祖神天照大神说成是君临诸神之上的主神，但这一企图不为其他氏族所接受。大约在五六世纪，佛教也从大陆传入日本。佛教主张忍耐、顺从，并且兼容懦家的忠孝思想，很适合日本统治阶级的需要。佛教又是外来宗教，不受氏族界限的影响，特别是佛教比较集中地体现了中国的先进文化。因此，佛教一传到日本就得到贵族的积极文持，迅速发展起来。佛教的广泛流行，对于吸取和传播中国文化起了重要的作用。

七世纪以前，日本学习中国文化主要通过大陆移民的传播。圣德太子时期(593一627年)一改从前间接学习中国文化的做法，直接向隋朝派遣使者、留学生和求法僧，积极主动地学习中国文化。著名的留学生高向玄理、蒲渊诱安和僧妥等人都在中国留居二、三十年，归国后对传播中国文化和推动大化革新都起了重要的作用。圣德太子也大力提侣佛教，建立四天王寺，崇尚佛法，从此佛教大盛。大化革新以后，日本继续大力吸收中国文化。自630年至894年间，派遣唐使十几次，随行的有许多留学生和求法僧。吉备真备和阿倍仲麻吕是日本留学生中的杰出代表。吉备真备在唐留学十七年，积极吸取唐代文化精华，回国后不仅在太学教授三史、五经、明刑、算术、音韵、书法等科目，并且给孝谦夭皇讲解礼记、汉书。他利用汉字的偏旁创造了日本楷书字母—片假名。后来留学僧空海又

模仿汉字草体创造了草书字母—平假名。阿倍仲麻吕十九岁人唐留学，改名晃衡，毕生致力于学习中国文化，直至七十三岁化为唐土。他情通文学，擅长诗歌，与唐代大诗人李白、王维、储光羲等是知己好友。他的诗作反映了中日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深厚情感。中国人民十分器重阿倍，他在唐朝任职，官至从三品，死后蹭从二品，潞州大都督。这是外国人在中国做官的历史上所罕见的。与大批日本留学生来中国的同时，也有不少中国人到日本去传播文化，为中日文化交流作出了重要贡献。八世纪中叶，年逾花甲，双目失明的中国高僧鉴真和他的弟子，经过许多周折，历尽艰险，到了日本。他不仅带去了佛教各宗经典，建立佛教律宗，还在建筑、雕刻、美术、书法、文学和医药等方面，把唐代的灿烂文化带到了日本。

由于日本积极吸取中国先进文化，为日本的文化发展莫定了基础。因此出现了奈良时代和平安时代的文化高潮。奈良时代（710一789年），日本仿照唐代贵族教育制度，在中央设太学，地方设国学，各置博士、助教，教授经学、律令、音韵、文学，谷法和算术等科目。贵族一般都通晓汉文和汉诗。保留至今的最古的汉诗集《怀风藻》就是日本贵族阶级文学作品的代表。八世纪初编成的《万叶集》是用汉字作音符写成的日本诗歌(和歌)集，其中不仅

有贵族、僧侣，而且有农民和士兵的作品，比较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日本最古的两部史书《古事记》和《日本书纪》也是在八世纪初编成的。到平安时代(794一1185年)又陆续编成《续日本书纪》、《日本后纪》、《续日木后纪》、《文德实录、和《三代实录》等史书，加上《日本书纪》合称布六国史》。佛教在奈良时代获得很大发展，743年在首都奈良建东大寺，地方各国建国分寺。与佛教有关的建筑、雕刻、绘画和工艺等都有了新的发展。东大寺和圣德太子建立的法隆寺集中代表了佛教艺术的精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