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为什么会有“耻文化”

2006年夏天的一天，突然想约一位关系户朋友下班后去喝一杯，但朋友居然提了条件，第一要去接他，第二是酒馆要在他家附近，能走着回家。笔者觉得奇怪，怎么喝杯酒有了这么多麻烦，上市公司就这么牛啊？这是他反问了一句：“你不知道福冈前几天出的事？”

当然知道，那是一次交通事故。坐着一家五口的一辆车被一个酒驾者从大桥上撞到了海里，造成坐在车里的三位4岁、3岁和1岁孩子淹死。这个悲惨的事件因为酒驾者是福冈市政府的职员而被媒体放大瞩目。

听到朋友“公司已经下了通知，绝对禁止酒驾，如有违反，绝对严惩不贷”的说明，我禁不住敬佩了一下：“你们到底是上市公司，很注意自己的形象”。

关系户有些不解：“怎么你们事务所还没打招呼？那你们的管理有问题”。

正说到这里，笔者突然发现原来早就来了有关严禁酒驾通知的电邮，只不过自己没注意。

日本的公司对雇员的管理并不只限于“八小时之内”，甚至私生活也是这样，下班之后的不少私事也会被公司干涉。因为雇员出了麻烦会影响公司的形象，而“公司的形象”在日本不是个抽象的概念，而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东西。

去年12月22日，也还是福冈县警察突然出动抄了好几个人的家。这是因为北九州市有一家叫“石桥建设工业”的公司向警察提出了求助要求。

10月10日，神奈川县的高速公路上发生了一件恶性交通事故，但是不知道怎么搞的，在千里之外的福冈县北九州市的网上却传出了“肇事者石桥和步是北九州‘石桥建设工业’家的小开”的传言，而且越传越广，接着公司和社长家的地址和电话也被人在网上公开了出来，出现了大量骚扰电话，一天有100多个杀到，感到了危险的社长都不敢让孩子上学，只能向警察救助。

资料图：网上传播的假信息

资料图：假消息的更正说明

在这个案例中石桥建设和石桥社长是蒙受了不白之冤，在向警察求助之后得到了警察和主流传媒的帮助，骚扰电话本身就是违法的，法律会保护公民不受骚扰侵犯。然而问题是：如果石桥和步嫌疑犯真的是石桥建设家小开的话，事情又会怎么发展？

如果是真的话基本上事情就会向另一个方向发展，石桥建设不但不会向警察求助屏蔽骚扰，就不会再有人照顾石桥建设的生意，已有的顾客也会流失，最后结果就真的会像骚扰电话所提的要求那样：石桥建设真的很可能会倒闭。

在日本人看来理由很简单：犯下了那么严重的罪行的人的家人也应该受到社会的制裁。同样的道理，如果是普通的雇员犯有严重过失，哪怕不是业务过失，公司也会受到来自社会的制裁，这种制裁大公司有能力承受，而一个中小企业很可能就会被制裁垮掉，在日本的传统文化中，企业的概念和家也差不多。

一种社会风俗总有其存在的根据。日本治安和社会秩序的良好是公认的，良好的社会秩序其实这和这种风俗有很大的关系。本尼迪克特在《菊与刀》中揭示了日本文化中“耻文化”概念，但是并没有能够回答“耻文化”是如何维持的问题。日本是没有宗教的国家，日本人没有基督教中“罪”的概念，无法用道德来维持“耻”的概念。实际上日本传统文化中用来维持“耻”概念的是将不守规矩的人驱逐出社团生活这么一种社会制裁手段。日本是一个自然灾害的博物馆，在古代日本，离开了社团集体很难生活下去。

日本传统文化中有一种“村八分”的风俗，如果有村民违反或者破坏了村里的规矩，但又因为没有犯法而不受官府追究的时候，村民会自发地对这些人进行制裁，将其孤立起来。古时候日本人把村人间的交往分为十类，即救火、出殡、成人礼、结婚、生产、照顾病人、盖房、水灾、法事和旅行。在这十类交往中，除了救火和出殡之外，村民不会和这些人有任何交往，至于火灾和丧事是因为如果不帮忙处理会延烧到其他村民的房屋或者影响村里的卫生，不得不交往。但实际上真的被村八分了人在这两件事上基本上也得不到其他村民的帮助。

最近“欺凌”这个字在中国比较常见，其实“いじめ”是日本文化的一种特色，就是用来维持集团行动主义的。“村八分”也是一种欺凌，遭受到村八分之后，在水源、肥料和农产品销售方面都会有相当多的不便，实际上就是被宣告驱逐出村。

那些所谓规矩和秩序也是天知道的东西，无非是村里的豪门大户的规定而已，并不能说有多公平。日本本身就有地方自治的传统，战时内务省又弄出来了“邻组”的制度，有点像中国的保甲，但要比保甲更强有力。

日本在明治之后从法律上已经把村八分的做法看作为侵犯人权，早在1909年大审院（相当于现在的最高法院）的判例中就已经出现了判决村八分为恐吓的判决。因为就个人来说，拒绝和某个特定的人往来并不违法，但是如果一个集团决定拒绝和某人来往并且公开宣告的话就属于恐吓或者毁誉了。战后的民主改革废除了邻组制度，但是村八分的思维方式因为文化和历史的原因而无法根除。

一般都以为在二战之后经过了民主改革的日本，明目张胆的村八分已经很少见了，但是这些年不断暴露出还有不少地方依然根深蒂固地保持着这个传统。

这些年日本农村的衰落成了一个很大发的社会问题，不少地方企图吸引城里人去农村落户，参加农业生产，也确实有城里人因为厌倦了城市里的紧张生活而向往农村。但是不少人到了农村之后就发现面对着城乡意识的矛盾，因为这些矛盾立即被村八分，而且十分恶劣。不仅如此，村八分的古老思维方式还随着城市化的进程进入了城市，演变成对犯罪者家庭成员以及雇佣了犯罪者的职场的骚扰行为。

村八分实际上是一种不留生理痕迹而且扩大了的名誉刑，将受刑人的单位扩大到了整个家族。而城市里的村八分更是扩大到了雇佣的公司。两者的思维方式都是一样的：“破坏秩序者的家族也应该受到惩罚”，在终身雇佣成分所占比例很大的日本，无法逃避的公司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家族的一种延伸。

这和中国古代的株连有点相像。但中国过去的株连是因为政策上的过失，现在株连政策被废除，现在已经看不到痕迹了。但是日本的这种株连是扎于文化之中，很难根除。刑事犯罪者的家人在日本的处境非常艰难，比如电视剧《相棒》中就有恐怖分子的女儿再次成为了恐怖分子，其原因就是社会对她的歧视使她反过来报复社会，虽然这只是文艺作品，但社会背景就是这样。

因为惧怕这种制裁，家庭也好，职场也好，对其构成成员的监视都很严格，而且人们在遇到事情时不仅会考虑到自己，还会考虑家族可能遭遇到什么的问题，而不至于会做出太偏激的反应，所以不能否认这种思维方式确实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社会秩序的安定。

但按照现代社会的法治和人权概念，无论出于什么考虑，召开道德法庭对无辜的人进行骚扰都是违法的私刑行为。随着社会的进步，人们更不能接受对于私生活的骚扰，特别是对完全无辜者的骚扰，所以这些年“保护罪犯，哪怕是杀人犯家族的权利”在日本也开始被人注意。

当然，就像人类历史上发生过无数次的事例一样，谁也无法预料这种观念的变化到底会带来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