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自信 源自何处？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是在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际，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期，召开的一次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会议。它在党的历史上第一次用中央全会的方式来研究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问题，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决定》指出，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具有多方面的显著优势，其中之一就是“坚持共同的理想信念、价值理念、道德观念，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促进全体人民在思想上精神上紧紧团结在一起的显著优势。”这就从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层面，指明了我们坚定文化自信的重要意义。准确理解文化自信在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作用，必须从本源上理清文化自信和国家治理理念的内在一致性。

文化自信来源于我们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传统文化中蕴含着丰富的治理思想。《礼记·礼运》记载了儒家向往的太平盛世，“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从道家观点来看，“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意思是有余的应该往下压一压，以帮助那些弱势的人和群体。中华民族的古圣先贤早就向往人们的物质生活充实无忧、道德境界充分升华的大同世界，这些与社会主义的治理理念息息相关。在具体治理方式上，《论语·为政》提出，“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为国以礼”、德主刑辅，德治和法治皆不可偏废。儒家期待的治理效果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其乐融融、各得其所，以此实现天下大同的美好理想。道家主张顺应自然和社会发展规律，“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以此达到天下相亲、邦国和谐的治理目标。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基因，植根于中国人的内心，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中国人的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在新时代的历史背景下，对其中蕴含的治理思想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必将为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强大的精神支持。

文化自信来源于我们对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总结和提升，来源于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确立和巩固。鸦片战争之后，无数仁人志士为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历经了从技术层面、社会革命层面、实业层面到制度层面、文化层面的反复探索。马克思主义以实现人类自由解放为目标，它以其科学性、革命性、实践性、人民性、发展性赢得了中国的先进分子。马克思主义使中国人民认识到，国家贫困落后的主要原因在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进行了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培育和创造了独具特色的革命文化。红船精神、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等，展现了中国人民顽强不屈、坚韧不拔的民族气节和英雄气概，共同构筑了中国共产党人宝贵的精神财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形成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它是在党领导人民推进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实践中，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形成的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代表着时代进步潮流和历史发展方向，寄托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表达着各族人民对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的殷切期待。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形成起来，随着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及其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巩固，必将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征程提供巨大的精神动力。

文化自信来源于我们对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坚定信念，来源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文化建设中引领作用的发挥。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新时代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理想。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正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要广泛凝聚人民精神力量，就必须凝练出一套与我们的奋斗目标相一致，并能形成广泛社会共识的价值观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一脉相承，共同构筑了当代中国文化的主流。它从国家、社会、个人三个层面，巩固了全体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理想信念，为新时代坚定文化自信提供了价值认同，为培根铸魂厚植了时代元素。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下，推动理想信念教育、弘扬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提升公民道德水平、加强法治建设，必将为我们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深厚的文化支撑。

（来源：党建网，作者：薛晋锡，原标题为《坚定文化自信，助力国家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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