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宁玲教授新冠感悟：坏事变好事——从疫情看中国健康文明进步

作者：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孙宁玲

洗澡时我无意中看到了胳膊上种的牛痘疫苗的瘢痕，这勾起了我对过去疾病流行的一些回忆。

我的儿童时代患过猩红热，水痘，肺炎，对发病时自己的痛苦和父母的焦虑记忆犹新。后来，我看到周边很多人得了肝炎、肺结核。那时的医疗保健在我国，还处于低级阶段，人们对防病知识的缺乏，很难阻断一些传染病的传播。甲肝和乙肝的传播使得我国成了一个肝病的大国，这许多都与不良的健康习惯有关。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孙宁玲教授

2019年末突发COVID-19疫情，迅速在全球传播和泛滥，使3000多万人遭受疾病侵害，近100万人死于这种恶性传染病。这是疾病给全球带来的灾难，也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警觉。

在疫情面前中国带了个好头，以人民的健康为中心，第一次化零为整，在一个硕大的国家，统一部署，一致抗疫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功。

战疫成功，我们总结了四条宝贵策略经验：建立方舱医院，全民隔离，派出专业医疗队支援，把住外源输入关口；技术经验当然就是戴口罩和勤洗手。这6条措施使整个民族和国家迅速地摆脱了疫情的困扰，快速进入经济发展期。这是中国制度的优势！

而我们再看美国、欧洲没有把握住这6条，直至今天仍然处于被疾病困扰的境地。所以我们以国家为荣。

在疫情期间全民舍小家顾大家的的奉献精神，成就了一个国家进步，这是精神文明的体现。

对一个疾病的态度能够反映出人民健康文明过程中的态度。从八国联军到鸦片战争，被奴役中国人民疾病缠身，甚至被称之为“东亚病夫”。那时基层广大的民众，没能获得良好的健康教育，抽大烟、肝病、传染病……

解放后中国在医疗保健上加大投入，建立了儿童免疫疫苗的接种，遏制了天花、水痘、猩红热，这些曾经困扰中国健康恶性传染病，但一些生活方式的传染病，如结核、肺炎、肝病虽有改善，但仍然收效甚微，因为生活方式的传染病是与生活习惯相关的。

旧社会中形成的和社会发展中遗留下生活习惯上的一些陋习，比如：不爱洗手，随地吐痰，咳嗽喷嚏不捂嘴，吸烟等等，仍潜移默化的遗留在人生的印迹之中。所以肺结核一直有抬头的趋势，肺炎、肺癌、肝癌的比例也越来越多。尽管政府每年都会投入大量的费用进行开发疫苗，研制新的靶向治疗药物，但并未能完全切断“源头”。

2019年COVID-19疫情，政府下令隔离，全员“佩戴口罩”“勤洗手”不论是白领还是蓝领，上到中央领导，下到贫民百姓，在出入所有公共场都是如此。大众从不习惯到习惯，从被动到主动，连续近11个月，慢慢养成习惯，我看到就是那些最不讲究卫生的人群也都慢慢地形成了多洗手，戴口罩的简单卫生习惯。

现在，我们走到中国任何城市的公共场合，都可以看到主动戴口罩人占70%以上人群，随时洗手的习惯也得到了很大的改观。

在疫情爆发后近1年的时间内，这种主动健康的习惯，使得结核、肝炎、呼吸系统疾病、痢疾肠炎的门诊量明显减少（因为呼吸道感染——戴口罩就可以减少传播；肝炎和痢疾肠炎由消化道传染——勤洗手就可以避免），获得了意想不到公共健康的益处。这得益于两个简单卫生习惯的改变——“戴口罩”和“勤洗手”，就是这么两个看似不起眼的卫生习惯，却给国家带来的极大的效益经济比。

一场疫情虽是坏事，在疫情过程中，国家进行全员健康总动员，将最简单的医学和防护知识传递给公众，并快速深入人心。在重要的公共场所（飞机、公共交通，影院、超市及商场等）戴口罩，回到单位和家里要洗手，采取这些措施使全民懂得了戴口罩和洗手的重要性，使得每年都发生的呼吸系统和消化系统疾病大幅度的减少，维护了一个国家和个人的健康。

从这个角度而言，坏事变成了好事——疫情给我们带来的健康理念的进步，也带来了健康、精神文明的进步。

#超能健康团##医师报超能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