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与石头有关的京西古村 汉白玉孕育了它
作为一个村庄的名字，“石窝”使我眼前一亮。毫无疑问，这个字眼属于乡间俚语，你可以把它理解为石头的老家或者石头的故乡，但都不如“石窝”更形象，更亲切，更富有通俗的韵味。2018年3月，在北京发布的第一批市级传统村落名单中，共有44个村庄入选，石窝村位列其中。一个与石头有关，又历史悠久的京西南古村落，一下子引起了我的兴趣。时隔半年，我又在《北京日报》看到一则消息——《石窝村史馆传承汉白玉文化》，便随手剪裁下来。就这样，一个参观村史馆、游走石窝村的计划产生了。然而，忙忙碌碌，一再拖延，直到几天前才终于成行。
石窝村的工匠正在雕刻。 摄影：张玉军 供图TAKEFOTO
村史馆在村委会办公楼里，只有一间展室。我是一边上楼一边打听到那间展室的，展室的门开着，却空无一人。一位村干部问明来意后，叫来了一位女讲解员。女讲解员热情洋溢，像是在接待一位远方的客人。虽然展览是对外开放的，我仍感到自己有些唐突。为了表明对石窝村及汉白玉文化的兴趣，我从背包里拿出当初的剪报，那是2018年9月12日《北京日报》第5版的一角。讲解员嫣然一笑，示意我往墙上看，原来“结语”的旁边也贴着这份剪报，还加了一层塑料保护膜。也许是剪报消除了隔阂，她开始声情并茂地讲述石窝村的前世今生，尽管展室里只有我一个参观者。
展室布置得整洁而精致，主题为“精美的石头会唱歌”，除了《序言》和《结语》，还根据不同内容划分出了石之源、石之藏、石之技、石之艺、石之景和石之情六个展区，不大的空间被充分利用。展室的显要位置有一个硕大的金色“匠”字，旁边贴着十几张汉白玉艺术品的老照片。讲解员告诉我，那些汉白玉艺术品均出自石窝村老石匠之手，获得过各种奖项，体现了石窝人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
从这里，我开始了解石窝村——这个伴着云居寺而生的古村。
1999年9月9时9分9秒，石经再度回归地穴封藏。 （资料照片）
云居寺与石窝村的源泉
先有汉白玉，后有石窝村。不论是储量，还是质地，抑或开采加工历史以及雕刻工艺，大石窝汉白玉在全国都是首屈一指，而石窝村是大石窝汉白玉的标志性产地。据《房山县志》记载：“大石窝在县西南四十里黄龙山下，前产青白石，后产白玉石，小者数丈，大者数十丈，宫殿营建多采于此。”这里所说的“大石窝”，就是现在的房山区大石窝镇石窝村。
石窝村以北大约五公里的地方，有一座千年古刹云居寺，这座坐落于石经山西南麓的古寺因石刻佛经而闻名于世。石经山古称白带山，因为那里的山体热，一下雨，山间便云雾缭绕，像是缠绕着一条洁白的带子。隋朝大业年间，幽州智泉寺僧人静琬吸取北魏、北周两次灭佛灾难中很多纸本、木刻佛经被焚毁的教训，继承其师遗愿，在荒僻的白带山开创了刊刻石经的千秋大业，意在使佛经永久保存。之所以把刻经地点选在白带山，一是因为这里距大石窝很近，可以为刻经提供充足的石料来源。二是当年的白带山山深林密，远离尘世喧嚣，便于僧人静修和刻经藏宝。
大量工匠、民夫和僧人聚集到白带山后，一个现实问题产生了。他们在荒山野岭中从事采石刻经作业，既没有可供食宿的房屋，也没有习经诵经的寺院，每天早晨从山下的住处赶到山间的工地干活儿，傍晚收工后，再拖着疲惫的身躯回到各自的住处。日复一日的往返奔波，既耽误时间，又消耗精力，给刻经事业带来极大不便。于是，一个在白带山下修建寺院的念头在静琬的脑海中萌生了。然而，由于刻经的经费有限，这一想法暂时搁浅。唐贞观五年（公元631年）盛夏，暴雨引发山洪，杖引溪上游两岸崩塌，将上千棵巨大的松柏抛入溪中，随溪水漂流到白带山下。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这些上好的木材使静琬如愿以偿。于是，云居寺诞生了。
云居寺创建初期，并非真正意义上的佛教寺院，它所承担的一项重要职能是为采石刻经的工匠和民夫提供食宿。或者说，那是一座汉白玉开采的大本营。从文献记载看，静琬在白带山主持刻经时，采石、运石、磨碑、刻经以及将刻好的石经存入藏经洞，都有专人负责，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工序。刻经的人有寺院僧徒，也有俗家工匠。僧徒从事刻经属于宗教职责，而工匠则是花钱雇佣的。随着采石刻经规模的不断扩大，聚集的工匠越来越多，云居寺渐渐捉襟见肘。另外，除了刻经，皇家宫殿、园林、陵寝等建筑也大量使用汉白玉，从而使汉白玉的开采量日益增大。积年累月的开采使汉白玉产地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坑穴，采石人称之为“大石窝”。因为长期在大石窝工地从事采石作业，工匠们索性在附近定居下来。定居的工匠及其家眷越来越多，渐渐形成了村落，而村名顺理成章地成了“石窝”。
石窝村形成以后，云居寺才逐渐回归佛寺职能。大石窝汉白玉的开采起始于静琬刻经，而在采石刻经的过程中，先后诞生了云居寺和石窝村。自静琬开始，历经隋、唐、辽、金、元、明六个朝代，绵延1039年，镌刻佛经1122部、3572卷、14278块、近3000万字，从而建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最古老的石刻佛经图书馆。唐开元年间至辽代是刻经活动的鼎盛时期，唐玄宗曾把《开元大藏经》赐给云居寺作为石刻底本，辽代则使用《契丹藏》作为底本。那些凝结着四十余代僧人心血、汗水和智慧的石刻佛经，是愚公移山精神的真实体现。石经的刊刻规模之大，历时之久，在人类文明史上是罕见的。石窝村的汉白玉为这一浩大工程提供了强有力的物质支撑，那些精美的石头书与石窝村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云居寺的石刻大藏经均刻在石板上，分别藏在九个岩洞内。在石经山半山腰，开凿有九个藏经洞，分上、下两层，其中八个洞为封闭式，装满经板后用石堵门，以铁水浇铸。只有一个规模最大的雷音洞为开放式，静琬最初刻经146块，嵌在洞的四壁。洞内有四根八面的立柱，柱上雕有佛像1056身，故称千佛柱。九个洞内共藏经石4196块。山下寺院内的南塔亦名压经塔，塔下地宫藏经石10082块。全部经石14278块，镌刻有佛经1122部3572卷，堪称世界佛经铭刻之最。为了更好地保护这批珍贵的文化遗产，云居寺于1999年9月9日9时9分9秒将10082块辽、金石经全部回藏到恒温、恒湿、密闭、充满氮气的地宫中。
因为石窝村是由采石工匠聚居而成，而这些工匠来自五湖四海，所以村民的姓氏复杂繁多。现有900多户、2800多人的石窝村，姓氏多达上百个。姓刘的人家相对较多，也不过30户，还不是同一宗族。一千多年来，房山当地人与天南地北的能工巧匠混居在一起，男婚女嫁，繁衍生息，形成了多民族和谐共处的格局。仅明朝永乐年间，出于大规模修建皇城及陵园的需要，就从山东、山西、河北、河南以及南京等地招募了大批工匠，在大石窝从事采石加工等工作。直到清代，仍不断有各地工匠加入进来。这些工匠中的许多人落地生根，成了石窝村村民。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石窝村是一个移民村落。
历史遗迹难寻觅
辽金以后，由于大石窝汉白玉大量用于皇家建筑，不再由僧人主持开采，而是直接由朝廷控制。官府在石窝村设立监督衙门，监督官员往来于衙门与采石工地之间，管理与采石有关的一切事务。明朝永乐年间和正统元年，就有朝廷官员先后奉明成祖和明英宗之命到石窝村督采石料，所采十三陵碑、象、驼、马等石料历时三年才完工。民国时期的《房山县志》还记载了清代修建紫禁城宫殿，派官员督办采石的情况：“清嘉庆六年修复殿工，命侍郎张舜臣、主事李健于大石窝采石。”
当年的石窝村，东西景观大不相同。西边高墙深院，戒备森严，是囚禁犯人的监狱。所谓犯人，就是那些消极怠工或不服从管理的工匠。东边却是店铺林立，一派繁华景象，所以人们把石窝村东口称作东店，那里曾是白带山一带的商品集散地。
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汉白玉开采是在明清时期，成千上万的工匠驻扎在几个营地，以旗语为号令，统一指挥。石窝村西北的青石山就是当年的旗杆山，升旗出营上工，落旗收工回营。石料开采技术性强，难度大。优质汉白玉藏在50米深的地下，厚度一般为0.9米到1.5米，在当时技术条件落后的情况下，仅凭人力用锤子沿石弦破开重达数吨甚至数百吨的汉白玉，艰难程度可想而知。将采到的巨大石料运往50公里以外的京城，甚至更远的十三陵，以及清东陵、西陵，又是一大难题。聪明的石窝人发明了一种旱冰船和链车，使这种运输成为可能。他们每隔一里地凿一眼井，到了寒冬时节，取井水泼地，井水结冰后，再将巨石放置在被称为旱冰船的特制木架上，然后像纤夫拉纤那样以人力拖拉。据说，当年用这种方法将一块长3丈、宽1丈、厚5尺的汉白玉从石窝村运达京城，调用民夫2万人，耗时28天，花费白银11万两。
据考证，当年从石窝村运入京城的汉白玉毛坯料最重的一块达300余吨，这块石料是明永乐十八年（公元1420年）运抵京城的，经过雕饰后用在了紫禁城宫殿上。清乾隆二十五年（公元1760年），重修紫禁城宫殿时，拭去原有纹饰重新雕镂，用于宫殿御路的云龙石阶，这就是著名的保和殿大龙石，又称保和殿大石雕。保和殿大石雕是故宫最大的一件石雕，重新雕饰后，长16.57米、宽3.07米、厚1.7米，重约200吨，镶嵌在保和殿后的御路上，浮雕九条腾飞的巨龙，出没于流云之间，下面为海水江崖，四周雕刻着卷草纹图案，构图严谨，气势磅礴。
当我提出看看村里的历史遗迹时，讲解员浅笑着，无奈地告诉我，已经不存在了。“当年的监督衙门、监狱、店铺，还有运输汉白玉的旱冰船，没有一点痕迹了吗？”我问。“嗯，没有了。”讲解员肯定地回答。“那么，工匠们住的老房子呢？”我不甘心地问。“那些老房子成为危房后，陆续翻新了。现在村里年头最久的房子，也就一百多年。”讲解员老老实实地回答。从旁边走过来的一位村干部和蔼地笑着，证实了讲解员的回答。
石雕技艺传承至今
作为一种珍贵的大理石品种，石窝汉白玉洁白坚硬，石体中泛着淡淡的水印，属于白云岩类奇石。目前，我国的白色大理石主要出产自三大矿区，一是以房山大石窝汉白玉为代表的华北矿区，二是以莱州雪花白、江苏赣榆雪花白为代表的华东矿区，三是以四川宝兴东方白、云南白海棠为代表的西南矿区。由于汉白玉为白色，品质优良，行业内便将上述白色大理石统称为汉白玉。
讲解员看我对汉白玉兴趣浓厚，建议我去看看汉白玉文化艺术宫。“那座白色的建筑所使用的石材，全部是大石窝汉白玉。”她说。然后，又一脸遗憾地告诉我，汉白玉宫已经关闭，游客无法进入，只能看看外观。
从村委会往东百米左右，过马路，就是那座富丽堂皇的汉白玉宫了。一道铁栅栏将汉白玉宫与门前的小广场隔开，铁栅栏锈迹斑斑，这座建筑似乎已经关闭很久。我把手机从铁栅栏的缝隙里伸进去，试图拍下这座建筑的全貌，但因为汉白玉宫坐南朝北，此时刚好逆光。这座建筑的东侧是中华石雕艺术园，由于内部施工，也已关闭。从造型别致的门楼及雕刻精美的门柱，可以想见园内石雕作品的美妙。
马路对面是几家石雕厂，汉白玉栏杆里面的空地上摆放着已经雕刻完成的石狮、石象、石鹰等。一位壮汉从仿古小楼里走出来，笑容可掬地与我搭讪，我们的话题便围绕石雕展开。大石窝汉白玉的雕刻类型繁多，基本的工艺程序是选料、放线、打荒，然后经过挖、打、砍、剁、扁光细作、打磨雕刻等工序完成。在整个雕刻过程中，所使用的工具有锤、錾、剁斧、扁子、墨盒、卡尺、尺板、卡钳、砂石块等。我在大石窝村史馆的展室里看到了这些工具，它们被摆放在玻璃橱柜里，下面铺着蓝色的绒布，看上去似乎很珍贵。尽管这些工具简陋而原始，但到了能工巧匠手上，它们就像被施了魔法，可以成就妙不可言的艺术品。
大石窝石雕工艺兼收并蓄，在消化吸收各种技法的基础上，形成了自己个性鲜明的风格。手艺人的技法传承基本为口传心授，传承关系以父子和师徒为主。在清代以前，手艺和绝活多为家传，儿童自幼耳濡目染，长大成人后，渐渐掌握了雕刻技法，便吃上了石匠这碗饭。后来的师徒传承中，学徒一般从开山学起，接着学习石料加工，然后才能学习精雕细刻。学习周期一般为三年，在此期间，徒弟的自觉性和主动性决定了学习的效果。只有那些肯下功夫、爱动脑筋、心灵手巧的人，才能学到真本事。正所谓“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
在与石头打交道的过程中，石窝村的匠人们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石作习俗。过去，石窝村北街曾有一座鲁班庙，相传修建于明朝永乐年间。该庙坐北朝南，正殿供奉着鲁班塑像。每年农历三月十七，石匠们便聚集在庙里焚香祭拜，因为这一天是鲁班的生日。据说，鲁班有四个徒弟，大徒弟是石匠，二徒弟是木匠，三徒弟是瓦匠，四徒弟是画匠。所以，石匠们将鲁班视为始祖，并将他的生日确定为石匠节。在这个喜庆的日子里，石窝村的工匠们放假休息，村子里走花会，演出文艺节目，好不热闹。
另一个重要的节日是开山节，在农历十月十五日，相传这一天是山神的生日。开山前祭拜山神是必不可少的一件事，也是石窝村沿袭千年的习俗。采石地点确定后，开山“把头”将墨斗、方尺、尺板这三件主要工具供奉在山前，工具前面摆放一块牌子，上面写着“太公在此，诸神退位”。在长期祭拜活动中，那三样工具被赋予了一种神圣色彩，所以不能随便把玩。
采石运石，石匠们以号子为令。号子分为预备号、起动号和停止令。预备号反复唱起时，工匠们进入准备状态。起动号是一叫一答，号手嗓音洪亮，唱起来铿锵有力，工匠们根据节奏，进行起、撬、调头等作业。停止号令为“我撂”。石匠号子朴实而简洁，又不失优美。
独具特色的汉白玉文化使石窝村成为中国民间石作艺术之乡，被誉为京郊走出国门施工第一村。
村后山顶上有块夹杆石，1407年立于此处。古时此处立百尺高杆，上挂青龙旗，定为号令旗，工匠观旗为号，旗升为上工，旗降为下工。
石窝村有个美丽的传说
村前的牌楼。
石窝村村前赫然矗立着一座古色古香的牌楼，牌楼中间是白底红字——京西大石窝。一条笔直的柏油路通向北边的石窝村，村路两边装饰着造型别致的汉白玉栏杆。
正如讲解员和那位村干部所说，村子里已经看不到年代久远的历史遗迹。街边一座废弃的老屋，门窗残缺不全，里面横七竖八地堆满杂物，但临街的背面和侧面新刷了一层灰色涂料，从而遮盖了年深日久的气息。老屋旁边，是一座安装了太阳能装置的新居。与低矮的老屋相比，新居显得宽大豁亮。在离老屋不远的地方，一座陈旧的门楼却安装了崭新的防盗门，灰砖灰瓦与红色的铁门显得有些不协调。作为游人，我注重审美，但作为村民，也许更注重实用。
我在南街游走时，一位面容清癯的老人迎面走来。他看上去弱不禁风，说起话来却声如洪钟。提起这里的汉白玉，他一脸自豪，随口说出许多使用了石窝村汉白玉的建筑，比如，故宫、颐和园、十三陵、曲阜孔庙、承德避暑山庄、人民大会堂、毛主席纪念堂、中华世纪坛、人民英雄纪念碑等。“人民英雄纪念碑由1300块花岗岩和汉白玉组成，底座有两层平台，双层汉白玉栏杆，下层有8幅汉白玉浮雕。底部的双层栏杆和所有浮雕所使用的汉白玉石料，全都是当年的石窝石雕生产合作社提供的。”他说这话时，眼睛里闪烁着异样的光彩。
说到石窝村的石匠，老人给我讲了一个故事。明朝永乐年间，石窝村的一个石匠老来得子。因为知道石匠的艰辛，他发誓不让儿子步自己的后尘。夫妇俩省吃俭用，从牙缝里挤出钱来供儿子读书。儿子也很争气，写得一手锦绣文章，书画更是遐迩闻名，成为学堂里的佼佼者。不幸的是，儿子十五岁那年，石匠夫妇相继离世。迫于生计，石匠的儿子不得不继承父业。拉线画样，打碑品石，几年的光景，他已经俨然一个成熟的石匠了。但在工头的眼里，他仍是个派不上大用场的“秀才”。
有一回，工头为了丰厚的利润，接了一个打造“蛟龙碑”的活儿。可他手下的石匠，连蛟龙碑的名字都没听说过，更不要说制作了。工头一筹莫展，但又不肯放弃。因为一旦放弃，不仅丢掉了可观的利润，还会使石窝村石匠的名声受损，外人会把他们看作无能之辈。一向寡言少语的秀才打听到二龙岗有一块蛟龙碑后，找到那块碑，并把它画了下来。然后，他照着自己的画打制了一块精美绝伦的蛟龙碑。工头大为惊奇，从此对他刮目相看。秀才打成蛟龙碑的事传开后，他成了大石窝一带的名人。人们对秀才赞不绝口的同时，也明白了一个道理，他是把学堂上所学的知识与父辈的经验结合起来，才成了最优秀的石匠。可见，只有文化知识能够使石匠这个行当得到提升。
故事讲完后，老人意味深长地笑道，这只是个传说，不一定真有其人其事。但这个传说能够流传下来，表明了人们的一种愿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