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显祖创作《紫箫记》后的经验总结 蕴藏其中的思想火花

《紫箫记》在总体上看来虽非成功之作，但其中也蕴藏着作者某些思想的火花。那究竟是蕴藏着怎样的火花，我们接下来就来探究一下。

比如，显祖思想中的“侠”的观念，就屡屡在剧中人物身上得到了体现。作者在描写霍小玉对待爱情的坚贞品质时，用了“砥警石之心，有如皎日”、“方知女子过男子，不道今人让古人”的语言，他是视小玉为“情侠”的。

李益的好友尚子毗，是曾在唐室国子监游学的羊同国人，归国后鉴于国王是我昏庸无道，常抒发自己的悲伤与哀叹；他后来还有救助朋友的义举，当然这也是“侠”的典型。“侠”的阶级属性很难一言以蔽之，但《紫箫记》中之诸侠，实际上都处于正义的一方，这成了显祖后来在创作中反映正义与邪恶斗争的一个基础。

又如，前面提到的“讥托”手法，以剧中的某个场景中的人物来含沙射影出现实社会中的某种现象，这样的写作手法也许不值得一提，但一方面，却反映出作者自发地把戏剧创作同现实政治系来的倾向，倘能处理得当，也不失其为揭露击当时社会政治弊端的一种方法。

《紫箫记》中的一些片断描写，也有其一定的价值，如作者写鲍四娘原是骠骑将军花卿的姬妾，花卿后来因爱郭小侯的一匹马，竟将鲍与之交换人等价，触目惊地反映了封建时代妇女的悲惨命运。

剧中的曲词虽有浓烈的骈丽色彩，同时也显露了作者渊博的知识，高超的文字技巧和浪漫主义的表现风格。像第二十四出《送别》，抒写李、霍夫妻分别和思念之情，都有凄切哀婉之致，颇为动人。

虽然如此，可是显祖对于自己的剧作，并不总持“自以为是”的态度，却具有“自以为非”的精神。他不仅了帅机的批评，还虚心学习曲友们的创作，例如梅鼎祚《玉合记》传奇。梅鼎祚字两金，乐道人，安徽宣城人。万历时大学士申时行荐他做官，隐而不就。

梅早年与沈懋学是地方上响当当的文人，又同为罗汝芳的学生。显祖在万历四年游历宣城时与梅结识，对他的才华横溢颇为叹服。梅在改了显祖的作品之后，也曾加以指点说，你的文赋做得不错，就是诗作还不够到家。显祖亦甚以为然，继续发奋研习诗艺万历十四年八月，即在《紫箫记》辍作后、《紫钗记》问世前。

梅鼎炸曾特到南京与显祖见面，给显祖看自己的传奇新作《五合记》，这个剧本，是根据据唐人许尧佐的小说《柳氏传》改编而成的，时人评论：“许俊还玉，诚节侠丈夫事，不可不传。”这说明《玉合记》所表达的题旨，与显祖的观念是十分合拍的。

鼎炸也热衷于研俪文彩，时人对此褒贬不一，显祖读后却大加赞赏，并写《玉合记题词》，谈了他自己的看第一、他觉得这两部作品，虽然诗词方面的文藻都还不错，但梅的剧作在结构上比较集中凝炼，而自己的剧作却显得芜菱庞杂。

第二、他认为《紫箫记》那样，仅在个别地方对现实生活中的某种现象影射，并不足取。梅的作品，好就好在“传事而止”。这当然不等于不要思想内容，而是应就题材的本身去开掘内在的旨意，不必外加“讥托”，这才能“足传于时”，获得更加持久的艺术生命力。

这篇题词，实际上也是显祖对自己创作的一种反省和对得失经验所作的认真总结。当然，《玉合记》一味追求辞藻，卖弄典故，而后来显祖的《紫钗记》已大大克服了此类弊病：即以“沈丽之思”来说，前者也是难以相比较的。

但这恰恰表明：显祖既能看到别人剧作的长处，又不想按部就班别人的写作模式，而是坚持独立思考，扬长避短，努力发扬自身的优势。这样的一次艺术总结，对于显祖后来的传奇创作，具有转折性的意义。

生活毕竟是创作的基础。显祖写作《紫箫记》时，虽已在科场挫折中感受到权势者的压力，对实际的生活有所体会，然而在主观上却并未意识到要以传奇剧本去服从于政治的斗争，更多的倒是把它当作一种消闲之道的“游戏笔墨”。

充其量，也就只是即兴地、偶然地加进一些片断的“讥托”而已。随着他进入官场后对腐败政局和权贵人物的亲身体验，随着他在金陵十年间社会生活积累的日益丰富，加之又进行了如前所述的艺术总结，写下了对他来说意义非凡的剧本《紫钗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