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翎：一个人走的地方多了 会有一些不一样的“精神气血”

浙江24小时客户端一钱江晚报记者 张瑾华

这个初夏，温州籍作家张翎万里迢迢地从加拿大多伦多回到故乡温州。这一次，她带来了一本新书——《废墟曾经辉煌》。

周六下午2点，张翎携新书做客钱报读书会，在单向空间杭州乐堤港店，跟读者面对面，谈谈她经历的生命过往。

《废墟曾经辉煌》这个集子里收录的文章，张翎说是散落于过去二十多年漫长岁月之间的，最早的篇章应该写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期。

张翎自己说，用现在的眼睛来读那个时代留下的情绪，只觉得恍如隔世。

书中文字跨越的这二十多年里，无论是时代还是张翎的个人生活，都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隔着这道宽阔的时光壕沟来看那时的文章，我发现了自己的成长。那些起步时的脚印是摇摇晃晃不成形状的，但它们依旧是我的脚印。那些脚印叫我看见了自己曾经行走过的路，就知道今天的我是有来路的。来路珍贵，值得记录。”

就这样，一直写小说的张翎，找到了写散文的意义。

回到故乡的张翎，这周五又坐动车，夜入杭州。杭州，是张翎的出生地。后来，她从杭州回到温州故乡，在故乡度过童年和少年时光，再到上海求学，再漂洋过海，越漂越远。但漂得那么远，总还是得回来，因为，故乡依然在此，不远不近，守候一个长期在路上的人。

《废墟曾经辉煌》这个书名，取自张翎写在古巴游历的一篇文字。张翎说，也于一种对上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的怀旧情怀，她去过5次古巴。她印象中的古巴，“一个国家的文化底蕴在那里，它与一个纯粹的贫穷国家不一样。”

辞职成为她生活的分水岭。以前做听力康复师时，她工作日九小时在医院里，但不加班。她跟朋友分享，做这份职业，第一点是绝不加班，每天4点59分30秒就会把诊所的门一关，回家就完全是自己的生活天地。

她唯一感到时间特别不够用的是在旅行上，因为当你白天9小时被拿走之后，回家的时间不能完全用来写作的，得有家庭，有阅读时间，要旅行，要有社交。 最极端的一次，好到国内领一个奖，晚上到，白天领了奖，第二天马上回去。

辞职之后，她终于有了这样的自由了，想要在哪里待就在哪里待。写作也有了充分的时间。

在这部散文集子中，过往的时光都变成废墟，变成灰烬，但，你经历者从中得到了很多，许多年过去，依然能从“废墟”中提取生命的辉煌。

张翎的身份有多重：一个温州女人。曾经的学霸、浙江高考状元。曾经的听力康复师。作家。读书会现场，张翎最后说到自己的身份，只有两个字：作家。

以下是本报记者与张翎的对话部分。

问张翎

从“业余写作”到文化差异

问：您自己说过，开始在海外认真连贯地写作，至今有二十多年了。这二十多年里，我一直专注于小说，很少染指散文，主要一个原因是时间分配。听说您在加拿大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为了谋生当听力康复师，那么现在呢，这种情况是否有改变，您还是“业余写作”吗？

答：在听力诊所工作了十七年之后，我于2010年春天辞去了听力康复师的工作，现在相对于过去有了一些时间上的自由，可以在世界各地走走看看，想在哪儿呆一阵就呆一阵。而在我在诊所工作期间，每休一次法定假期都有极大的负罪感，因为知道有病人在等，老板的脸色铁青。这种自由对我来说极为宝贵，代价则是失去了一份有保证的高薪。

问：听说您之前一直写的是小说，很少写散文？

答：我极少写散文，有一个原因是惧怕——散文世界让我感觉不安。在小说的天地里，我把我自己的看法小心翼翼地掩藏在我的人物身后，他们说着貌似他们自己的话，做着貌似合乎他们性格逻辑的事，我始终站在他们身后的影子里，尽量不暴露出自己的态度和姿势。当然也有情绪激动的时刻，一不小心漏出些蛛丝马迹，我也总是扯着一额头青筋，百般抵赖，死不认账，把一切责任推到我的人物身上。他们是我的掩体挡箭牌雨伞，替我遮挡着各种质疑和攻讦。我只需要带上自己的眼睛和耳朵却不需要带嘴，因为我成功地把我的嘴移植到了别人身上。我用我的眼睛看着世间五花八门的怪诞现象，用我的耳朵听着世间嘈嘈杂杂的纷乱声响，把我看见的和听到的用别人的嘴转述出去，他们在替我负着本该我负的责任，挨着本该我挨的刀枪。在小说的世界里，我感觉既过瘾又安全。

问：也就是说，写散文，作者得把那个真实的自己“交出去”，这种坦露部分“ 隐私”会使你感到不安？

答：是这样，散文的世界则全然不同。我似乎行走在一片旷野之中，大至三观（假如真有这么个概念的话），小至审美标准甚至个人情趣癖好，都将无遮无拦地落入别人的视线中。失去了虚构这道巨大的屏障，我突然意识到我再也无法把我的嘴安放到别人身上，我得为我说的每一句话，甚至为自己的沉默，背负起所有的责任。其实重量并不足以让我止步，最让我忐忑不安的是我多年养成的隐私观，它如细鱼骨扎在我的喉咙上，咽不下去，也吐不出来。我总觉得有些个人观点是内衣，只适合晾在后院，而不适宜晒在大街上。于是我在散文的世界之前三思而行，举步维艰。

就是因为这种踌躇思量，使得我把自己深藏在小说的虚构屏障之后，而极少步入散文的旷野。在以往的二十多年中，我积攒起来的散文（除了近年的几篇大文化散文之外）只有这么薄薄的一本。也许正是因为数量上的稀少，这平生第一本的散文集子，就有了一些格外的意义——至少对我个人。

问：我发现读完这本书，感觉比以往任何时候都离一位叫张翎的作家更近了，这本书基本上说清楚了你的成长轨迹，似乎还可以画一幅张翎的“人生线路图”，您如何评价作为女性的自己，您是个特别不安分的温州女人吗？

答：我肯定不是个特别安分的人，但我和大部分不安分的温州人不太一样，他们的不安分成功地运用在了挣钱上，而我的不安分多劳而无功，活干得不少，钱挣得不多，但心里快活，算是不赔不赚地过着自己喜欢的日子。

问：您在1986年就远赴加拿大留学了，之前还干过各种工作，人生经历非常丰富，有别于“书宅型知识分子”，您自己觉得您之前写了那么多小说，自己丰富的人生经历是不是必要条件？

答：写小说不能光靠阅历。普鲁斯特很早就卧病，应该说个人生活的经历算不得复杂，但他能靠一个小切入点写得很深。成为小说家可能是很多因素的交错和互动结果。对我个人来说，阅历给我的小说提供的素材并不是太多，因为我几乎还没写到我个人的生活经历，我小说中的内容，比如《余震》《劳燕》《金山》，都是和我个人生活经历相差很远的，但阅历带来的观察力和视野，肯定在某些时刻给了我助力。

问：您在书里说道，如今您笔下的江南故事里，已经有了“隐隐约约的北方气血和神情”。我们知道您的故乡温州在中国江南，属于南方地区，加拿大多伦多纬度很高，气候严寒。这种生命中最重要的地点的地理差异，对您的写作造成什么影响？

答：地理环境的差异，可以造成人生活习俗和性格的差异，而这种差异，又会导致文化和语言环境的差异。一个人走的地方多了，一路可能会自觉不自觉地捡拾起沿途的“精神气血”，变得不那么纯粹。这也许是好事也许是坏事，它使一个人的写作失去了某种纯粹的地域特色，但也因此沾了些远亲结合的生命力。

问：这本书中有许多篇在路上的文字，包括中国的和国外的游历，这些旅途经历，似乎给了您写小说很多的灵感？

答：我书中写到的印第安之旅是挺有意思的，因为我当时非常想去靠近北极圈的一个地方看一看，我从小在江南长大，如果你们也是在江南长大的人，肯定有记忆的共同点，因为人口很密集，大家住得很相近，你打声喷嚏隔壁都能听见，所以你不能吵架，一吵架，一条街基本都知道了。所以你有时候憎恨这样密切的一种关系，你会逆反到某一刻会想到一片非常宽阔的地方，人与人相隔很远，我到加拿大我就反叛脑子里的江南经验、江南回忆，想到地广人稀的北方领土去，于是我写了一部小说《向北方》。

问：我印象深刻的是您是个很浪漫的人，当时也是文艺青年吧，去加拿大北部的见不到人烟的荒凉之境，还要住帐篷，不过到了后才发现冷风呼啸的，帐篷里根本不能住，您年轻时一直是这么任性的说走就走的“背包客”吗？又是一个“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的女青年？

答：我去印第安部落，当时想着很浪漫，因为印第安人是住帐篷的，我说要去住帐篷，我打电话给旅行社，住帐篷？人家说很礼貌，没有说不可以，“恩…”停了半天，“Really？”一定要住帐篷吗？我说是的，坚决，彻底，一定，我要住帐篷。

印第安人的帐篷就跟三脚架比较像，几根柱子大的这么一起，周围围一圈动物的席织成的像帆布一样的帐篷，中间是露着天的，地上有一些开帐篷的门，帐篷是用东西捆起来了，地上爬着一些奇奇怪怪的虫子，那是在冷天，冷天从洞里进来，我当场马上就说我不住了。那个人说我是不是已经告诉过你了，我就住到了他们家开的就像今天说的民宿一样，但这个民宿5公里以内没有人，我不知道你们住过没有，5公里内没有人的深山老林里是怎样的，根本就没办法睡，屋里所有的刀都插上了每一个门窗。这里屋里你没有办法睡觉，也没有办法报警，就算出了事，你报警之后，他赶到5公里外的地方，你的命就没有了。

印第安的酋长看见我，第二天早上他就在那儿笑，他说你们在城市里居住得太久了，才会有这样的思维，在印第安部落里不会有这样的事。

天窗上， 第一次天暗下来的时候，我一抬头，这上边是什么东西？过了很久很久我觉得是一盏盏的冷色调的火炬，过了很久我才明白过来那是星星，在一个完全没有工业污染的地方星星是这个样子的，我完全不知道。就那次的震撼挺大的。那次的印第安之旅改变了我很多的想法。

我觉得这样的旅行是非常必要的，但不见得直接造就我小说的题材，但它在某一刻狠狠地敲打了我的固定思维，在我的脑海里开始有一个新的维度，知道别的人是怎样生活的。

故乡，逃离故乡，回到故乡

问：在异乡书写故乡，是什么感受？就像是一种长镜头里看故乡吗？

答：我先回顾一下关于故乡的概念，我也是上一次做《流年物语》的活动的时候，有一个人说了一句话，他说一个没有离开故土的人实际上是没有故土的，这句话我从来没有这么想过，后来想想我觉得好对。

假如你出生在一个地方，度过童年、少年、青年，你会用故乡的想法想你住的地方吗？不会，只有走开了你才会有故乡。

还有一句话是我自己感觉的，假如你一辈子从来没想过在人生的某个阶段想到过逃离故乡，你没有想过，那你的人生是好不完整的。我们总有一刻，无论是发生在你12岁还是18岁，还是30岁，也可以是50岁，一个人成长的过程里总有一刻想逃离故土的。

一个人离开故土之后再回到故土的那种感觉是什么呢？实际上我觉得我现在没有孤独，因为我在地理上没有孤独，回到温州看一些熟悉的街名，街完全变了，在那里一站，感觉是恍如隔世，我觉得那不是我出生长大的温州。

问：离开后的这些年，对故乡的情感和认知上，是否发生过几个阶段的变化？又是如何影响到您的写作的？

答：我写作的过程当中，有很多人，使我的写作风格产生了各种各样的变化，关于我想成为作家这件事，与任何人无关，似乎当我生下来可以写字的时候开始，我的梦想就是成为作家，但我的人生经验，16岁开始在工厂里当工人。 经过多年之后，我自学考上了大学，我是复旦大学外文系的，当我第一部长篇小说发表时已是41岁。这听起来是个特别立志的故事，41岁了，还有大大的机会。

刚才讲到对于故土的书写，到41岁的人生经验，在开头的几年真的是井喷一样出来了，那时候我是有职业的，我在多伦多医院的诊所里工作，在业余的时间里写作，写出了好几部长篇小说都是江南，也是我的《江南三部曲》。

写完《三部曲》我就有了审美上巨大的疲劳和反抗，我渴望探索找到别的一种灵感，于是我就开始写《向北方》，《向北方》是一种宣言，我要精神上离开北方，所以从那个阶段出来一系列的作品不是关于江南的，大家最熟悉的《余震》等等，离我有十万八千里，我现在都没有去过唐山，我的亲人朋友中没有一个是在大地震当中有关联的人，那是一个陌生的领域，向北方也是一个陌生的领域，《金山》也是离温州千里之外的地方。

可以说我的第一个阶段是写故乡，让故乡进入我的小说当中，第二个阶段是积极地逃离故土，到现在第三个阶段又是回归到家园，现在的小说，最近的《阵痛》、《流年物语》、《劳燕》，都是回到故土的书写，但经过了中间的他乡的阶段之后，现在的故乡书写当中已经与我刚开始的故乡书写产生了很大的变化，这个我一路走过来的痕迹，在江南人物身上就开始出现了印记，我现在写的江南人物身上是带着北方或沿途走过地方的一些精神气血的，他们不完全是纯粹的江南风景、江南人物了。所以我觉得这是人生一件绝大的好事，也是一件不怎么好的事。

问：这个“二元对立”怎么解释？

答：不好的事是我写故土时失去了纯粹性，我不再是地域特性鲜明的作家了，比如写《白鹿原》的陈忠实，他写的是陕北的题材，莫言的山东高密也绝对是有地方特色的。

但我觉得在不那么纯粹地书写江南时，有一个好处是从生物学的角度来说，这是一个优生学的东西，结合产生的东西变得似乎更为复杂，所以没有一件事可以简单地说好或者不好，所以任何一个所谓好事的背面总有一些代价，现在的江南书写大概就是这样的。

问：是不是这样一种复杂性的故土灵验，与你是一个温州女人有关系，因为我们知道温州人不仅仅是守在故乡的，全世界都有温州人，都有温州人开的餐馆等，到处都可以听到讲温州话的人，包括同乡会。温州人的足迹遍布世界，那您也是其中的一位温州女子，这个复杂的经验是不是与此正好有重合？

答：在我这个年龄段的温州人里边绝对是个非常孤独的一类，我跟他们有一点是一样的，走遍天下，但他们都是为了一个目标，基本是经济上的成功。我这个人的脑子里关于挣钱的天分半点都没有，像我这个年龄是读书出来的，留学，然后在外边做听力康复师，然后写作，这样的温州人真是很难遇到，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尤其在1990年代，我回国探亲时非常失落，失落到你没有办法想象，因为周围的所有人都说隔壁的谁，旁边的谁，巷口的谁，去了意大利，去了西班牙，哪里哪里，他们回来有多少房子怎样怎样的。那我觉得我很羞愧，我没有达到这样的。

我就讲一个特别没脸的例子，我读书读了很久，写作要铺垫很长的路，必须要自己能养活自己才能写作，一个女人要成为作家要具备5000英镑的年收入，还有是一件自己的房子，这是伍尔芙说过的，这讲的是经济的独立，一间房子是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独立思维的空间。

我就一直深信这一点，我要成为作家就要成为这样。我就花很多时间来看书，考听力康复师执照。1991年第一次回国我还在读书，头十年我只回了两次，那两次的回国经历对我多少年关于自己是学霸的自信心彻底地打成碎片。

我每次回去，隔壁有新的什么店，我都不知道，那个邻居的爸爸对我挺好的，姑娘你来了，你在外国干吗？我说读书，一个月多少钱？我奖学金850块钱，这孩子怪可怜的，今天我不算你钱了，我请客。那一刻我的感觉非常差，但很幸运的是我坚持了，我坚持了在周围没有任何一个人看好我的情况下，我觉得我次生只爱这一件事，我就为这一件事努力地去做。

那时候我稍微没有一点定力的话，一定会去做生意了，我这种人做生意我倒霉你也倒霉，就是这样的，我就觉得挺好的，我还是在另一种自我感觉相当差的情况下坚守了，因为温州人在那个年代，所有的人都鄙视我，所以我就异常孤独。

问：今后的小说有没有什么规划，比如叙事中心，会重新回到故乡叙事，还是会更关注“移民小说”？有没有写作纯加拿大背景的小说？

答：我的小说很多是写中国之外的，有一部分，包括《金山》也一半在外头，哪怕《阵痛》和《流年物语》里也有些国外的故事。

但移民的故事我不太会写，因为我现在的阶段已经过了移民之痛的阶段了，早先的《江南三部曲》讲的是一个人移到另外一个地方的感觉，归属感，如今已经老油条了。所以对于移居他乡尖锐的疼痛感和陌生感，只有在你刚刚去的头几年会这样，但我刚刚去的头几年我恰巧没有写小说，等我开始写小说已经在国外待了十年了，所以最初的疼痛感、陌生感和敏感性在我开始写的时候已经变得迟钝了，所以我不太会去写那个题材的小说，那就留给别人去写了。

问：从现在您的处境来讲，还会有移民之痛吗？文化上的疼痛吗？

答：现在我不仅是移民之痛，还有归来之痛。现在是属于四六不靠的，在哪里也找不到归属感。现在有人问我一句很简单的话，我家在哪里？我要想一下，愣一下，家在哪里，温州也不是家，而是永久性邮政地址，到现在我已经接受了我没有家。

问：四海为家的状态？

答：我真的没有家，不归属于任何一个地方，因为我为我的家在哪里做的困惑与挣扎，在前些年已经完成了，现在彻底接受了我没有家，我是在边缘地带的人，我是在异国和故国中间的某一个灰色地带中，没有根的人，我就接受这个现实，我就写没有根的小说。

问：最后身份认同到底怎么来认定？

答：我唯一的身份就是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