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与恶的距离》只有原谅别人 才能放过自己

我们以为把恶的东西给孩子看，就是在作恶。

但你会不会觉得，我们身处其中，又极力向孩子屏蔽掉的这世界，其实从没把孩子区别对待过。

《我们与恶的距离》逻辑主线，就是所有案件所有死者都是孩子，所有凶手都是有不同程度精神疾病的成年人。

不聊新闻大后方的战场多刺激，不发泄对法理情的矛盾冲突敌对情绪，不上价值审判新闻新媒体记者的职业道德，不崇拜这个剧做得多良心多专业。

只聊跟生活有关的事儿。

纪伯伦说，你可以庇护孩子的身体，但不可以禁锢孩子的灵魂，孩子的灵魂栖息于明日之屋，那是你们在梦中也无法造访之境。

精神病杀人犯，被杀的孩子。

所以当成年人“无耻地”对孩子施暴，是在臆想和发泄什么呢？

也许就是他们没有被自己抵达的梦境和希望。

1.当你发现这个世界和你想象的不一样，你怎么办？

这是每个孩子长成成人后，需要面对的第一个问题。

李大芝是站在孩子和成人之间的角色。她原本叫李小文。

大学还没毕业，哥哥李小明用自制手枪在戏院枪杀了9个正在看电影吃爆米花的孩子。

但同时，他杀死的，是10个家庭。包括他自己的。

妹妹李大芝被母亲强制换了名字脱离家庭，去过自己新的生活。

但并没得偿所愿。

在导师帮助下好不容获得的实习工作，长官却是其中一位被害少年的妈妈，新闻副总监宋乔安。

生活是连续的，旧伤痕没愈合，没法长出新皮肤，脱胎换骨改头换面。

当自己的身份被揭穿，哥哥也被枪决，自己和父母像过街老鼠被人人喊打，律师王赦问她，每个人都有自己人生的课题，你的课题是什么？

站在孩子和成人中间的李大芝，所需要经历的内心成长比我们日常生活要极端残酷一些。

哥哥和她想象的不一样，是杀人凶手。

理想和她想象的不一样，新闻不是让人看见真相的么？怎么是恃强凌弱断章取义歪曲事实。

爱慕的人和她想象的不一样，喜欢不是彼此喜欢就好了么？怎么可以把我和我的家庭所遭受的苦难当成素材当成获取新闻线索的利用工具。

李大芝的成长是从王赦对她的逼问开始的。

但并不是自我成长，而是另外两个角色帮她重新做回李小文。

应思悦帮她跟家庭重新建立链接，让她相信爱和希望的力量。

精神病患者应思聪的姐姐应思悦，无微不至地照顾随时有暴力倾向发作的思觉失调弟弟，让她重新相信无条件的亲情的力量。

应思悦的生活并不容易多少。

重组家庭并不真心接纳他和弟弟的继母，父亲生病在床，富二代未婚夫是个口惠而实不至的家伙，因为照顾弟弟选择不接受结婚可以带来的安逸生活把婚退了在她需要钱生活的时候，因为生病的弟弟和父亲加重了生活负担，又因为收容了李大芝饮品店生意凄惨被记者曝光被受害者家属攻击。

但应思悦的态度是，弟弟永远要和自己在一起，李大芝对于她不是拖累，是彼此帮衬的生活伙伴。应思悦给了李大芝一个家。只要一家人在一起，有爱，乐观，积极生活，就不会被苦难打败。在她崩溃的时候她跟自己说，会过去的。

只要相信，希望永远在看不见的未来，一切都会过去。

宋乔安帮李大芝重新跟社会和自己建立链接。

李大芝的哥哥李小明杀死的孩子之一就有宋乔安的儿子。

宋乔安对李大芝的心理变化，经历了从仇视、报复、放下，到不原谅。

但也不责怪。

宋乔安也是李大芝工作理想上的崇拜者，她认同崇拜宋乔安的新闻理想，希望自己成为宋乔安一样的大人。

这两个角色，帮李小文找到信念，对爱的，对生活的，对自我的，对未来的。

站在孩子和成人之间，被恶中伤的李大芝，被善救赎了。

爱和宽恕，给了她活路。

未来是可以被抵达的。

想象的梦境和希望，未必是现实，但也未必是幻觉。

是因为相信，所以看见。

2.当你只能接受自己的家人成为恶中的加害者和受害者，你怎么办？

宋乔安在儿子被杀后得了抑郁症，靠工作自我麻痹，靠酒精强制入睡。爱女儿但不会表达，与青春期的女儿无法沟通矛盾重重。老公因无法忍受她的性格精神出轨。

做新闻的她因为活在痛苦里也忘记过自己的新闻理想，让世界看见真相。因为她觉得没有真相，儿子和自己都是不知道原因莫名其妙被杀死生命和希望的受害者。

当女儿质问她，你为什么不跟刘天彦一起死了算了。她意识到自己并没有在活着。

当妹妹跟她说，家人之间就是只有互相伤害的。

她开始反思自己，与女儿的关系，与丈夫的关系。

她开始戒酒，和丈夫接受心理咨询。关注活着的自己，和活着的家人。

当她在窗外看到自己的妹妹安抚治疗精神病发作的应思聪：

她接受了所有人都是受害者。

她在和所有受害家庭父母一起接受团体咨询时，说：

其实我心里一直有两种声音。

一种声音在说，希望你们一辈子走不出阴影。

另一种声音，是儿子的善良告诉她的。

当你只能接受自己和家人，都成为恶的受害者，能怎么办呢？

宋乔安说，原谅和惩罚有时很难抉择，但我只知道，我的孩子很善良，乐观，在我过不去的时候，善良乐观的他会提醒我，相信希望。

在善和恶的抉择里，孩子是善的，成人是作恶的。

不再相信希望的成人成了作恶的成人，杀死相信希望的孩子。

不放弃希望的成人，用孩子的善提醒自己，希望还在。相信，就可以看见。然后，停止作恶，活下去。

成人的世界好像就是结果论的。但世界不是的。

剧的价值点在于：她用极端案件反问“众生皆有病”的看客世界，因恶产生的悲剧，到底是谁的错？只是作恶的人的错吗？以及给予，被恶光临的家庭所有成员创伤后的心理关怀——受害者，和加害者。

重点是，他们作恶的原因是什么？

把所有凶手都设定成“精神病”。因为这个世界就是病了。

宋乔安妹妹宋乔平的丈夫林一俊，是精神科医生。在和妻子讨论为什么坚持希望怀孕的妻子做人流，理由是，我不想让我的孩子来到这个众生皆有病的世界。

孩子是弱者，所以成人有权利决定让孩子看见什么样的世界，也有权利决定不让孩子存在这个世界。

孩子是弱者，但成人未必是强者。

孩子没有反抗能力，并不只体现在体力上，而是认知和心理上——对恶的认知，对恶的承受能力，对恶人恶事的反抗能力。

但另一个问题是，成年人就对恶有认知，有承受能力，有对恶人恶事的反抗能力吗？

你真的敢说，你有么？

大人在教育孩子，给孩子传递价值观和方法论的时候，有一个共性特点——双标。

这个双重标准就是，身为成年人，我们不是没有对善恶的判断能力，而是，身为一个并不是心甘情愿去“作恶”的人，我们习惯了伪善，且知道这种伪善是不对的。所以我们一边告诉孩子什么事是应该的对，一边做给孩子看，什么事是应该的不对但可以做。

如果知道，没有做到，那不就是无知么？

我们都知道要给孩子看美好的，梦幻的，乐观的，善的东西。

但那些不美好，不梦幻，消极的，恶的东西，是哪儿来的呢？

被曾经是孩子的人，制造出来的。

平淡生活里没有那么极端刻薄的例子。

但只有极端刻薄的例子才能暴露出每个人共同存在的真相里。并非用极端例子来说明什么，但事实是成年人与恶的距离，往往不死不活着做不对不错的事，然后活在自我纠结和自我责怪里。

或者被自我合理化，我没有错。

就像电影《愤怒的葡萄》里那句台词：

也许世上并无罪恶，

也并无善德，

有的只是人的行为。

我们该找谁算账呢？

我不知道。

我们成年人想为孩子屏蔽掉那个并不都是善的世界，是因为即便是作了恶的成年人，心里也都住着一个孩子。

我们与恶的距离，就是差了那一点点耐心，遇到我们觉得恶的事，不是直接上价值审判，再问自己一句，ta为什么这样。

我们与恶的距离，就是差了那一点点同理心，遇到我们觉得恶的人， 不是恐惧害怕远离唾弃甚至暴力相向，再问自己一句，我可不可以试着在确保自己和家人安全的前提下，试着相信ta一点。

我们与恶的距离，就是差了那一点点敢发声的胆，遇到我们觉得恶的行为，不是用沉默围观用不作为不反抗妥协用不拒绝不负责的伪善来自洽自我说服说自己是不作恶的人，再问自己一句，如果我知道是恶的，我敢不敢后退一步拒绝，如果我知道这只是身不由己无奈的恶，我敢不敢向前一步拉他一把。

问自己一句，做好人，你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