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汉语老师（我与新中国·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
1960年，家乡发生翻天覆地的变革，我个人碰上千载难逢的机遇。那一年我十三岁，脱掉绛色的僧服，走出古老的寺门；穿上整洁的校服，走进现代的校门。
时至今日，这个学校从西藏公学、西藏民院至西藏民族大学，走过六十年的历程，为西藏的革命和建设培养了八万余名专业技术人才和党政干部，被称为“西藏干部的摇篮”。
我的家乡在西藏。1953年藏历新年初一，天还没有亮，从我家大门外传来“折嘎”的说唱声。刚穿上新衣的我，从二楼顺着扶梯滑下，跑到大门后，从门缝往外看。只见一个身材魁梧、白发蓬松的中年男子，左肩披着一件白色羊皮面具，左手端着木碗。“折嘎”意为白发老人。相传古时候，在西藏遇到战争胜利，农牧丰收，聚众庆典，都得由一位德高望重的白发老人说一番祝福赞美的话。这种习俗沿袭下来，成为一种专门的说唱艺术即“折嘎”。每当藏历新年初一，“折嘎”都到大户人家门前，用洪亮的声音说唱一番动听的赞美话，带来吉祥的兆头。那年“折嘎”的唱词有许多新意，多是即兴创作、自由表达：共和国诞生，解放西藏，汉藏团结……西藏刚获得和平解放，希望的曙光闪现在“折嘎”的唱词里。
1960年，家乡发生翻天覆地的变革，我个人碰上千载难逢的机遇。那一年我十三岁，脱掉绛色的僧服，走出古老的寺门；穿上整洁的校服，走进现代的校门。
通往那曲地区政府所在地的四百公里路，是牲畜踏出的小路和行人双脚踩出的土路。我白天骑马赶路，夜晚睡在路旁。二十多天的长途跋涉，一路的烦躁寂寞，艰辛劳累深深埋在心底，太多思念、牵挂，百味杂陈咽进肚里。再从那曲镇沿着通车不久的青藏公路，向第二站——甘肃夏东火车站进发，全程近两千公里，全是灰尘翻滚的土路。要翻越唐古拉山、昆仑山、日月山等十二座大山，要跨越楚玛河、通天河、拉多河等二十五条江河。经过荒无人烟的无人区，寸草不生的戈壁滩，历时二十五天，终于听到火车的汽笛声。从县城出发，骑马、坐车、乘火车历时三个半月才到达目的地——陕西咸阳的西藏公学。
千亩校院，青砖筑成的围墙，高大的校门上方，白底红字用藏汉两种文字书写着校名“西藏公学”。我们在敲锣打鼓的欢声笑语中走进校门，沿着一条宽畅的水泥路寻找宿舍。繁密的树林丛中掩映着一排排整齐的平房，青砖墙，灰瓦顶，门前是黄泥铺的走道。每一间宿舍十来个平方米，摆着四张上下双层床，住着八个学生。五层高的教学楼，显得威武高大，墙壁是砖边石心，屋顶是灰色大瓦，楼脊上有透窿的瓦做装饰，还涂上彩绘，迎着太阳看去，充满着希望。房脊的两端各塑有一个鸽子，既是和平的象征，也说明我们这些学生就像小鸽子一样，从遥远的西藏飞到咸阳美丽的校园。上课第一天，在明亮的教室里，懂汉语的藏族班主任介绍汉语老师和数学老师。我数学很好，但是一句汉语都不会说，一个汉字都不认识。我全神贯注地看着那位汉语老师。
他叫陈钦甫。第一印象，仪表堂堂，体格匀称，面孔俊秀，散发着青春的活力。他穿的黄色衣裤明显旧了，但非常干净整洁，每一个纽扣都扣得认认真真，连制服外套的风纪扣也一丝不苟地扣着。更惊讶的是第一次开口，他用流利的藏语说：“你们一路辛苦了，这学校你们喜欢吗？”这下不仅拉近了师生距离，贴近了民族情感，更让我产生对老师的敬畏之心：人家是藏汉双语兼通的老师。正式开课后，陈老师教的第一句汉话是“老师，你好”及“你吃饭了没有”；教的前三个汉字是“你、我、他”。后来我才深刻体会到：一位好老师能影响一个人的一生，所以一句“老师，你好”值得终生铭记。
咸阳这座安静的新城中，猛然来了一大群藏族学生。三千多名学生，不论出身，学校一视同仁，都是学生。有人说，我们这个学校“四不像”：既不像小学、中学，学生大的四十多岁，最小的只有十来岁，我当年十三岁是最小的之一；也不像干校、党校，尽管学生中有县长、乡长，但学的还是文化知识；更不像大学，尽管教师中有教授、讲师，但课程是汉语拼音、小学教材。
教育能改变人的命运。时至今日，这个学校从西藏公学、西藏民院至西藏民族大学，走过六十年的历程，为西藏的革命和建设培养了八万余名专业技术人才和党政干部，被称为“西藏干部的摇篮”。
我入校之后立下的第一个人生目标是：学好汉语，走遍全国。这个目标也是去年才实现的。我学习汉语特别用心。汉语老师用藏语讲解汉语拼音和字词，声调高扬、语音铿锵，区分着两种语言的发音方式。教汉语，没有课本只有提纲，老师一边查看学生做的记录，一边整理自己的教学笔记，然后整理成文，油印发给学生。我们在五年多的时间里读完了初中以下的汉语课程，学生不仅可以流利地用汉语对话，而且能认识三千多个单字，能读报看书。老师特别关注我的作文，让我担任作文写作的课代表，老师把学生的作文簿批改完后，总在课堂上亲手发给每一个同学，先发的是写得不好的，最后发的是最好的。还占用一些时间宣读和讲评好的、差的作文。
课堂前面墙上是黑板，只有老师拿粉笔书写。后面墙上是报栏，长方形的木框内贴满优秀作文和好人好事表扬信，我的作文常常贴在最前面。我为了写好作文，课余大量阅读文学作品，还想读《红楼梦》《西游记》等四大名著。图书馆的老师说：“你才学了五年汉语，有点……”这些书当时被视为“闲书”。我于是跑到咸阳街头一个旧书出租屋花钱去租，有空就读，还常常在宿舍熄灯后躲在被窝里，打着手电筒来读。有一天学校出了一个作文题目《美丽的校院》，可以描写不同季节的风景，抒发对老师的情感，还可以写同学之间的友情。我心血来潮，写了一首赞美学校的长诗。我交完作业心里忐忑不安，总觉得作文既离题，又离谱，不知老师怎么想。没想到发作文的时候，还是“压轴”，这就吃了定心丸。但这次老师没有念给我的批语，我翻开作文簿一看，红笔写的“诗写得很好，但注意不能好高骛远”映入眼帘。对前一句话有点沾沾自喜，后一句不就是批评我还不会走就想跑吗？
有一年学校组织全校汉语普通话比赛，在三千名学生中我得了第三名，原因是朗诵中卷舌发音不标准，老师有些失望。不久又进行全校汉语作文大赛，我获得第二名。老师拉着我的手走进学校门市部，掏出一斤粮票，买了一斤糕点，把一半分给我吃。在六十年代初，那算是最大的奖励。老师的一举一动鼓起了我的写作激情，就像鼓满船帆的风，激励着我不断远航。
十多年前，我专程前去咸阳看望我的老师们，将我出版的散文集和专著送给他们，还告诉他们，中篇小说《江贡》获奖，部分散文集翻译成英文、俄文、阿拉伯文、匈牙利文。老师们的恩惠我常藏在心底，师恩是报答不尽的，只能作为内心的纪念。我最高兴的是老师们虽然年事已高，但风度如故，威严如故。
去年，我去咸阳看望我的汉语老师陈钦甫，他已经八十多岁了。陈老师见证西藏和平解放，用心培养藏族学生。他对我的无私付出改变了我的命运，就像新中国无数的教育工作者，改变了无数人的命运那样。
（作者为中国作协名誉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