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的发妻独守空房数十年 鲁迅死后说出一句著名怨言 发人深省

谈起鲁迅先生，大家如雷贯耳。提起朱安，可能没多少人熟悉。提到鲁迅夫人，多数人只知道许广平女士，这位鲁迅的学生，鲁迅孩儿的母亲。可是许广平并非鲁迅先生的妻子，鲁迅先生真正的妻子是朱安。虽然是鲁迅的妻子，但却有名无实，她为鲁迅空守了41年。

朱安与鲁迅是同乡，祖上曾做过知县一类的官。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长大的朱安，虽然识字不多，但是懂得礼仪，性格温和，待人厚道。朱安和旧中国很多家庭的女儿一样，从小被教养成一个切合传统要求的典型：三从四德，温良贤淑。

父母惜之如掌上明珠，取名为“安”，想来必是希望女儿平安、恬淡度过一生。而朱安最终却是用“安静”两个字诠释了自己的名字，她安静地走完了自己的一生，安静到像一个幽灵，没有人注意过她的存在。

从朱安为数不多的照片中可见，朱安个子不高，小脚、低低的眉眼、宽额头，塌鼻子，头发全都向后梳，在脑后挽成一个髻，典型的旧式妇女打扮。

1906年，这时的鲁迅正在日本念书，他母亲为了防止自己儿子受到新思想的“蛊惑”，便为他精心挑选了一个妻子，装病将鲁迅从日本骗回家与朱安成亲，时年鲁迅26岁，朱安29岁。

可回家后却突然发现自己正在经历的是一场非常传统的婚礼。家里人忙给他戴上帽子，帽子后面镶着一条假辫子，这本就是委屈了，鲁迅还得穿上传统的礼服。虽然朱安出生于官宦人家，知书达理，但我们从照片上可以看到，朱安的容貌确实有些让人不敢恭维，她不仅皮肤黝黑、身材矮小，甚至从小还绑了三寸金莲。这对于接受过新式教育的鲁迅来说，简直是不能接受的一件事，朱安听说新郎官喜欢大脚，因此新婚的朱安穿了双大鞋，里面塞了很多棉花，本想讨新郎的欢心，可是在出花轿的时候，轿子太高，鞋子掉了下去，露出了三寸金莲。

婚礼当晚，什么都没发生。两人像陌生人一样，鲁迅在自己房间里哭了半宿渐渐睡去。而朱安大概哭得更伤心吧，只是无人知晓了。婚后的第三天，鲁迅再次出发，去日本。完婚的第三天，鲁迅就从家中出走，又去了日本。对于这场“包办婚姻”，鲁迅多次对友人说：“她是我母亲的太太，不是我的太太。这是母亲送给我的一件礼物，我只负有一种赡养的义务，爱情是我所不知道的。”

就这样，朱安孤独的在周家过了十几年，并且尽心的侍奉着鲁迅的母亲，但这却从未感动过鲁迅半分，两人甚至形同陌路。此时的鲁迅甚至考虑过离婚，但是又担心朱安因此受到他人鄙视这才作罢。

1919年，朱安终于得偿所愿与鲁迅住到了一起。 鲁迅卖掉了在绍兴的老房子，举家迁居北京，住在八道湾。后来因为与弟弟周作人不和，又迁到了四三条胡同。 亲兄弟不合有诸多猜测，不过如今也都是时过境迁了。只是从八道湾搬出来的时候，鲁迅把朱安带在了身边。他询问过朱安的意见，想留下的话就留下，如果想回绍兴便托人送她回去。她自然是不想回去的。她留在鲁迅身边，正好可以照顾他衣食起居。

搬到四三条胡同之后， 她想讨好鲁迅，却从未提出过的自己的要求，只想靠默默的付出来感动他。过去的等待没有打动他，如今的陪伴也不可能打动他。

1925年，鲁迅与学生许广平产生了一段恋情，两人前往上海结婚。鲁迅走后，四三条胡同的邻居俞芳问朱安，今后如何打算？她说：我好比一只蜗牛，从墙底一点点往上爬，爬的虽慢，但总有一天会爬到墙顶的，可是我现在没办法了，我没力气爬了，我待他再好也没用。她说这些话时，神情十分沮丧。她接着说：“看来我这一辈子只好服侍娘娘（鲁迅母亲）一个人了，万一娘娘归了西天，从大先生一向的为人看，我以后的生活他是会管的。”

1936年10月19日，鲁迅去世。在鲁迅死后，她依然“奉养”朱安和周母。而朱安也将周母伺候得妥妥帖帖的，1943年，周母去世，临死之前，她将自己手上所有钱财都交给了朱安，并含着泪对她说，“这都是周家欠你的。”

哪知后来通货膨胀，物价飞涨，不具备谋生能力的朱安，过得非常困难。周作人、许广平和鲁迅好友多方汇钱，接济，她还是过得一天不如一天。她经常是一碟虾油小黄瓜，碟子旁边放着腌制过的辣椒，有时候是一碟腌白菜，一小碟霉豆腐。

这些就是她配着硬邦邦的窝窝头吃的。鸡鸭鱼肉是从来不见的。这些小菜，根本满足不了老年人的营养需求。因为没人照顾，她的生活也开始艰难起来。

此前她已经变卖了家里值钱的东西了，再没有可变卖的东西了。得知她要出售鲁迅藏书的消息，整个文化界都焦急，如热锅上的蚂蚁。记者也赶到她家里来，劝她保存藏书，不要任性。

这时候朱安说出了一句著名怨言，你们总说鲁迅遗物，要保存，要保存！我也是鲁迅遗物，你们也得保存保存我呀！”在困顿的岁月里，哪怕是作为“鲁迅的遗物”，她也被世人长久地遗忘了。

万千辛酸，使她发出了这样的呐喊。这是她一生最后的呐喊，也是她一生唯一一次为自己的申诉。这句悲号积攒了朱安一生的委屈与压抑，也用尽了她一生的力气。她在这个世界上生活了69个春秋，孤独地度过了四十多年的漫漫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