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谢你救过商务印书馆 送给苦难中国的是书籍而非子弹

“一切人类大事，皆以印刷蓄积之…世界诸民族文明之进步，每以其每年出版物多少衡量之”（孙中山），“我们书业虽然是较小的行业，但是与国家社会的关系，却比任何行业大些”（中华书局创办人陆费逵）。“与其出版一些烂污书，宁可集资开妓院好些”（亚东图书馆创办人汪孟邹），“出版家的精神堕落，这趋势比纯以赚钱为目的更为可怕” （上海杂志公司创办人张静庐），出版的乐趣岂是功名利禄可以形容，“我之所不能言，言之所不能达，人且代我而尽言之，则更胜于我之自言”（商务元老高梦旦）。这些近现代出版业的开拓者们，他们的才华不是写一本书名垂青史，他们的才华是把一本书，以最好的形式送到每个人手里。他们已经习惯了退在光芒之外，“一本书的成功不光在我，所以成名亦不必在我”。

商务印书馆涵芬楼书店的门牌上写着：创于1897，有点高调的。

仔细一想，这是一百多年的出版史啊，一百年，战争打了好几拨，货币换了好几种，政权滚了好几轮，大清朝完了，民国政府也逃了，一家出版社凭什么能留下来？

当年圆明园被烧后没过多久，缺德的日军又将目标锁定为商务印书馆和附属图书馆东方图书馆。他们很清楚，炸一条铁路一座大桥，几年后就能重建，炸毁一个文化机构，损失不可估量，杀人最怕诛心。这次轰炸中，曾被称为亚洲第一的东方图书馆在浓烟中变成尘嚣，永远消失了。此时，突然理解为什么商务印书馆要把“始于1897”放在logo里。

如果说我们这个时代，编辑在商业洪流里勤勤恳恳，上一代出版人则是在风雨飘摇中拿身体护住文化火种，朝野蛮暴力扣下扳机。

凡熟悉中国现代出版史的人都必须承认，在商务印书馆的百年历程中，创始人张元济之后，王云五算第二人。王云五在商务印书馆的几十年里，定下了“教育普及、学术独立”的出版方针，主编了媲美小型图书馆的“万有文库”丛书，他的经营理念让商务赚了大钱，还名列世界三大出版机构之一。最重要的是，上世纪商务印书馆有三次濒临倒闭，王云五救了三次。

“毁誉参半的文化商人”

文化和商业似乎最容易成为对立面，清高的文人不屑于流俗，有钱体面的商人看不起文人的穷酸相，两个极端融合在王云五身上后，他被捧上天当做神，也被打入地狱不得翻身。

王云五

谁能想到，做出版的王云五，60岁时突然说想换种活法，特别任性地跑去当了财政部部长。

结果直接导致民国末期出现了经济通货膨胀奇观：全国物价如同脱缰的野马，短时间内，上海地区上涨了6.3万倍，1937年能买3733石米的钱，此时只能买1粒米。上午算好可买5斗米的钱，下午只能买2斗米，过几天，这些钱连一块肥皂都买不起。

美国驻兵正在用金圆券点烟

注意，这里所说的货币叫“金圆券”，用金圆券代替现行货币，就是王云五想出来的馊主意。

国民政府利用金圆券将老百姓手里的真金白银换回来，不换就用暴行制裁。“政府一只手拿出一片纸，另一只手好像变戏法一样把人民的财富搜刮一空”（当时外国评论员评价）。某种程度上说，王云五也给苟延残喘的国民政府致命一击。

王云五的厉害之处在于，捅了这么大的篓子，蒋介石还是宝贝似的带他去了台湾。1972年任总统选举大会主席，1978年主持过总统选举大会，可见其受重视度。

用鲁迅的话说，王云五这个人心机重，城府深。曾任中国新闻出版总署署长的胡俞之先生评价王云五：“他既没有学问，而且政治上也是一个很坏的人”。当代著名出版家沈昌文先生说：“在我的记忆中，我接触到的出版界的老人，尤其是三联书店的前辈没有一个不骂王云五，所以我是在听骂王云五的骂声中长大的。”

一辈子只说自己“识字” 而已

王云五在百度百科的介绍很有趣：毕业院校——自学成才；称号——博士之父。

王云五确实没有任何学历背景。

算命的说他家出不了读书人，父母为了他日后做生意方便，便送他去读英语夜校。14岁的王云五白天在五金店做学徒，晚上学英语。17岁用分期付款的方式买了一套《大不列颠百科全书》，三年后付清书款时，他已经通读完全套书。18岁当上上海同文馆的讲师，仅比王云五小两岁的胡适是他的学生之一。王云五当过教育部高层，也曾培养出中国第一批本土博士，所以称为博士之父。

如今“寒门再无贵子”、“别人的起跑线就是你的天花板”等说法大横其道，我们抱怨阶级固化，羡慕别人有富爸爸，我们抱怨不公，悲悯自己身世凄惨，我们挣扎在房价物价中幻想诗与远方，最后把一切归为自己生错了时候，如果没有漂亮的学历就没有好看的简历，于是被打入底层人，子孙三代难以翻身。真的是这样么？

王云五的时代不见得好到哪儿去，到处都是谁谁谁的孙子儿子干女儿，到处的阔少小姐驰骋十里洋场，每个人都有显赫的背景、风云的身世，每个人的祖坟都冒青烟。在阶级更加固化的语境中，王云五扎进书堆里，立志做一个百科全书式的人，家中藏外文书一万两千多本，还有很多优秀的中文书，34岁时仍能保证每天阅读一百页以上的外文书。而这辈子，他始终在学历一栏写“识字”二字。

三救商务印书馆

“没文化”的王云五，只用一生干了别人三辈子才能完成的事。

1932年，商务印书馆以及附属图书馆东方图书馆遭日军定点轰炸，日军想要彻底毁灭这些影响中国人心智的文化机构，是继火烧圆明园后最坏的文化破坏行动。

此次轰炸中，东方图书馆被彻底焚毁，其中包括中文书26.8万余册，外文书8万余册，另外还有古今中外各科学术参考书，以及5000余种珍贵图标照片。商务印书馆创始人张元济痛心疾首地说：“真不该将这么多好书积聚起来。”

此前，王云五早就动了离开商务印书馆的念头：他在这里只是个小股东，家中还有八十岁的父亲要照顾。现在商务印书馆遇难，按理更该离开。但王云五觉得：

“敌人把我打倒，我不力图再起，这是一个怯弱者。他又念，一倒便不会翻身，适足以暴露民族的弱点，自命为文化事业的机关尚且如此，更足为民族之耻。

此外他又想起，这个机关三十几年来对于文化教育的贡献不为不大，如果一旦消灭，而且继起者无人，将陷读书界于饥馑。”

王云五率先振作起来奋力工作，亲手写下：“为国难而牺牲，为文化而奋斗！”的大字。当年8月1日商务印书馆正式恢复印刷生产，11月已实现一日出版一本书的频率。这是王云五第一次救商务印书馆。

1937年日军进犯上海，商务印书馆再次被迫停业。王云五将印务转移至香港、长沙。维持“商务”每日出版一本书的传统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这是第二次。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占领香港。上海、香港两地商务印书馆的财产尽失。王云五人在重庆，查看发现重庆分馆的钱只剩13万法币，最多维持一个月。王云五决定将商务印书馆总部迁至重庆。到抗战胜利时，商务印书馆的账上已有数十亿法币现金。这是第三次救场。

就算是个满脑子商业经纶的社会人，王云五做书之胆魄与见识不见得输给哪个“读书人”。

王云五主编的“万有文库”系列，全书1721种，共4000册。看过书目后发现，这套作者有梁启超、王国维、吕思勉、傅斯年等等，集合了文学、音韵、法律、艺术、经济、历史、社会各个方面大学者，现在的编辑很难有这样的实力，笼络这么多大学者一起完成一套书。

而且王云五做书极有野心，他希望一套“万有文库”等于一小型图书馆，可放在私人家中或任何地方，所以他发明的“中外图书分类法”和”万有文库“融为一体，方便任何人收藏整理。

“万有文库”系列

他的野心不止做一套“图书馆”，王云五还“写过”字典，发明了“四角号码检字法”，那年他才37岁。

他们骂王云五或许有道理，但我们说话要凭良心

王云五被骂是上个世纪的事，现在看那些对错是非，我们好像没资格评判。

王云五刚进入出版行业，便开始在商务印书馆实施大改革，9个专业部部长换掉了7个，引进新人有朱经农、周建人、周鲠生、竺可桢、郑振铎、顾颉刚、叶圣陶、陶希圣等，这些人后来都成了学术界响当当的大人物，但这是后来的事情，当时这些人被视为“五四新文化“影响下的激进分子。总之，王云五被骂任用亲信。

接着他又实行“科学管理法计划”改革，内容包括：预算制、成本会计制、统计制、标准化与简单化、按件计酬制与售货量比较制等等。结果引起全社反对，全体职工称王云五为公敌，逼他辞职，连外社的邹韬奋也加入，所以“三联”的人也跟着一起骂。迫于压力，王云五只好撤销计划。这套管理办法在1932年日军定点轰炸商务印书馆时，不得不“强制”执行，同时减股份、裁员4000人。为了救商务印书馆，王云五被众人骂的狗血淋头，为了商务给工人跪下过，四十多岁已满头白发。他说：

“我以为要想做事，不独要吃得苦，还需要脸皮厚；不过那副厚脸皮以外，需有一个良心和它陪衬才好。”

人们骂王云五缺德时，谁想到过商务印书馆会留到今天。

王云五说：“我一生以出版为主，教学次之，公务、政务殆如客串。”我们这代未被战火饥荒殃及过的人，政治历史功过是非我们无力评说，不如以爱书的人立场，心怀感激地说：感谢你救过商务印书馆，感谢你送给苦难的中国的是书籍而非子弹。你说不要让读书界陷于饥馑，王先生请务必放心，我们在阅读中已实现温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