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鸣强：故乡水 故乡人 故乡情 ｜ 我的故乡

我的家乡安乡县安康乡，位于湖南省北部，属于洞庭湖西北部冲积平原。我们村坐落在澧水河畔，是本乡最南端的一个村子。她的名字很奇特，叫虾趴垴。传说中，先辈们刚移民来这里时，是一片荒无人烟的无名河洲，放眼望去，到处是水沟、河汊。有位先民在一次劳作后，喝了一点酒，倒在沟渠水边睡着了，醒来时，发现满脑袋爬满了小虾子，于是就给此地取了这个很有故事的名字：虾趴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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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这里是移民地区，有来自望城、宁乡、益阳的，被称为“南边人”；有来自常德、澧县、津市的，被称为“西边人”。“南边人”和“西边人”的习俗有些不同，比如过年吃团年饭，“南边人”大年三十吃中饭或晚饭，“西边人”则大年三十早上吃天亮饭。再比如新人举办婚宴，“南边人”男方和女方在同一天操办，而“西边人”则是女方先一天操办，男方第二天操办。

来自五湖四海的移民，虽然习俗不尽相同，但各自的文化互相融合，产生了新的水乡文化。

这种文化的交融首先体现在语言上。我们这里的人一般都会说几种方言。我就是如此，我的母亲是益阳人，因而我的母语是益阳话，我的父亲是常德澧县人，我也会说常德方言，而我们村里大多数人都来自望城、宁乡，我和他们耳濡目染，学会了一口地道的长沙话。

因为祖先们是移民来这里开荒拓土的，所以家乡的人都带着一股闯劲，就像“闯关东”的东北汉。他们凭借一双双勤劳的手，先是修建堤坝，填湖造田，把滩涂变成良田，继而把茅草屋变成一座座砖瓦房、一栋栋楼房。一年四季忙忙碌碌，永不停歇，春天耕田插秧，夏天抢收抢种，秋季再收获一季晚稻，冬天则开始修筑大堤和水渠。

安乡县境内有澧水、松滋河等八条河道自北向南泄流，整个县境被河道分割成五个大垸，临洪大堤长达400公里。为了安居兴业，乡亲们每年都得在秋冬两季开展修堤筑垸工程，用石硪夯实堤身。

在长期的辛苦劳作中，乡亲们创作了一首地方民歌，叫《安乡硪歌》，其实就是劳动号子。由一人领唱、众人合唱。在修筑临洪大堤、飞硪夯土时，大伙儿唱着歌，士气大振。在那整齐的节奏里，凝聚着我们家乡人的勤劳、勇敢、智慧和团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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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家乡的地貌多种多样——有河洲、有大堤、有平原、有水田，我们的童年时代也多了十二分的乐趣。

烈日当空的夏天，河流水位上涨，小伙伴们迫不及待地展开游泳比赛——一排光屁股站在河岸边，一声令下，“噗通”一声钻入水中，一直往前游，这叫“打泡泅”。

秋冬时节，水位退了，露出河洲，我们就到防洪大堤的防浪林里爬树、打仗，把秋天的枯枝落叶当做柴火，一箩筐一箩筐地背回家。

抓鱼摸虾也是经常做的趣事。因为水渠多，鱼儿自然特别多，尤其是关上水闸的时候，一条一条的鱼儿搁浅了，在水沟里直直地往上蹦。大家争先恐后地拿着鱼罩、捞头等工具捕鱼，常常收获满满，好不兴高采烈。

印象最深的是，每年四五月份的晚上，一望无际的水田里，星星点点到处都是抓鳝鱼的小分队——或提着马灯，或挑着用罐头瓶自制的煤油灯。拿着用竹子自制的鳝鱼夹，速度快、出手准、收获多。尤其是阵雨过后或者闷热天，出来乘凉的鳝鱼特别多，晚上一出手就能收满一大竹篓。

1968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一批来自湖南师大附中的初中和高中毕业生，来到了安乡安康这片土地。我们村落户了七八位知青，他们有知识、有文化，安排到村校当老师，教我们读书、认字，带给我们最初的文学和科学启蒙，成了我们受益终身的良师益友。

有一年，两位知青老师回省城探亲，带上我和我姐姐。这是我第一次进城，也是第一次走出家乡，“长沙”这个名字让我充满无限幻想。

从故乡出发，我们只能坐轮船，速度慢还要在沿途的码头停靠，花了整整一天一夜才到长沙。记忆中，河中漂浮着航标灯——每到一个码头，都会看到亮闪闪的船灯，从最开始的三四盏，到七八盏；再到长沙码头，看到湘江大桥，一排灯影倒映在水中——明晃晃的灯光闪耀，我的内心一震：这是一个多么繁华的神往的世界啊！这种激动、雀跃的心情，现在想来依旧难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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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亲18岁就当上了村里的生产队长，后来当过十几年的大队支书，也当过公社乡镇多个单位的负责人。他是一位心系群众、身先士卒的基层干部，很受乡民的爱戴，大家一直尊称他为“雷书记”。改革开放时期，他做过一件引以为豪的事情。

1983年，我们村边的澧水中有一片占地五百亩的河洲，那是一大片杂草荒洲，只有百分之十的面积长着几根稀疏的芦苇。安康乡政府为了开发这片荒洲，明确地提出招标承包，每年上交2300元的承包款。告示发出后，人们犹豫、徘徊，不敢揭榜，我的父亲毅然站出来，并提出加价承包的方案，与乡政府签订了一个“包五年，交五万，还五百亩芦苇基地”的合同书。

村民们对我父亲的这一举动不理解，说什么“叫花子烤火都往自己的脚下扒，老雷怎么往外扒”。父亲理解党的致富政策，他想：改革，开放，不就是要解放受到束缚的生产力吗？他看到的是五百亩河洲中的百分之九十长期荒芜的面积，想到的是怎样开发本地资源。

接下军令状后，父亲充分利用本地资源，一边对原有的50亩芦苇地加强管理，一边请来劳动力大面积地扩栽芦根。到1988年，父亲兑现了自己的承诺，不仅让荒芜的洲子变成了一望无垠的芦苇洲，也因此让我们家获得不少收益，成为村民们勤劳致富的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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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年，我考入华东师范大学，4年后又接着读研，成为村里恢复高考后的第一个本科生、研究生，这是让父亲特别骄傲的事情。同时，我的姐姐考上中师、妹妹考上大学，我们家成了当地有名的“大学生之家”。 兄弟姊妹毕业后，都把家安在了长沙，并把父母接来一起居住。

上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改革开放和城镇化建设，我们村里的很多乡亲也来到长沙、广东一带发展和定居，他们经常回故地看看，当他们畅谈往事的时候就会想到我父亲这个“老书记”，每每回乡路过长沙就要拜访我父亲。我们的家也自然成了乡亲们孩子考学读书、打工就业的中转站、加油站。

当年插队到我们村的长沙知青，因为受到过我父亲的关照，十分感念我的父亲，一有机会也时常来看望他。

从某种程度上来讲，父亲已经成为乡情乡愁的精神纽带。故乡，也已经打破了空间和时间的限制，长沙已经成为我们共同的第二故乡。

以前从家乡来长沙，一趟行程要坐24个小时的轮船。后来，有了快班船，从24小时变成15小时，再变成七八个小时。如今，从老家到长沙全程高速，开车只要两个半小时。

这些年，家乡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三峡大坝一修，那里不再是以前的浩渺水乡了，大小河流都有些干涸了，传统的农耕社会的生活形态也已经改变，风雨飘摇的茅草屋早已变成了漂亮的小洋楼，凹凸不平的卵石路也变成了平坦的水泥路。

我们也总是会回家乡看看，特别是父亲，依旧心系故乡。每次回去，乡亲们总是热情相邀，“来我们家里吃饭吧！”“还是来我们家吃吧”——父亲的饭局一家接着一家。

乡情，从最开始先辈们一同移民，你帮我插田、我帮你修坝，共同战胜大水、一起修建家园，到如今后代们依旧彼此守望，从利益上的互相帮助，变成人文情感的升华。

沧海桑田，时光流变。故乡的水不再如昨；故乡的人，新老更替；故乡的情，永远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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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制 | 杨天兵

统筹 | 黄琪晨

口述 | 雷鸣强

文 |《文史博览·人物》记者 黄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