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创作诗词 是什么原理写出来的 反映主观认知还是社会现实？

何氏虽将诗之情局限于夫妇之间，但他对于诗本性情的肯定仍是毋庸置疑的，他以《三百篇》中风诗作为首要的标准，这实际上是在肯定风诗表露真情的特征。徐祯卿以风诗为宗评论汉诗，实则意在指出汉诗的创作受到了国风的影响，正是因为汉诗保留了风诗的创作风范，包孕着国风那种质朴本真、浑厚自然的质性，方才古意犹存，愈显真实。可见，前七子复古并非一味地只注重诗歌的形式特征，他们对于诗歌情与志的认识。

已经准确地把握了诗歌思想内容上的特点。可以说，李梦阳等人所提出的民间真诗，正是他们复古所寻找的经典文本，是他们重情求真的重要依据。虽然李梦阳等人所领会的“情”是古人之情，然而，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李梦阳等人对民间真诗的提倡，实际上已经涉及到了对通俗文学的肯定，他们所宗尚的民间诗歌流露出的淳朴自然的真情实感，正是对官方台阁体诗文冗弱平庸的一种反拨。这一点在当时的文坛以及对明代中后期文学的发展都有着重要的引导意义。真者，生之心发之实也在前七子复古运动兴起之前，台阁体诗文一味的歌功颂德，称赞皇恩，诗歌创作固然谈不上什么真实的情感。

性气诗虽主性情，但往往指的是儒家温柔敦厚，典雅和平之情，并未逃离出理学道德的束缚。然而，李梦阳等人却不同，他们主张以真情论诗，他们所提倡的情真与人的内心、现实情况有着密切的关系，是与理相对的情。在他的论述中，主要涉及到情真的三个方面的探讨，一是心感于“遇”，二是情由心生，三是情随心而发。其中“遇”是指所触碰到的客观现实，包括现实中的外物或个人所受到的遭际。诗人正是因“遇”而生发了情，并通过诗歌创作所流露出来，这种情是人内在真实感受的具体呈现，也正是李梦阳所指的情之真。而虚假伪造之情因缺乏情之实，便不是真情。

可见，李梦阳所认为的真情，在一定意义上，体现为心与外物，心生之情与诗歌情感表达的统一。他实际上是在强调诗歌创作的前提是诗人要具有切身的感受，真实的体会。而矫揉造作之情是为假情，并不是出自诗人真情实感，因而也就不具有诗之真。真切的感受和体会是情感产生的源泉，随感而发之情才是诗人之真情。情感的产生源于个人内心、遭际之间，同时也正是具有真情实感的诗歌作品才能生发出感动人心的审美效果。包含着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诗人的感遇是否真实的问题，另一是诗歌是否能给人带来真实的感动效果。这两个方面实际上都涉及到了诗人情感真实性的问题。

首先是诗人有真实的感遇，才会有真切的体会和感受。其次，诗人内心具有真情实感，所言之情才将真切，读之者才会为之感动，体会深刻。这无疑是在强调情感来源于现实的重要性。诗歌情感的真实性与否，是决定诗歌思想内容的主要质素。诗人饱含真情的创作表达，影响着诗词章句的构成特点，更关系着诗歌创作所达到的审美效果。可见，诗歌的思想内容与审美有着必然的联系，而诗人的真情正是将二者达到统一的关键性因素。事实上，前七子将个人情感的真实性与现实联系起来，一定程度上，是批判道学家虚伪、崇礼抑情的体现。李梦阳也以“变”和“愤”来描述情之真。

理学家所主张的万物之道，它体现为事物通常的状态，而李梦阳认为结肠之情与“理”相异，它并非出于圣人的性情，而是诗人发自肺腑的真情，它变化莫测，无法把握，因而以“变”称之。这种由“变”而呈现出的情感是人心感应外物而生的真实感受，它因人情感的变化而变化，正是它幻化弗测的“变”，才体现出情之真。因而，李梦阳指出人的主观情感会随着时境的变迁而变化。具体体现，与中和之情相对立，由人的真情所致。这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由理道束缚的中正典雅和平之情，将人的真实感受与情感的多样性联系起来，对于反拨虚伪的理道学有着针砭时弊的积极意义。

可以说，前七子诸子在复古运动中对诗歌情感的认识，是一种维护诗歌抒情本质的进步意识。他们对于民间真诗的宗尚，以及对情感真实性的探讨，不仅是对当时台阁体文学冗杂平庸的思想内容的一种救赎，从深层意义上来讲，更是以情反理的重要显现。然而，前七子所提倡的情是在复古基础上领会的古人神情，他们虽意识到了情感来源现实的问题，但所述之情并不是个体主观的今时今日之情，而是在模拟基础上的古人之情。因此，可以说，前七子在对情的探讨没有真正的认识到个体主观意识的差异，以及社会形势的发展变化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