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健:生生不息的德善之河|家风传承
美德的教育是一条河,从源头流出,生生不息。父母给了我生命中最初的活水,若干年后,我将之传递给我的孩子们,很久以后,他们又会传递给他们的孩子……美德就这样得到了永恒的生命。
01
我的父母来自农村,文化水平不高,不会讲大道理,他们只会凭着本心,简单直白地做给儿女们看,身教远多于言传,多年以后,当我回头看,才蓦然发现那是一种悄然无痕却又历久弥新的教育。
母亲的一辈子没享过什么清福,但却用辛劳的一生阐释着何为中国女性特有的坚韧和执着,她的一生有着难以愈合的痛。
母亲生下过7个小孩,但是最后只剩下大姐、二姐还有最小的我。在五六十年代,农村缺医少药,各种疾病肆意流行,因为疾病缠身,无药可治,母亲眼睁睁地看着我的四个哥哥姐姐在自己怀中相继离去,欲哭无泪。连续四次的丧子之痛常人难以想象,但是母亲挺过来了,她发誓要守护和教养好剩下的三个孩子。那时家境不好,父母克服很多困难坚持让我们三个上好学。
母亲四十二岁时,我出生了,所以在我们家大姐比我大了二十岁,二姐比我大了十八岁,虽然年龄相差大,但一直以来我们姐弟之间的感情很好。从我记事起,大姐已参加工作,是个小学教师。有一次家里做了点好吃的菜,母亲分了一点出来,让我送给在学校的大姐吃,从家里到学校,要横过一条小河,小河上没有桥,只有从河水中的几个石墩上跳过去。那次我不小心掉到河里,裤子衣服都浸湿了,但给大姐带的菜却没有被打湿。在我的心目中,给姐姐的东西是要尽可能保护好的。二姐出嫁的地方离家二十多里,出嫁后在婆家村里的学校当老师,二姐夫当时在北京工作。二姐很恋家,周末常回家。那时我十来岁,每逢周末,我总是心甘情愿地走上十来里路去接二姐回家。接到了二姐固然高兴,有时二姐忙,没有回来,也只好心有不甘地一个人闷闷不乐地回来。回顾往事,一路走来,两个姐姐在我的成长过程中给过我这个小弟弟许多的呵护、关爱和鼓励,我心存感激。
02
小时候我身体不怎么好,常常高烧痉挛。五岁那年,有一次病得很重,高烧痉挛不省人事,一旁的母亲急得几度落泪,恳求上苍,保佑我的性命,在家乡的那个乡镇卫生院抢救了十来个小时才最终脱离险境。后来,我从美国留学回来,从事了将近20年生命科学的研究,希望走科研这条路为身处绝境的人带来更多希望,再后来,我被组织任命为湖南省卫生厅厅长,有机会参与到湖南的医疗卫生事业发展与建设中,内心对医疗卫生事业始终有一种“特殊感情”。在一次对家乡乡镇卫生院的调研中,我对随行的调研人员说,这里是救过我命的地方,你们要给予重视支持。当然,不光是支持我家乡的乡镇卫生院,全省其他基层卫生院都要予以重视支持,要尽最大的努力,改变乡村缺医少药、就医环境差的状况。
在温饱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的艰苦岁月里,母亲一边忍受着多次丧子的痛苦,一边担惊受怕地呵护着从小身体不大好的我,默默守护着我们三姐弟长大。虽然我是当时家里的“独苗”,但是母亲从不溺爱我,她心地善良,可原则性也强,从小我也算是挨着母亲的打长大的。小时候,我也调皮,但是成绩还算可以,常常是班级前三名。不知道小时候的我是真有点小骄傲,还是班主任老师的确“无话可说”,一到期末写评语,老师总爱写上“克服骄傲情绪”,我一看评语,就知道要挨母亲的打了。她是不允许孩子骄傲的,如果骄傲就犯了母亲的“大忌”,打过之后,母亲还要让我跪在堂屋中央毛主席像下自省。
母亲也是一个勤劳而要强的人。作为一个家庭妇女,家里很多大大小小的事情都会落在她的肩上,为了生活,父亲那时时常到外地干活。母亲有一手能做布鞋的好活,她经常帮别人做点布鞋,赚点小钱补贴家里生活,常常劳累到深夜。因为过度辛劳,母亲有严重的高血压,医生给她开了药,但是她少吃或者不吃,她总在叨念,那个药吃多了,瞌睡多,哪里还有时间做事情?即使我们反复劝,也没有用。母亲六十二岁那年,有一天我在工作单位接到父亲电话,说母亲病重,要我尽快地赶回家。我用颤抖的手给单位写了请假条,办了请假手续,匆忙往家赶,到家时已近黄昏。母亲患的是脑溢血,昏迷不醒。当天晚上,母亲苏醒过来,有个片刻的清醒,我到床前呼唤母亲,她睁开眼睛,望了我一会说:“你回来了,你还好吗?”我紧握她的手咽呜:“好、好......”这就是母亲,她病重昏迷,片刻清醒之际,还在惦记着儿女们好吗。之后,她再次昏迷,直到去世再也没醒来过。而“你回来了,你还好吗?”成了母亲对我说的最后的话。当年挽救过我生命的乡镇卫生院,这次没有能挽回母亲的生命。唉,如果母亲不那么要强、不那么辛劳,如果当时医疗条件好些,如果当时家境富裕点,她也不会走得那么早。但“如果”毕竟是“如果”。
03
记忆里,我父亲的性格和母亲截然不同,他是一个言语少、随和、善良而忍耐的人。小时候我也调皮干“坏事”,有时也惹得父亲很生气,父亲是那种把想打人的手高高举起,却又不打下来的人,高声调训斥几句,危机也就过去了。如果父亲把我做的“坏事”告诉母亲,我将迎来一场风暴,但父亲很少那么做。父亲一辈子勤勤恳恳,站在我们三姐弟身后始终默默付出,倾其所有。
小时候,他是家中主要的劳动力,嗷嗷待哺的我们全凭他一人供养。20世纪70年代,家里自留地少,无可奈何的父亲只得偷偷在山脚下挖了一点地种菜,这也成了要割的“资本主义尾巴”,然后还要接受批判改正。为了一家人的肚子,父亲始终一言不发,将所有的羞辱与无奈嚼碎了往肚子里咽。
父亲懂得一些中草药知识,这在当时的农村是相当管用的技能。平日里,村子里谁家闪了腰、跌破了皮,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到张大伯那里看看”。“张大伯”是村上人对父亲的尊称,这个称呼一直用到父亲去世。而父亲对于前来求诊问药的也几乎“来者不拒”,有人为此要给钱,父亲不要,他觉得这是举手之劳。
1987年,我赴美留学,经济条件好一点的时候,会给父亲寄些钱,但是他用得并不多,绝大多数都是这个借走一点,那个借走一点,被借得多了,最后连他自己都记不清了。但是父亲的不计较和对钱的“稀里糊涂”,却为他赢来了极好的口碑。
父亲在世的时候,照看过我大孩子一段时间,父亲特别喜欢自己的孙儿,孙儿也特别亲爷爷。但是天意难违,父亲走的时候,我家的老大只有六岁,老二只有三岁,葬礼上,我看着六岁的老大跪在他爷爷的照片前,一动不动,不肯起来,当时我的眼泪就止不住地往下流。送葬那天,按照老家的习俗,亲人过世,需要抬着棺材走上好长一段路,沿路的人家放鞭炮以表尊敬,我作为家里唯一的儿子,每一户人家放鞭炮,就要下跪磕头以示感谢,就这样走一段、炮竹声起,双跪膝地,再走一段,炮竹声起……一路下来,我的膝盖都跪得红肿了。这是父亲给我人生上的最后一堂课:善意地对待他人,他人也会以善意回报你。
然而就是父亲这样一个善良而值得敬重的人,一辈子连一次韶山都没有去过。还有我那辛苦操劳了一生的母亲,一辈子甚至连一次长沙城也没有进过,他们都曾看似漫不经心地提起过这些小小的心愿,作为儿女,我们有时也“漫不经心”。上一代不会倾吐,下一代无心体会。生命,就像黄昏最后的余光,瞬间没入黑暗,给活着的人留下一生的遗憾、亏欠无法弥补。
04
如今,我是两个孩子的父亲,对于两个孩子,我没有太多奢求:他们不需要什么都学、什么都会,在人生还未开始的时候就要“先人一步”,我只希望他们能够在人生最初的时候,明白何为善,何为美。人生可以输在才能的起跑线上,但不能输在道德的起跑线上。
我是一个除了工作上的“主业”,什么兴趣上的“副业”几乎没有的人,这也是我人生的一个小小的遗憾。因此,我希望我的孩子们除了“主业”外,还学门把“副业”,这也会给人生增加一些乐趣。老大性格内向一些,小时候身体也弱,我建议他学门可以锻炼身体的“副业”,他选了乒乓球,打得还可以。老二性格活跃,拉丁舞、围棋、葫芦丝、小提琴……什么都学,但少点耐心。我问他你到底有没有最喜欢的?老二想了一想,“吉他挺好”,他现在的吉他弹得还不错,用他的话说应该是业余中上水平。
他们两个都很善良。兄弟俩从小手足情深,在我的记忆里,他们从来没有吵过架,红过脸,有什么事都常常想着对方。小时候谁有吃的,总要分给另外一个吃。有一次,要到北京办点事情,我带老大去了北京,办完正事后,我带他游玩了八达岭长城,爬到了“不到长城非好汉”那块刻石碑那里,有个摊子,摊子上摆着做得像体育金牌的金属牌卖,谁买后可以将其名字和爬长城的日子刻在金属牌上,我看老大喜欢,就给他买了一块,刻上他的名字和日期,他戴上了很高兴,问我:“爸爸,要不要也给弟弟买一块?”我说:“不,等弟弟哪天也爬上这里再给他买。”我并不是吝啬这几十块钱,而是要他们从小就树立要劳动才有收获的理念。老二学习偶尔也“吊儿郎当”,但是老师的评语常常会写上“乐于助人,有一颗善良的心”。期末考完,成绩单装在书包里,他会因为成绩不理想,回家后就一言不发,或许他怕我批评训斥而忐忑,我会对他说“学习还是要倍加努力!善良,这一点爸爸特别喜欢”。
但是他现在也许不明白,每次看见这样的评语,对于作为父亲的我而言,其实足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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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述 | 张健
执行 |《文史博览·人物》记者 沐方婷
主播 | 郭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