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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南陵走出的古典文学权威 一生桃李满天下

2020-12-16 05:2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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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意怜幽草 人间重晚晴

陈友琴(1902-1996),1923年肆业于上海沪江大学文学系。1930年后历任上海建国中学、敬业中学、务本女中语文教师,安徽屯澳柏山皖中、建国中学、江苏临中教员,杭州之江大学国文讲师,杭州《东南日报》副刊编辑,杭州师范学校语文教师,新中国成立后任杭州师范学校军代表,杭州幼儿师范学校副校长,北京大学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中国社科院文研所副研究员、研究员。1935年开始发表作品。1955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温故集》《长短集》《晚清轩文集》,编撰《清人绝句选》《白居易诗文述评汇编》《元明清诗一百首》《千首清人绝句》《不怕鬼的故事》《中国文学史》《唐诗选》(以上均合编)等。

陈友琴,1902年出生于安徽省南陵县城关的一个中医世家,1996年以94岁高龄病故,称得上是一位世纪老人。先生前半生献身于教育事业,从小学教师、中学教师到大学教授。后半生则为古典文学呕心沥血。1990年荣获国务院颁发有突出贡献的专家津贴。

潜心向学的少年学子

陈友琴,又名楚材,字珏人,号琴庐。他的祖父、父亲都是名中医,但陈友琴无意继承祖业,他从小就酷爱中国古典文学,对古诗词,他往往吟诵再三,不禁手舞足蹈,一经投入,就乐此不疲了。

陈友琴幼年天资聪颖,12岁时进私塾念书,塾师是前清廪生,学识渊博,执教甚严,选教的是《唐诗三百首》《诗经》《古文观止》《论语》《孟子》等书。老师诵读、讲解不遗余力,学生每天都要熟读成诵。这种严格的基础教育,给他奠定了扎实的国学根底。他父亲在行医之余也以吟哦诗句为乐,对儿子学习诗文也极关心,经常选出古诗名篇,要他楷书录写,认为“眼过千遍不如手过一遍"。这使幼年的他养成了随手抄录诗文和作读书札记的习惯,因此他在少年时期就已积累了许多笔记本。

离开私塾后,陈友琴进入宣城第八中学读书,他的文学才华得到国文老师、教务主任和校长的赏识,诗文习作常被选登在学校出刊的习作园地上。在老师们的关怀下,他对文学的兴趣更浓厚了。中学毕业后,他就读于上海沪江大学文学系,后因祖父逝世、家庭经济困难而中途辍学,从此开始了他的职业生涯。

最初他在繁昌县三山镇叶璧成家做家庭教师,叶先生是上海《申报》编辑,家中藏书丰富,为陈友琴在教学之余自学深造提供了有利条件。他认真研读《资治通鉴》,并选抄了其中有关古代战争、战略部分的文章,抄录成三大册,取名为《通鉴战略》。他同时又精读《全唐诗》,把自己爱读的唐诗工整的录写下来,取名为《唐诗选读》。

十目一行做学问

1930年,陈友琴离开安徽凤阳第五职业学校,到上海敬业中学任国文教师。1935年他在上海市立务本女子中学任教时,常到客居上海的南陵籍著名学者徐乃昌先生家去看书。徐是海内著名截书家,自费刻书也不少,对勤奋学习的同乡晚辈爱护关怀,特许陈友琴出入书房,随意翻阅,邀游书海。徐家藏有很多在外面图书馆没有的珍本,因之使他大开眼界,丰富了他的版本学和目录学知识。

对于中国古典文学,陈友琴在青少年时期就十分爱好,钻研弥深。他的自学精神颇受友人赏识。他在一篇文章中说过“谓读书一目十行,这是所谓才子吓唬人的,凡是求读书真正有所得的,还需十目一行。"这句话被公认为“补白专家"的报人郑逸梅收入他编写的《艺林散叶》一书中而成为做学问的名言。陈友琴就是本着这一精神做学问的。他在教学之余,经常坐在书桌前,或读书,或写作,研究古典文学。

20世纪30年代中期,上海文坛上人才辈出,各派作家十分话跃。陈友琴当时也在海工作。他结识了开明书店的叶圣陶先生,叶老严谨的治学精神使他深切敬佩。

我国古代诗歌经过唐、宋两个朝代的发展,令人有“难以为继"之感。严羽在《沧浪诗话》中评论盛唐诗歌时说:“盛唐诸人唯在兴趣、羚羊挂角、无迹可求。”认为诗必盛唐。就在这种思潮影响下,宋洪迈编选了《万首唐人绝句》,清王世禛编选了《唐人万首绝句》,清严长明编选了《千首宋人绝句》,至于元、明、清以后的诗就无人问津了。陈友琴认为,要正确评价清代诗与清代诗人,只有掌握有关清诗及其作者的全部材料,细心研究,科学分析,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于是,他刻苦钻研清诗,就像一个地质勘探工作者进入荒山,像发现许多奇异瑰丽的宝石那样高兴。他以清诗和唐诗、宋诗作对照进行研究,认为唐人绝句以神韵胜,宋人以清新胜,清人则以神韵兼清新胜。于是他在叶圣陶、王伯祥先生的鼓励下,以自己研读清代诗歌的体会,有感于时人对清诗的不公正的评价,立志编出一本选诗允当、顾及全面的《清人绝句选》,为清诗在中国文学史上争得一席之地。他废寝忘食,搜集清代各派名家的诗集细心攻读,用力甚勤,终于精心编出包括四百位清代诗人一千多首绝句的《清人绝句选》。此书于1935年由上海开明书局出版,迅即获得出版界和读者的好评。著名学者柳亚子先生为它写了题签。叶圣陶先生为它写序,说:“陈先生这个选本,所选有四百家,清代的重要诗人差不多都在这里露睑,我们取来讽诵,就好比跟一代的诗人促膝谈心,听他们诉说浑凝的诗感,确是快事。”不过对陈友琴来说,他自觉意犹未尽,认为所选尚多遗漏。也就是说,这部书只是为他50年后选注《千首清人绝句》打下了基础。

陈友琴除孜孜不倦、博览群书之外,也一直为报纸杂志写文章。20世纪30年代中期黎烈文主编《申报》副刊《自由谈》,得到鲁迅、茅盾、郁达夫等人的支持,许多作家在这个副刊上发表触及时弊、富有文采的杂文和随笔。陈友琴也曾为《自由谈》写过文章,他写的一篇《活字和死字》,引起了鲁迅先生的注意。鲁迅以笔名旅隼写了短文《从别字说开去》,与陈友琴磋商,由此展开了一场关于文字学的论争。陈友琴在《活字和死字》一文中说:“所谓‘活字’者就是大多数识字的人所公认的字。识字太多的朋友搬出奇字、僻字、古字,与实际运用文字的需要全不相干,我就一概谥之以佳号曰‘死字’。”而鲁迅先生则认为:“陈友琴的‘死字和活字’是不想从根本上斤斤计较字的错不错即别不别了,这种做法只能是维持现状,听去很稳健,但实际上是行不通的。”当时陈友琴初进文坛,是个末学后进的青年,他的识见难免有误,承蒙鲁迅指出,他就永远铭记在心,告诚自己必须力求革新,不要做一个现状维持派。此次论争的文章后来被编入鲁迅的《且介事杂文二集》中了。

熙熙如春作育英才

抗战开始,陈友琴离开上海奔赴内地,在浙江省立衢州中学等校任国文教员。抗战胜利后,他全家来杭居住,1948年8月,他应聘来到杭州师范学校。当时校长蒋伯潜先生是一位学者,他欣赏陈友琴在古典文学上的造诣,邀请他来杭师做语文组把关老师,陈友琴对古典文学潜心研究,语文知识渊博,讲课时善于将旧学新知融会贯通,深受学生欢迎。他的教学特点一是深入浅出,往住从国文基础知识入手,引起学生学习兴趣,但绝不流于夸夸其谈、漫无边际;二是善于以古喻今,开拓学生的眼界,并在阐述文章之际鼓励学生既要向古代杰出人士学习写作,也要学习其人高尚的道德品质。杭师校友来幼鸿至今还记得陈友琴老师对他一篇作文的批语:“你爱好文学,过去写的文章还有真情实意。可是这篇文章纯粹是辞藻堆砌,不能表达自己的真挚感情,这就不能算文章了。记住:写文章和做人一样,贵在朴实无华。"来幼鸿读后深为感动。后来他也深切了解:不仅是写文章,做人也一样应该朴实无华。他还发现:朴实无华正是友琴先生一生治学为人的写照。

这里还必须提到的是,好古者住往不善于吸取新知,但友琴先生却不如是。他热爱青年,关怀学生,从不以长者自居,能虚心倾听学生意见。有些人常以须发斑白来显示自己资格老、教龄长、学问好,友琴先生却说:“只要老师能拿出成缋来,就会得到学生的尊重,用不着染起髭须去事后生的。”

上个世纪30年代陈友琴先生和上海

市立务本女子中学学生合影

陈友琴的教学在学生中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早年执教的上海市立务本女子中学和浙江省立衢州中学,在2002年百年校庆时都不约而同地在他们的校刊上开辟专栏刊载专文纪念陈友琴先生,称赞他的教学和为人。友琴先生在中学里教的是语文(当时称国文)和历史,他在教学中旁征博引,注意将课本同现实联系,从而引导青年学生正确认识时代,懂得自己所肩负的改造世界的重任。在上海务本女中,当蒋介石鼓吹“攘外必先安内”时,友琴先生曾为此组织了一次班级辩论会,让学生争辩究竟是应该“攘外”还是“安内”。这场辩论使他的学生受益匪浅,至今谈起仍历历在目,从而越发怀念友琴先生。在杭州之江大学,由于他在课堂上针对时局的言论,被某些人视为共产党(其实当时他尚未入党),他也因此被这所教会学校解聘。

陈友琴注重教学,更注重育人。他热爱学生,对学生关爱无所不至,也深受学生的爱戴。

1949年3月,正是风云变幻之际,自色恐怖笼罩杭州,陈友琴毅然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那时,地下的中共杭州市工委的同志常于夜间与陈友琴联系工作,了解杭师教职工的政治思想情况并洽谈如何开展护校工作。有时他夜间外出开会,因校门紧闭,不得不越墙进出。陈友琴外表上是个不问政治的教师和学者,实际上他是个热心参与政治的爱国者,并且对马克思列宁主义著作和党的方针十分倾心关注。

1949年5月3日,杭州解放,中国人民解放军杭州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宣告成立,陈友琴奉杭州市委之命向军管会报到。军管会任命他为进驻杭州师范学校的军代表。杭师接管委员会成立后,他担任副主任委员,后任副校长。人们这才知道这位外貌颇为儒雅的学者,原来是中共地下党员,是革命的执着追求者。1952年秋,市教育局决定将原来属于杭师的幼师班分出,成立幼儿师范学校,陈友琴率领两百余名教职工和幼师学生一齐来到临安,校址离天目山不远,山清水秀,环境幽静,但校舍环境需要整修,他和大家一起修筑道路、平整场地。课余还和学生谈心,安慰她们,稳定学生情绪。陈友琴的平易近人、踏踏实实的工作作风,获得全体师生的信任和爱戴。

披沙铄金著书立说

由于陈友琴先生热爱古典文学研究工作,井具备了深入钻研的功力,因此经吴组缃向何其芳推荐,他于1953年ll月被调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工作,历任副研究员、研究员。

陈友琴先生和余冠英、俞平伯等先生召开文学所古代组小组会

陈友琴在文学研究所工作期间。经常拜访学者邓之诚、俞平伯、王伯祥等人。几位学者专业虽然不同,互相探讨研究,感情却很融洽。陈友琴虚怀若谷,在来往交谈中,常能以对方治学所得,对照自己的钻研体会,以弥补自己之不足,从而不断地提高自己的文学修养。

1959年春季,中央领导要求当时的文学研究所所长何其芳编写《不怕鬼的故事》,主题思想是宣扬对“鬼”要敢于蔑视,要战而胜之,绝不能被“鬼”吓住。当时陈友琴在文研所资料室工作,何其芳就把这任务委托给他。先生凭着自己丰厚的古典文学功底,批览大量古典笔记小说,披沙铄金地编出初稿后,又投入了极大的精力为这本通俗普及读物做了详尽的注释。书稿和注释顺利地获得何其芳、吕叔湘等名家的审定,并于1961年出版。出版后,友琴先生曾亲手赠样书给当时的学界名流,广泛听取意见。沈从文先生非常喜爱这本书,非常认真地在书上密密麻麻写满了眉批与加注,并把这本眉批加注本转送给了陈友琴,这本书后来一直被陈友琴珍藏着,他并经常以沈从文先生的认真和精益求精的品德来教育他的儿女和求学的后生们。

同时陈友琴还参加了《中国文学史》的编纂工作,由他着手撰写的是唐诗部分中的白居易等人诗作的评价。他早年就倾心于白居易作品,早已积累了大量有关资料,所以编写时更是得心应手。后来他把搜集、整理有关自居易资料的工作做得更加广泛、更加精详,于是决心编出一部《中国文学研究资料汇编·白居易卷》,以有助于今后的白诗研究者,使他们免于搜查和翻检之劳。编此书时,他力主资料必须全面,编者应自有独特的见解。在书中,他既指出白诗的艺术特征,也评析了作品中的思想矛盾。此书辑录了许多闸述白诗的积极向上的文章,这主要是有关讽喻诗如《新乐府》《秦中吟》等,同时也辑录了前人关于自居易学道学佛等唯心主义消极因素的评述。编者坚持“求真存实”的原则,认为只有这祥,才能还白居易的本来面目,使后之学人得益。

《白居易卷》出版后,获得了读书界的好评,还深受海外汉学家的欢迎。日本学者花房英树把此书译成日文出版,还特地来到中国要求拜会陈友琴。

1988年,陈友琴选注的《千首清人绝句》由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这个选本是在20世纪30年代编选的《清人绝句选》的基础上扩充发展而成的。编者在篇目上作了较大的调整,增选了大批作者的诗,又在作者小传和注释方面花了很大的功夫。当时他从6000多家诗作中。反复精选出2000余首绝句,这得查阅多少诗集、翻读多少种不同版本、访求多少种抄本。在收集资料方面,这时虽比20世纪30年代在上海有较好的条件,但他毕竟已是八旬老人,又无助手,居处狭窄,仅有一两屉桌可堆书写文。有的资料要到离家一里多地的科学院图书馆去借阅。他只得拄杖而行。如此朝朝暮暮,春去秋来,年复一年,反复阅评、思考、修改、整理,历时5年之久,终于出版。此书共辑五绝261家585首,七绝626家1216首,共计60万字,除了徐世昌编的《晚晴簃诗汇》,这部《千首清人绝句》可以说是大部头的“清人诗选”了。此后,陈友琴又出版了《元明清诗选》,共选诗人270家,诗666首,入选的有金代的元好问,元代的萨都刺,明代的刘基、高启、于谦、陈子龙,清代的顾炎武、吴伟业、王世禛、袁枚、龚自珍、黄遵宪等人的代表作。既选了一些反映重大历史事件和描写当时人民生活的诗,也选了一些有关山水、田园、咏史、记游的抒情诗,包括了不同流派,不同风格的作品,展现了元、明、清三代诗歌艺术概貌及其发展变化。

陈友琴在从事古典文学研究时,还为《光明日报》《人民日报》《文汇报》《古典文学论丛》《诗刊》《语文学习》等报刊写了不少文章,其中有评述古代诗歌的长论,有谈文人轶事的短章,也有抨击时弊、抒述感怀的杂文、随笔。这些文章后来分别结集出版。

其中由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长短集》,曾由《浙江日报》、香港《文汇报》刊载书评予以评价,颇受海内外读者重视。《长短集》中共收有较长的古典文学论文22篇,小品36篇,书末附录《长恨歌》辑评、琵琶亭诗话。他把这个集子命名为《长短集》,除前面所提文章篇幅有长有短外,还由于《庄子·骈拇》篇中有云“长者不为有余,短者不为不足。是故凫胫虽短,续之则优;鹤胫虽长,断之则悲。”陈友琴认为自己的作品“长的不能为鹤胫,短的也不能类凫胫”。他之所以要如此比喻,只是说明文字应长则长,当短则短,不必强求一致。他还用清人赵翼《论诗绝句》中语:“只眼须凭自主张,纷纷艺苑说雌黄。矮人看戏何曾见,都是随人说短长”,为自已的见解作进一步说明。他指出赵翼根据《朱子语类》所云:“矮子看戏,见人道好,他也道好。”他认为自己的作品还不至于是“随人说短长”的东西,有时还常常摆出一点自己的见解。在写作上,他是颇有“求实”精神的。

陈友琴晚年出版的的最后一本书是《晚晴轩文集》,他在“弁言”中说唐代诗人李商隐有一首很好的诗,题目叫《晚晴》,其中“天意怜幽草,人间重晚晴”二句,道出了人生万年应有自尊自重的心境。他感慨地说:“人间重晚晴”,确是地地道道的事实,照他本人的经历来说,他是从旧社会历尽艰难困顿、翻腾磨练过来的,如今真是云开日出、爽朗可喜。他要为祖国的年轻一代,编写出更多的好书。他就是这样一个人,生性恬淡,知足常乐,默默耕耘,著书立说。

陈友琴毕生默默耕耘,辛勤教学。他前半生的岗位是课堂,后半生则介于笔墨纸砚之间。但两者的目的是一致的,均以传授知识、培育新人为己任。他和以前衢州中学的学生陈荣津通信近40年,经常给以亲切的教诲与关怀。他还曾在北京收了三位工人学生:段占学、王学功和徐增祥,先后共同切磋17年之久,现在他们都是北京诗词学会的会员,作诗赋词不辍。

陈友琴为人朴实厚道、谦虚诚恳,对杭州西湖风光和杭州师范学校怀有深切眷恋之情。每逢他的著作结集出版,总要赠送杭师图书馆几本。他在杭师校庆纪念一部特刊上写的《回忆与怀念》的文章说:“杭州师范和幼儿师范的老师和同学,无一不缭绕于我的梦魂中……”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他心情舒畅,曾多次来杭,或访问故人,或漫游西湖,或吟诗撰文,兴致甚高。1996年,他已以94岁高龄逝世。

天道无常,人寿有限,而声名垂于后世,即为不朽。友琴先生勤奋一生。却又淡泊为怀、乐其天年。他的道德文章俱在,人们对他的记忆,是永存于心,又难以忘怀的。

图片由陈友琴亲属提供

来源:杭州师范大学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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