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约来生——写给父亲的情书

张萍萍（1963— ），女，满族，呼和浩特市毫沁营镇哈拉更村人。内蒙古作家协会会员。中篇小说、散文等作品散见于《山丹》《草原》《呼和浩特文艺》等文学期刊，其中短篇小说《亲爱的额莫格》获第二届内蒙古网络文艺“白羊奖”最佳作品奖。呼和浩特市作家协会会员、呼和浩特市新城区作家协会副主席。

二〇一五年六月四日——这一天，我挚爱的父亲走完他八十一岁的人生路程，永远的离我而去了。

尽管时间已过去数月，但这份永诀的痛，我至今无法释怀。

许久以来，命运的多舛，世事的不遂人愿，我生命的触觉似乎快要麻木了，对于聚散离合、对于悲欢苦乐，我早已波澜不惊，无论面对怎样的辛酸、委屈和无奈，我很少动容，也很少落泪。其实，这是一件很可悲的事，做为女人，不会哭了，说明她的情感世界已经封冻了，好长一段时间，我觉得我只是一具躯壳。然而，父亲的离世——这无与伦比的痛楚，重又掘出我躯壳中生命体征的流质，汹涌的心泪，伴着想要倾诉的心语，肆意地流淌开来。

夜深人静，孤灯下默默细数着父亲陪我走过的五十多个春秋，钩沉既往，历历在目，那尘封已久的记忆，凝聚成一股巨大的潮汐，在我心中奔涌喧嚣，召唤我不要再麻木，不要再沉沦…… 人，在不知道自己是死是活的时候，是需要大哭一场的…… 哭过后，心霾涤净了，心思清冽了，本真的、纯粹的情感，便清晰地裸露了出来，那些曾经敢于面对的、和刻意回避的过往，毫不掩饰地呈现在我脑海中，无须夸张，无须雕琢，只想为我一生中从未和“精彩”与“辉煌”沾过边儿的父亲，写一篇情真意笃的情书，寄予我已在天国的慈父，告诉他：别忘了我们来生的约定。

记得冰心先生在一篇散文中曾这样写道：“……雨后的青山，像泪水洗过的良心……”良心，何以要用泪水清洗呢？之前，我并不理解这句话的深意，而此刻，我理解了。属实说，在我还没结婚之前，我从未真正的爱过父亲。

现时流行一句话说：女儿是父亲前世的情人。可在我心里，他是一个可有可无的、且百无一用的人。我知道，我这样想、这样说，是没有天良的。没有父亲，哪里会有我。可是之前，我一直这么认为的。

朱自清先生笔下的父亲，仅仅一个《背影》，就足以让人觉得宽厚温暖，值得依赖；梁晓声先生笔下的《父亲》，虽偏执暴戾，却是个敢于担当的铁骨硬汉；而我的父亲，则是个一辈子连句硬气话都没说过的、近乎窝囊的男人（这是我之前的映像，那时，我还没有真正读懂父亲）。

父亲的窝囊，使得母亲变得越来越强势。当时整个生产队，将近二百来口子人，几乎全部是我们张姓家族成员，在这样一个大家族中，如果父母抱团儿窝囊，谁都不会正眼撩你的，甚至会很受气，所以母亲不得不强势。在我五六岁的时候，二十三岁的母亲就当上了生产队的妇女队长。我儿时的记忆当中，母亲很少对我和父亲施舍一个为人妻为人母的女人应有的温婉柔情。

母亲生我那年刚刚十八岁（周岁十七），父亲比她整整大十岁。十七岁的母亲，按生理年龄算，正值青春叛逆期，因此，在我最初始的印象中，母亲性如烈火，动不动就暴跳如雷，加之父母的婚姻是我外祖父一手包办的，母亲对父亲其实没什么感情。

等我长大之后，母亲曾和我说过，在她怀着我的时候，就开始和父亲闹离婚，但父亲死不松手，坚决不离。

晚年时我曾问过父亲，为什么当初不愿意和母亲离婚呢？父亲说，他觉得外祖父是个勤劳勤俭、而且很仁义的人（他是先认识的外祖父，才和母亲见面的），这样的家庭里出来的女子，肯定赖不了。他还说，他自己是个软软（窝囊废），只有娶了我妈这样的女人，才能和他一道扛起这个家……听这话，他好像早已谋划好这辈子让我妈跟他一起吃苦受累了，当然，他根本没有这样的心技。我又问他：那你跟我妈在一起，就没有一点儿感情吗？父亲憨笑道：那时候的两口子，大都是媒人撮合，家长强逼走在一起的，感情是个甚？我不太机密（明白）。哎，在一搭儿整整过了一辈子，这还不算感情吗？你妈跟着我，把下辈子的苦都吃完啦，没有她，哪有这子孙满堂的日子。你妈她是我的恩人哩…… 我相信父亲的话是发自肺腑的，他从来不会玩儿虚的。

这也许就是他们这代人的命运，尽管母亲心不甘情不愿的嫁给了父亲，最终还是倾其所有的付出了自己的一辈子。

母亲怀我的时候，基本不怎么回婆家，一直住在外祖父家里。

我家在大青山南坡——原呼和浩特郊区毫沁营乡哈拉更村，外祖父家在郑家沙梁，两村相隔十几里地。母亲当时一心一意和父亲闹离婚，并不想要我，但她又不懂得去做人流，只是听说干重活可以把胎儿坠掉，于是，她总是帮外祖父挑水，平常回家也不走大门，专门翻墙头，要么就找根绳子在院子里跳跳绳儿。也许是我跟他们的尘缘太深吧，无论母亲怎么作怪，我还是如期来到了这个世界。

儿时，我若是说话做事不得母亲的章法，母亲打我的时候确实痛下狠手，我觉得她是在泄愤。后来母亲和我提起过，如果没有我的牵绊，如果她肯放弃我，她也许就离开父亲了。但我根本不领这份情，这个世上是否有我，不是我能主宰的了的事。那时的我，比母亲还要叛逆。

在外祖父家居住的那段日子，母亲只要精神状态稍好些，就去跑乡民政、跑区法院，挺着个大肚子，风餐露宿，忍饥挨饿，抱定一个信念，艰苦卓绝地和父亲打离婚。

父亲说，当时他也不管母亲以后能否跟他过在一起，夏粮熟了的时候，他就背着母亲的那份口粮给外祖父家送去，秋粮熟了他又把秋粮送去，临走时，还要放些少得可怜的粮票和零花钱。这倒不是说父亲多么有韬略，他就是觉得那份口粮是母亲应得的。要知道，那正是三年自然灾害期间，父亲也饿得走起路来两腿直打晃晃，可他愣是背着几十斤粮食，徒步十几里把粮食送到外祖父家。

因此，外祖父更加认准了父亲的诚实和厚道，便对母亲发起了威：看见没？生死节褃上，他有两碗吃的，还想着给你留一碗，这样的男人你不跟，到底想跟谁？赶紧走，老老实实回去跟人过日子去……

最终，母亲和父亲的婚也没有离成，以致后来又有了我的弟弟和妹妹。

生活的艰辛，感情的无所归依，把母亲锤炼得太过刚强，连说话也像打铁一样，我从来没听她柔声细语地对父亲说过一句话。母亲的刚强，愈发将父亲反衬得懦弱、窝囊。从我记事起，父亲就是个病秧子，三十多岁，他的腰就几乎是九十度的弯曲。

父亲和我讲过，他刚刚十岁时，就给村里的财主家当长工，因为家境贫寒，连双鞋子都穿不上，常常赤着脚给财主家放牲口。五十年代中期，二十来岁的父亲，和村里一批青年农民，应招成为内蒙古华建公司的一名建筑工人。早年，呼和浩特兴建起来的那些地标性的建筑物的基础工程，父辈们大都参与过。如内蒙古博物馆（旧）、原市委办公大楼、联营商店（民族商场）等。父亲一生最津津乐道、最值得炫耀的，就是这段历史，他以他曾是一名建设者、劳动者而骄傲、而自豪。

一九五七年，父亲随华建公司被派往蒙古国援建那里的基础建设工程。初到乌兰巴托，生活设施还不完善，他们一边施工，一边建宿舍，宿舍刚成雏形，还没干透，还没装门窗，就住了进去。大强度的工作量，加之恶劣的居住条件，为父亲后来的健康状况埋下了隐患。

恰恰是这段最艰苦的岁月，成就了父亲一生中少有的一份精彩。由于父亲对工作任劳任怨，年年被公司基建队评为先进生产者，公司表彰会上，还戴过大红花呢，公司领导亲自给他颁发过奖状和奖品（一件红背心和一只搪瓷茶缸） 。最令他荣耀的是，他还代表民工演出队，登上过乌兰巴托大礼堂的舞台。

父亲年少时很喜欢乐器，他说他喜欢乐器是源自早年活跃在我们这一带的一个鼓匠班子，班主是个会吹唢呐的盲人，这个鼓匠班子在我们当地很有名气，逢着村里有个婚丧嫁娶，就请来吹奏一番。

父亲原本也喜欢唢呐，但家里穷买不起，于是就琢磨着自己做一件乐器。做金属乐器既没有材料，也不好掌握制作工艺，因此，便选择了胡琴。

我们村后有一座寺庙，父亲去庙里把香炉里的香灰收集起来，积攒下足够的香灰后，将松香融开，用松香水和着香灰捏成胡琴的壳子，再用一根废弃的风箱杆做成琴柄，然后从马尾巴上揪几根马尾毛做琴弓和琴弦，就这样，一把自制的胡琴便做成了。

父亲学胡琴，可以说是无师自通。他不识谱，也没拜过师，全凭自己潜心揣摩，一点点琢磨学会的。后来，无论是二人台曲子、山西梆子，以及时下流行的歌曲，只要听过一两遍，就能驾轻就熟地演奏出来。

赶赴蒙古国的时候，除了行李，他还带着他的胡琴。当然，那是他自己挣了钱之后，从乐器铺里买来的第一把二胡。父亲说，那次在乌兰巴托大礼堂演出时，他演奏的二胡独奏《草原晨曲》，赢得了满堂彩。

说起这次“辉煌”经历时，父亲略显骄傲之余，也有几分苦涩。他的“音乐人生”，一辈子只有过这一次闪亮登场的机会，也只赢得过这一次喝彩。打那之后，生活再也没有为他提供舞台，个中缘由，待细细道来。

一个乡巴佬拉琴，能让千百号人为他喝彩，可见父亲是个极其内秀的人，一个内秀的人，一定是个内心世界细腻、情感充沛的人。可单从父亲的外表来看，却丝毫显露不出什么来，用母亲的话说：他就是个里明外不亮的“牛皮灯笼”。

在我入学之前，我是比较倚重父亲的，母亲不在跟前的时候，任凭我怎么胡作，他从来都不嫌烦，即使我捉弄他，他也不会生气，看着我花样翻新地“刁难”他，他会乐呵呵地数落道：啊呀，好麻烦呀！你咋这么会磨人呢……

一九七一年夏天，父亲的风湿病特别严重，不能下地参加生产队的集体劳动，只在家做一些简单的家务。他不会收拾家，做饭只会做两样：一样是熬稀粥，一样是捏莜面煮鱼子。那天将近中午，他把捏好的莜面鱼子蒸熟后放在灶台上，等着母亲收工回来，汆在锅中的汤里就可以吃了。趁着闲暇时，我缠着父亲给我讲故事。回到里屋，父亲躺在炕上教我猜谜语。父亲肚子里装着好些学问呢（当时我就这么认为的），甚至因为父亲会讲故事，我一度挺崇拜他。

至今，我还记得他教我猜过的谜语：“花狸虎，虎狸花，四只蹄子没尾巴。”—— 炕席。

“红嘴；扁肚，黑尾巴上树。”—— 灶台、大炕和烟囱。

“一棵树，五个杈，杈上扣着琉璃瓦；动一动，开金花，要吃要穿全靠它。”—— 人的一只手……

猜完这个谜语后，父亲沉默了许久说：人只要勤动手，肯定能有好日子过。父亲举起一只手晃了晃又说：就是这双手，动一动开金花，要吃要穿全靠它。哎，可惜我这副烂身板子，不争气啊……

其实，父亲是勤劳的，只是病痛缠身，让他失去了为这个家添砖加瓦的能力。他用最浅显的道理告给我，人一定要勤劳，只要勤劳就可以获得好生活。可惜那时我仅仅是把它当做谜语猜猜而已，并没有用心理会过。今天重拾这段时光，自然想起了父亲的这些话，也悟透了这个理。

就在父亲专心致志地为我灌输勤劳能获得好生活的道理时，母亲回来了。

母亲背着一条比她高出多半截的特大号麻袋（两条麻袋缝合在一起的），走进院里。她把麻袋放在院门口的猪圈跟前，掏出猪草扔给圈里的猪们。

我家每年养两头猪，年终，一头卖给供销社，换点儿活钱花，一头过年时宰了，那便是一家人一年的油水。那时的猪都长不大，一年四季尽吃糠和菜，一头猪连皮带毛也就百八十斤。每年夏秋，母亲干完地里的农活，总会打满满一加长麻袋的猪草，扛回来喂猪。

母亲疲惫地跨进门槛，立足未稳，便炸雷般地开骂了。原来，父亲将蒸好的莜面鱼子放在灶台上忘了盖笼屉，院里的几只鸡进来，把一屉莜面鱼子连刨带吃，扒得一片狼藉，且所剩无几。

母亲坐在小凳子上气急败坏地哭骂起来：活死人，要你有什么用啊！我没死没活的受着，就指望进家能吃口现成饭……上辈子我欠你什么了…… 又累又饿的母亲，哭得泪水涟涟。

父亲下了地，一脸愧疚地看着母亲。在母亲凌厉的喝骂面前，他只是手足无措地看着、站着，他想不起补救的办法，也不会说几句宽慰的话。

这天中午，母亲索性一口饭也没吃，躺在炕上哭着睡了个晌觉，下午又干活去了。

那天，我真的领教了父亲的无能，也从心底里对母亲有了一份怜惜。再往后，父亲所做的一件又一件的糗事，把我对他的那一点点崇拜和那一点点依赖，消减得荡然无存。

八周岁，我上学了。入学时，父亲用各色花布给我拼了一个新书包。本来背着书包上学堂的新鲜和好奇，让我心情很好，可紧接着噩梦开始了。

在学校附近，住着一户三年自然灾害时从外地迁来的人家，他家有个和我年龄差不多大、但比我高一头的儿子。他经常逃学，而且很顽劣，每天放学回家，他就堵在路上打我，谁也不堵，专门堵我。堵住后，他嬉皮笑脸地推我，踹我，骂我。那时候，我还没有自我保护能力。从此，上学成了一件最让我糟心的事。那一天，我实在气急了，冲他喝道：再打我，我回去告我大（父亲）。

男孩儿无所忌惮地挑衅道：告去，你大一个弯腰罗锅锅，我才不怕他。

原来，男孩儿之所以无所顾忌地欺负我，就因为父亲是个弯腰罗锅锅。我弱小的自尊，第一次体会到了什么叫做被伤害。

面对此事，我不敢告母亲，我害怕母亲疾风骤雨般地跟人吵架，也不想惹疲惫不堪的母亲跟人生气。可这样无端的被人欺负，一味的忍让下去，多会儿是个头呢。那天，我终于忍不住向父亲哭诉了我的遭遇。

父亲听罢，气得浑身哆嗦，他背起我朝那户人家走去。

进到屋里，男孩儿的母亲正在灶膛前烧火，男孩儿见父亲背着我进来，故意贱兮兮地撩欠道：气得儿气，气得儿气，放开花狗咬死你。

父亲把我放在那个男孩儿面前，脸上露出了从未有过的凶相，指着我对男孩儿说：给你，打吧，往死打，想咋欺负就咋欺负……

男孩儿似乎被目露凶光的父亲震住了，低下头抠着自己的手指头。

男孩儿的母亲不明就里，诧异地停下手里的活问道：这是咋啦？

父亲：你们家娃娃，成天拦住我闺女打。

男孩儿母亲听罢，不以为然地笑了，嗔怨道：我还以为是甚事儿呢，这也值得你上门来问罪？你没听说吗，娃娃打架没问题，练好本领打美帝。成天抬头不见低头见的，你也好意思……

父亲彻底光火了，平生第一次见他发威，他大声嚷道：这叫甚话？那我也天天拦住你儿子打……

男孩儿母亲噌地蹿起来，随手从背后扯过那根捆柴火的绳子扔给父亲，吼道：给，给你根绳子勒死他，你想咋处置就咋处置……

父亲气得攥着拳头咬着牙，脸上的肉突突地跳着，但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不管有理没理，每当别人的声音比他高，语速比他快时，他总是理屈词穷。

最后，父亲背起我，灰溜溜地从他家出来了。

一出大门，我从父亲背上跳下来，撒腿就跑。从此以后，我再也不用他为我撑腰做主了。

之后，那个男孩儿照样还欺负我，可我不再惧怕了。他用手搡我，我就用脚踹他，他飞着小石子打我，我就捡起大石块儿追着砸他。几个回合下来，他不敢和我照面了。

想想父亲的壮举，简直自取其辱。他自己还是个挺不起腰杆的人，有什么能力替我撑腰呢。当我长大后跟母亲提起这件事的时候，母亲不无嘲讽地调侃道：他历来都这样，你还把他当成只敢咬狼的狗了……

在我映像中，父亲没和任何人吵过架，这次因为护着我，平生第一次气势汹汹地主动找人吵了一架，但最终以无言以对败下阵来。

最让我沮丧的是一九七五年的春节。

那年秋天，三岁的弟弟得肺炎住了回医院，欠下不小的一笔饥荒（其实也就百八十块，但在当时就是天价了）。家里四口人，就母亲一个整劳力，凭她多么能干，也挣不回四口人的嚼鼓，况且父亲看病吃药时不时的要花钱，年终分红时，饶没分回一分钱，还倒欠着生产队队的口粮款。

那年秋天，地里的活忙完之后，父亲跟着公社组织的工程队外出给城里的建筑单位垒地基。那段时间，他的身体还比较做主，没闹什么大毛病。可刚干了不到一个月，那天晚上回家睡了一觉，第二天就起不来了。母亲问其原因，说出来简直可笑，他说他在睡梦中打了个喷嚏，把腰闪了。

母亲气得差点儿背过气去，咬牙骂道：我一拳捶死你算了！打个喷嚏能把腰闪了，你可真真儿的出奇死了……

父亲躺在炕上，只有苦笑。

母亲骂归骂，怨归怨，可还是把攒下的鸡蛋卖了，给父亲求医买药。眼看进了腊月，父亲的病仍不见好，母亲不得不把留着过年的猪肉也卖了，给父亲看病。

快到年根儿了，邻居家的女孩儿们都已备好了过年的新衣新裤，我几次想问母亲什么时候给我置办新衣服，但见母亲一脸愁容，我没敢开口。那时，只有过年才能穿上一身新衣服，而这身新衣服，不仅仅是为了保暖御寒，更是一个女孩儿家一份小小的虚荣和体面。可就是这点儿小小的奢望，恐怕也要落空了。

那天，母亲把几条颜色各异的旧裤子拆了，挑选了一面没有补丁的布片，给我攒了一条杂色的“新裤子”，又把我头年穿过的棉袄拆了，四周整整齐齐弥了一圈儿花布，为我改制了一件棉袄，这就是我过年的衣服了。

我问母亲，这就是我过年的衣裳？

母亲：嗯，今年就穿这。

我冲母亲叫道：我不要。

母亲提高嗓门儿反喝道：爱要不要，就这。想穿好的跟你老子要去，别就尽着我一个人挤逼……

我委屈极了，忍不住哭了。看着躺在炕上的父亲，心里狠狠地怨道：你怎么这么没用啊！我怎么就摊上你这样的老子呢……

年三十儿换新衣服的时候，我死活不肯穿那套再生的新衣服。当同龄的女孩儿们到家来邀我一起出去跑大年时，看着她们一个个都花枝招展的，我越发的沮丧了。

夜晚，听着一声声爆竹伴着孩子们的欢言笑语，我坐在炕角默默地垂着泪。

因为是过年，母亲特别开恩，她没骂我，抱着弟弟串门子去了。其实母亲也很无奈，她没办法，只能逃避。

这时，父亲从枕头底下摸出两条鲜亮亮的红绸带放在我手上。那是过六一儿童节的时候，父亲给我买的红绸带，尽管我当时特别喜爱它，但此刻它已弥补不了我心里的失落。我把红绸带推回父亲手里，怨恨地看着他。我这才发现，父亲有一双非常好看的眼睛，那眼神格外清纯，当他和你对视、眨动双眼时，像婴儿刚刚睁开的眼睛，那样的专注、挚诚。而此时，我却无心领略他纯真的眼神里传递的是什么。于是，我把脸转向一边。

父亲把红绸带叠好重又压在枕头下面，他爬起身借故上茅房出去了。不多时，就听西屋里传来了悠扬欢快的胡琴演奏声，是《白毛女》里，“扎红头绳”的曲子。不知为什么，那一刻我哭得泪流如注。并不是我从中感悟到了什么，我就是想哭。那哭声里，有对无可奈何的父亲的一丝丝同情，有对他满足不了一个女儿仅有的一点小心愿的怨恨。喜儿过年时还有二尺新扯的红头绳儿呢，可我不是喜儿，我也不是生活在旧社会……

一九七五年的春节，我就是在这种不快乐、不开心、不幸福的情绪中度过的。

这么多年走来，经过了许多世事沧桑，当我有了一些人生阅历，当我在得失面前失而复得、得而又失，早已把得失已经看淡的时候，重新回望这段时光，重新想想那些事，那又算得了什么呢？不过是那个特定时期，一个小女生自哀自怜穷矫情罢了。而少言寡语的父亲，在他为我奏响那首扎红头绳儿的曲子时，就已经告诉了我，什么是简单的幸福。只是他不会用语言来表述，只是那时的我根本听不懂……

母亲虽然不再东奔西跑的和父亲闹离婚了，但心里依然别着劲，所以很少和父亲交流，我打心眼儿里瞧不起父亲，对他也很淡漠，父亲感到苦闷惆怅时，便将一腔心思赋予琴声，他独自坐在房檐下拉胡琴，演奏的是《看见你们格外亲》。

十三岁的我，刚刚处在叛逆期，加之父亲在我眼里一无是处，我根本不欣赏这不当吃不当穿的吱扭声，于是我放下手中的作业，掀起窗户探出头去，喝断了他的琴声：别拉了行不行，吱吱扭扭的烦死了，以后少拉你的烂二胡，我不想听……

父亲住了手，痛楚地闭上了眼睛……

现在想来，他拉琴不单单是排遣心里的苦闷，他试图也想用琴声召唤什么，只可惜知音少，弦断无人听…… 从此，我很少再听到父亲拉琴。多年之后，当我满心创痕回到家中，当我真正懂得用心品味、再度听到父亲奏出的琴声，才知道，那是可以抚慰灵魂的梵音啊……

斗转星移，在贫穷困顿的纠结中，我长成了一名初中生。

我们村当时只有一所戴帽中学，那时的学制是小学五年，初中两年。一九七八年拨乱反正后，学制又恢复成了三年初中，所以，我们村考上初三的学生，只能就近到邻村有初三年级的学校去就学。那一年，我十五岁。

村里考上初三的学生也就那么五六个，每天早晨六点多钟从家出发，四十多分钟的路程到校，中午在学校吃自己带的饭，学校伙房负责把学生们带去的干粮加热，晚上放学再回家。那时候，管我们这类学生叫走读生。

上了初三，和家人照面的时候少了，所以被母亲呵斥的机会也少了。只要放学早，我就帮母亲把晚饭做好，把那些长嘴带毛的家伙们都打点了，劳累了一天的母亲，进门能有口现成的饭吃，肝火自然就不那么旺了。

其实，早两年我就不怎么挨母亲的骂了。弟弟长大了，母亲的关注点只在弟弟身上。当时还没有青春期呀叛逆期这些说法，但那时的我，的确非常叛逆，也渴望得到母亲的关注。可她一天到晚没完没了的为生计奔命，闲暇时只宠着弟弟，并不怎么理会我。

当父亲走近我时，我只能看着他苦笑，我从心里不在乎他，所以懒得理他。

为了博得母亲的关注，我想方设法胡作，我从学校捡了几根彩色粉笔头，便在自家墙壁上作画，今天画只鸡，明天画头猪，后天又画头驴……墙皮被划得大片大片的脱落。终于，母亲关注到墙上的杰作了，于是，破口大骂：不作乱你心里难受呢？不让骂你肚子疼呢？好好的墙都画成甚样啦……

父亲在一旁小声规劝道：好好跟她说句话行不行，吼叫甚呢……

母亲：墙都画成甚样了，你没看见？

父亲：早就看见了。头是头，尾是尾，她画得多好……

母亲又要发作，乖巧的弟弟抱住了母亲的腿，睁着一双叫人着迷的眼睛央求道：妈，不要骂姐姐，不要骂大大……

看着弟弟那双稚气的大眼睛，母亲咬咬牙，偃旗息鼓了。

弟弟是我们家的柔顺剂。

我私下叮嘱过弟弟，母亲骂我的时候，弟弟就会为我求情，此举百试不爽。

其实，那时候我就是想看到母亲威风凛凛、大喊大叫的的样子，这个样子，在父亲身上永远都看不到。我多么希望他和母亲置换一下，那样，他也许就是我心目当中那个理想的父亲了。可惜他不是。

一九七五年春节过后，父亲依然病着，不能干重活，我们家吃水，只好由我和母亲抬，水井离我们家将近一里多地。母亲只是在生理周期才用我，平常都是她自己挑水。

北方的初春，依然结着冰，井口周围是一大片冰滩。打水的时候，要用扁担钩子挂住桶梁，伸到井里，探到水面时，顺势将水桶一甩，再向下一压，水才能灌进桶里，然后用臂弯架住扁担，猛力向上一挑，迅疾将水桶提上来。这个过程看似简单，但全凭巧劲，一挑一提若是把握不好力度，脚下一滑，人很有可能载到井里去。

母亲干净利落地把水打上来，我在前她在后，娘俩抬着水往家走。母亲不时地把渐渐前移的水桶往后扯一扯，以减轻我这端的压力。一路上，看着那些从我们身边走过的挑水的男人们，我心里更加觉得父亲着实没用。

不久，自治区军区野战部队的一个连队，野营拉练驻扎到我们村上，我们大院的几间空房子里，分别住了一个排的战士，我家前排有间空房子，也住着一个班的兵。

这天，班长看到我和母亲抬着水进了院里，便接过水桶拎回了我们家。班长看看炕上躺着的的父亲，问其缘由，父亲吞吞吐吐地讲明了家里的情况。班长诚恳地对母亲说：婶子，以后班里的战士轮流为你们家挑水。

此后，班里的战士果真轮流为我们家挑水。这个班的战士，我至今还记得他们每个人的名字，可见我们有多么的熟悉。

班长是个山西籍的兵，从父亲嘴里得知，父亲的祖籍也是山西，同乡之情油然而生，他把连部卫生队的队医请来，为父亲诊治。卫生队队长精通中医，每天到家里给父亲针灸。

那是我少年时最快乐的日子。劳碌的母亲能暂缓一息，她的脸上有了笑意；父亲的病也日渐轻松，腰虽然还佝偻着，腿也成了长短腿，走路一跛一跛的，但能大步行走了。父亲常常慨叹：他们是雪中送炭的人；母亲则第一次露出一丝柔情，赞许道：他们没吃过我的奶，可他们像儿子啊……

病困中挣扎的人，最珍惜一臂之力的恩德。

让我喜出望外的是，班长有好多的书，满满一大箱子。我问班长，我可以看吗？班长说随便看。

对于从来没买过一本课外读物的我，那无疑是书的海洋。到现在，我对那些书依然如数家珍。有《金光大道》、《艳阳天》、《沸腾的群山》、《昨天的战争》、《小英雄雨来》、《高玉宝》、《平原枪声》、《敌后武工队》、《烈火金刚》、《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等等等…… 后来在箱子的最底层，我还发现几本当时的禁书：《青春之歌》、《林海雪原》，还有冯德英先生的“三花”。

半年后，部队开走了，班长把这些书全留给了我，书成了我的密友，我坐拥书城，活在自己的世界里，对于母亲偶尔的呵斥，我也充耳不闻，决不生气。父亲见我潜心读书，也不管是课内的还是课外的，时不常的会念叨一句：好好念书吧，总会有用的。

我不屑地看他一眼，心说：大字不识一个，你知道个啥。

有时只顾看书，会把饭烧糊了，母亲正要责骂，父亲忙为我开脱，他说他怕饭没煮熟，又添了一把柴，结果烧糊了。他把一通责骂揽在了自己名下。

我暗自窃喜，觉得父亲多少也有点儿用，他能替我挡横儿。

考初三的时候，我语文得了96分（百分制）。由于知识信息量的扩充，我的作文水平长足提升，作文时常能得满分。

初三每周都有一节作文课，作文课的主角常常是我，语文老师拿着我的作文当范文在课堂上宣读时，我心里总是美美的想着：有朝一日，我会成为曲波，我会成为杨沫的。

然而，精神食粮难以抵御物质的诱惑。那是一个物质极度匮乏的年代，我们家最不能满足的就是物质的需求。

这一年，弟弟已经入学，母亲又怀上了小妹，不能出全勤，父亲虽然能下地干活了，可就他那两把刷子，干农活远不及母亲，所以，整个家庭重又陷入了困顿。

初三一年，我上学所带的干粮，是一成不变的二莜面（莜麦和高粱磨成的混合面，且高粱多莜麦少），搓成鱼子蒸熟后，呈紫红色。

中午，我们这些走读生在教室里吃饭时，把几张桌子拼在一起，大家围坐在一块儿吃。时间长了，就有同学打趣说：嗨，张平，你家是不是住在高粱仓库里，从开学第一天到现在，就没见你换过样儿。

我冷冷地回敬道：你管呢，我爱吃。嘴上虽这么说，但心里不觉涌起一丝悲凉。

一个男生站起身戏谑道：我们家的高粱只做马料。

我愤然扬起脸，狠狠地盯着他。

他也是走读生，他父亲是邻村的大队支书，班上的同学都称他为公子。他写作文时老写病句，上午最后一节是作文课，他的作文也被老师当做“范文”在课堂上宣读了。其中一段莫名其妙的句子是这样写的：我父亲打开拖拉机盖子，松了松裤子，开始放水（小便，在当地俗称放水）。……

顿时，班上哄堂大笑，有同学擂着桌子问道：嗨公子，你爹的尿能当柴油吗？我们家买不起柴油，拖拉机在那儿死着呢，哪天把你爹请去给我家也放放水行吗……

公子瞬时满脸通红，回过头看着我，怒目而视。

我得意地迎合着他的目光。

……

此刻，他正好借着机会贬损我。

他的伙食在我们这些走读生里是最讲究的，要么白面膜，要么白面饼，要么是包子。

我看着他饭盒里已经粘成一坨的炒饼，回击道：所以，你们家的人只吃猪食，把你吃成头猪……

公子拿起那盒炒饼朝我飞过来。

我也拿起面前的一盒二莜面朝他飞去。

就这样，一顿饭打了个不亦乐乎……

回到家，我仍气愤难平，自己躲在小西屋里，手里拿着本《刚铁是怎样炼成的》，却无心看下去。想哭，却一丝泪也没有，泪水让愤怒灼干了。

天黑了，父亲进来叫我吃饭，那切切的眼神，分明是想问我点什么。

我冷冷地看着我的罗锅父亲，像个大问号似的站在那里，我的眼眶不觉有些潮湿。我看他可怜，也可怜我自己。

父亲张了张嘴，想对我说点什么，我什么也不想听，便懒懒地对他说：你回去吃吧，我还看书呢。

父亲：我把饭给你端过来。

我绝决地说：不用。

父亲叹了一声走了。

我拿起木箱上那面小镜子，细细地端详着自己：花季年龄，艳若桃李，班花级的“才女”，却因为窘困备受羞辱。这么多年，几乎都是在窘困中度过的，而窘迫的根源，就来自这个多病的、无能的父亲。在这样的坏境中长大的我，性格非常极端，极度自尊，也极度自卑。

一九七九年，是我学生生涯的最后一个学期。开学已经两周了，我的学费仍没着落。语文老师——我的班主任私下里问我，是不是交学费有困难？我先给你垫上吧，明天学校要上报了。

那时候，每学期的学费只有两元钱。

强烈的自尊，其实是虚荣，让我拒绝了老师的援手。

第二天临上学前，我对母亲说：我的学费扛不过去了，今天必须交。

母亲坐在炕上，正用一堆破布给即将出生的小妹拼尿布，她头也不抬地说：明天，明天一定交。

我不满地说：又是明天，都多少个明天了。明天还有明天呢……

母亲呛火了：你看我值几个钱，拉出去卖了……

父亲怕我和母亲吵起来，赶紧把饭盒捅到我面前，诚惶诚恐地说：明天一定交上，大一会儿就出去给你借……

我侧脸看看父亲冷笑道：你都借了几天了？

父亲低下头小声允诺道：今儿个，头拱地也给你借回来。说着，父亲把饭盒塞进我手里。

我低头看着手里那一盒像蚯蚓一样的二莜面，不觉干噎起来，想要呕吐。

我把饭盒重重地掼在灶台上，扯起书包，扭头就走。

父亲拿起饭盒，站在门口叫道：平子，拿上饭，中午得吃哩……

我头也没回跑出家门，刻毒地说：留着喂牲口吧！

背后传来母亲尖利地骂声：你就是个没调教好的犟驴……

出了村，我没和其他同学结伴走大路，而是独自沿着一块耕地上的地埂，朝学校方向走去，一路上边走边哭。心里默念着：赶紧长大，快快长大吧！长大后赶紧离开这个家，离开这样的爹和妈！将来，我要是嫁人，一定嫁一个像卢嘉川、少剑波那样的人物。顶天立地，昂首挺胸，振臂一呼，掷地有声；艰险面前不屈服，生死面前不低头，跟这样的男人在一起，哪怕只活一天也值了。看看自己那个窝囊废的父亲，唧唧囔囔，畏首畏尾，推不前搡不后的，从我记事起，就没听他说过一句响亮话，做过一件让人心悦诚服的事。就是因为他的无能、和他没完没了的病痛造成的窘迫潦倒，让我无端地被讥讽、被嘲笑、被羞辱……

这一上午，我坐在教室里心如死灰，老师讲了些什么，我一句也没听进去。

中午放学后，本村的学生纷纷走出校门，各班级的走读生们则到伙房里去取干粮。我今天没带饭，所以一直在教室里枯坐着。

这时，教室外传来一个女生的招呼声：张平，有人找你。

烦死了，连个独自清静一会儿的机会都不给。我起身走出教室抬眼一看，只见父亲站在伙房门口旁，正和我们班的一个女生说着什么。

他佝偻着腰，穿着那件打着杂色补丁的黑棉袄，头上戴着那个当兵的班长复员时，留给他的一顶崭新的雷锋帽，看得出，他这身装束是用心捯饬过的。但这般摸样，再配上永远都显得低声下气的神态，是那么的怪诞、滑稽。

那位女生好奇地问父亲：你是张平的什么人？

父亲谦和地说：我是她大。

啊！？女生诧异地回过头看我，像看一只怪物（其实没那么夸张，是我的自卑心在作祟）。

我的脸腾地热了起来。

这时，公子端着饭盒刚好从伙房里出来，看着那位惊诧不已的女生问道：嗨，咋啦？《“友邦”惊诧论》都写在你的脸上了。

女生指指父亲说：他、他是张平的大。

公子转过脸煞有介事地打量着父亲：嘿嘿，良种谷穗儿呀，弯得真够可以。然后回过头挂着一脸坏笑对我说：张平，赶紧给你大买点儿打虫药吧，你大浑身上下都让钩虫侵占了，你看看都佝成甚样了。

那位女生骂道：公子你积点儿口德行不行，嘴是用来吃人饭说人话的……

我彻底被激怒了，浑身每一个毛孔都在蹿火。我跳下沿台，大步朝公子走去，来到他近前，还没等他作何反应，我已经扑上去把一个响响亮亮的耳光撇在了他的脸上。

公子吼叫着抬腿要踹我，围观的几个同学有意拉偏家，七手八脚地把他架走了。

我追过去还要打他，父亲忙不迭地上前拉住了我，战战兢兢地怪怨道：不能好好跟同学说话吗，咋还动手打人呢？

我悲愤地看着父亲，恶毒地冲他喝道：你走，走得远远儿的，少在这儿给我丢人现眼！

父亲没理会我，他小心翼翼地从怀里掏出饭盒递到我面前说：拿回去吃吧。专门给你做的鸡蛋炒小米饭，一做好就赶紧送来了。不凉，还热着呢。

我哭了，但绝不是感动。

父亲：昨儿个就没吃晚饭，到现在，肯定饿了……

我抹着汹涌的泪水，绝情地说：饿死才好呢，死了都省心了。

父亲耐心地笑了：愣闺女，尽说气话。你饿死了，大咋活……说着，他把那盒果然还热乎乎的蛋炒饭放在我手里。

我咬咬牙，一抬手将饭盒掀翻，大声嚷道：活不成都死……

静默，许久的静默。

我忽然意识到了什么，不禁抬起眼看着父亲。我看到一张无比忧伤的脸，和一双从未见过的冷凝的眼。

好久，父亲轻叹了一声，依然轻言慢语地对我说：我知道，同学们笑你，你心里招架不住了，还动手打人。看看你现在这个相份儿，同学笑你，看不起你，你活该！因为你自己都没把自己看在眼里。看见你一天一天长大，大高兴，你除了识课本上的字，还成天搬着那么厚那么大的书在读在念，我以为，你看了那么多的书，总该明白点儿事理了，可今儿个一看这局阵，哎，你白读了，白学了……父亲有些哽咽，眼里泛起一层薄薄的泪光。

看着父亲悲伤的样子，冷静下来的我，心里萌起一分从未有过的悔意。

父亲噎回眼泪，惋惜道：我活了四十多岁，大字不识一个，我承认我没甚本事，可我这辈子没坑过人，没害过人，我……不至于养出你这么个不长心肝的闺女吧……我跟你说吧，有学问的人我见过，不是你这样的。告诉你吧，人，不修个好德性，不把心放端正，念多少书都不顶，不顶……

父亲激动不已地说着，声音也有些颤抖，我听出了他的失望和哀伤，他从来不会慷慨呈辞，可这番平实的话语，却句句直指心底。

我哭了，泪水是灼烫的，因为它是透过良心流淌出来的。

我抬起泪眼望着已经走远的父亲，那弓着的腰，那跛着的腿，还有那颗痛着的心……他是我的父亲……我的生身父亲啊……大，女儿错了！低头看看脚下被我抛洒了一地、带着父亲体温的黄灿灿的小米饭，我心碎一地……

今天，我敢于把这件事讲出来，因为我早已放下了那份可悲可怜的虚荣。这么多年，浮生游世，有过小小的成功喜悦，也有过失败后的落没，当现实的利刃剖开所有虚伪、削去一切自以为是的幻想、剥落那看似流光溢彩的浮华，尝尽世间薄凉之后，坚不可摧的，唯有亲情，唯有父亲是最靠得住的，无论你是富贵还是贫穷，他总是无条件的接纳你。尽管你曾经是那样的看不起他。

一九七九年七月，我初中毕业了。考高中时，我的成绩并不理想，但高中的招生名额未满，我想升学，还是有机会的，可我不想再为难父母了，所以我选择了辍学。这一年，小妹出生了，我是家里的长女，回来可以为家里减轻一分压力。

时年冬天，农村实行了土地承包责任制。

一九八〇年，我家的生活跟当时所有中国农民一样，发生了历史性的改变。粮食够吃了，而且吃得好了，因为想吃什么就种什么；钱也有的花了，农闲时，父亲和村里那些石匠瓦匠们外出承揽一些小型的建筑工程。父亲和母亲以百倍的心劲儿在属于自己的土地上辛勤的耕耘着。

这年，外祖父去世后，父亲又将外祖母接到了我们家，我和外祖母在家照顾小妹，操持家务，父亲和母亲各忙各的。心气儿通畅了，母亲也不再无端的、愁肠百结地释放她的肝火了。

之后，每当父亲领了工资，总要给小妹和外祖母买一些他认为好吃的东西，然后再给弟弟留出上学的用度（弟弟那时在郊区民族小学上学，因为住校，每月必须交生活费）。而每每这时，父亲总是不无遗憾地说一声：哎，平子要是晚生两年，也能上得起高中了……

我未置可否地笑笑，其实我从来没为自己失学后悔过，我早就厌学了。

一九八二年年初，呼和浩特文联举办了一届影视文学创作培训班。当我从广播里听到这个消息后，不禁蠢蠢欲动，少年时的梦想，埋在我心底的那个文学情结，又在我心里萌发了。我把自己的想法说出来时，父亲的欣喜溢于言表，他连声说：好啊好啊。好好记住报名时间，不要错过了……

说完之后我就后悔了，我们家离市区十几公里，培训讲座的时间大都安排在晚上，两个多小时的课时结束后，已经是夜里十点多钟了，想去听课，根本不现实，除非市里有寄宿的地方。我打消了这个念头，只当没这么回事。

父亲沉默了许久，没有出声。

第二天一早，父亲吃了口饭，推着自行车走了，他没和任何人说他要干什么去。天黑之后，父亲回来了，一进门，他摘掉棉帽子，抹着头上淋漓的大汗，兴奋地对我说：平子，明天去报名吧，我给你寻下住的地方了。

我惊异地看着父亲。

父亲告诉我，他市区内有个表哥，虽然近十几年少有走动，但小的时候关系甚密。他侥幸地认为表大爷会念及儿时的情分，能为我提供一个落脚之地。由于多年不怎么来往，表大爷家的具体住址他已经记不太清了，只记得大致方位，但父亲硬是一家挨一家地打听着，找到了他们。而事情也正如父亲所料，表大爷一家非常痛快地答应了。整整一个晚上，父亲喋喋不休地念着表大爷一家人的好，颂扬着他们的重情重义。

第二天一早，父亲带着我，背着小米、绿豆、莜面，徒步走了两三公里，来到呼市水泥厂，那里有一班唯一通往市区的公交车，每天只往返四次。

和我并排坐在车里的父亲显得激动不已，也不管我爱听不爱听，一路不停地碎叨着：好好学吧，学问总是有用的……

我不动声色地问道：你又没文化，你咋知道学问有用？

父亲：肯定有用。有学问的人就是不一样。

我不屑地笑了：你见过几个有学问的人？

父亲：就见过一个。在乌兰巴托做营生的时侯，我认识了一个最有学问的人，他是我们公司的工程师，人又随和又谦虚，他教我看图纸、放线，我教他拉二胡……

我自以为是地答道：他是建筑工程师，跟文学是两码事。

父亲：哎，一回事，学问都通着哩。每回往家里写信，都是他帮我写，信写得跟文章一样，他写好了念给我听，又入耳又入心。那时候我年轻，饭量也大，食堂饭是定量的，我吃不饱，他有胃病吃不多，就把他的那份饭让给了我。好人啊，可惜找不见他啦。要不，他说话你肯定愿意听。跟他在一搭时间长了，受他的习染……

我把脸转向车外，不想听他磨叽了……

在表大爷家吃过午饭，临别时，父亲对我又是一番叮咛嘱咐。碍于在表大爷家里，我只好显出一些耐心认真地答应着。心说我是来干什么的，用得着你啰里啰嗦的费口舌吗！临了，父亲从上衣口袋里掏出50块钱，很慷慨地放在我手里，说：拿着，交学费。

看着父亲的样子，让我不由的想起了课文中的孔乙己，从衣袋里摸出几文大钱排在柜台上的得意劲儿……

就这样，文盲父亲鼓励着我、支持着我、引领着我，使我这个只有初中文化、连“的”“地”“得”都不太会用的村儿姑，凭着少年时的那份初心，凭着对文学的热爱，也步履蹒跚地、战战兢兢地跨进了文学殿堂的门槛。

我站在表大爷家的胡同口，望着远去的父亲，他要去赶最后一班公交车。他背着手，顶着料峭的寒风在人丛中走着，背还驼着，脚还跛着，可他的脚步是扎实的、有力的。不觉，一泓温热的泪水盈满了我的眼眶，那一刻，我心里突然跃上一个念头：假如有一天我真的成功了，最值得感谢的人，当属父亲。

多年之后，当我拿着相继在《山丹》、《草原》上发表的作品放到父亲面前时，父亲咧着那张已经没有一颗牙齿的嘴，欣喜得泪眼婆娑。他不识字，但认得我的名字。他抚摸着我的名字喃喃自语道：起小直犟硬倔的一个楞闺女，也能给书上写文章了！只可惜那时候家里太穷，不能供你多念几年书，大没用啊……

看着自责的父亲，我不无调侃地吹嘘道：你闺女天份极高，念八年书足够了，再念多了也是浪费。

父亲憨憨地笑了。但每次说起我失学的事，他总要感慨一番，他对这件事始终耿耿于怀。

一九八三年年底，我结婚了，那一年我二十岁，爱人是市里的工人。

从我情窦初开之时起，母亲就不断地教导我说，将来嫁人，千万不要找庄稼汉，一辈子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日子可不是好熬的，即便是找个缺胳膊少腿儿的城里人，也要逃脱农村，我这辈子受得够够的了…… 半辈子吃尽苦操碎心的母亲，用她的经验之谈告诫着我。

父亲却不以为然，不温不火地叨叨着：找谁那得看缘分。我觉得还是找村里的后生好，村里人厚道。羊皮贴在羊身上，谁也用不着看不起谁……

母亲刻薄地回敬道：你倒是厚道，一辈子死烂没出息。跟着你活一辈子，足足的受了两辈子苦……

母亲的话直戳父亲的痛处，他不言声了。

当然，我选择爱人也不是完全听命于母亲，爱人是我在文学创作班认识的，我们有着共同的志趣和爱好。那时候，城里的小伙若是找个农村姑娘，那些小伙们大都身有残疾。要么一只眼儿，要么瘸胳膊拐腿儿，条件最好的，也得是少几根手指头。

身体健全的爱人，顶着全家人反对的压力，找了我这个没工作没户口的村姑（我相信，我和爱人这份不计后果的感情，最初肯定是真挚的）。

婚后一个星期，婆婆将爱人的户口从她家的户口簿上分出来，为他另立了门户，并办了他一个人的购粮本，一并塞给爱人，说：人人一份，谁也别白吃谁的，你有本事，自个儿养着你媳妇儿去……

生性敏感、极度自尊的我，心情顿时跌落到冰点。从那天起，每次端起饭碗，心里都备感纠结。

不仅如此，生活的差异，习惯的不同，让我觉得我和这个家格格不入。从前在娘家，我做任何事其实都是由着性子来的，饭只要做熟了，家只要收拾利索了，母亲虽然性情火爆，但她不会挑剔玻璃是否有擦过的痕迹，做菜时酱油是否放多了。从小吃着大烩菜长大的我，不太会炒菜，往往把各种蔬菜放在一起一勺烩，每每这时，婆婆也不指点，只在一旁不冷不热地说一句：不是这样做的，这是农村人的做法……我无所适从，甚至没有了存在感。

那段时间，我特别怀念我的穷家，想念我厉声厉色的母亲，想念我温润宽厚的父亲……

其实到后来，婆婆和我相处得很好，她是一个从旧社会走过来的老人，一辈子养育了四个儿子，生活在那样的年代，可以想见，她所经历过的艰辛和不易，也理解了她对几斤米几斤面的在意。但在当时，我却无法忍受如此直白的、毫不留情的歧视。

回到娘家，母亲见我明显瘦了，便问其缘由，我忍不住对母亲说了实情。母亲听罢，当时就蹿儿了：这是什么出处？嫁汉嫁汉穿衣吃饭，识文断字的人家，连这个道理都不懂吗？白白给了你们个闺女，这还亏下理啦……（农村嫁女儿是要彩礼的，当时最少也得两千块钱。母亲念及我找了个城里人，非但没要彩礼，还设法为我筹了一份嫁妆）。

母亲愤愤不平，扬言一定要和婆婆理论理论。

父亲在一旁耐心地劝导道：理论甚呢，既然成了儿女亲家，那就是一辈子的亲戚，扯破脸面谁都不好看，平子在婆家更为难了……

母亲：从小到大，娃娃们挨打受气你谁也罩不住。这事儿不用你出面，我非得跟她们说道说道！

父亲没理会母亲，和颜悦色地笑看着我：记得小时候大让你猜过的谜语吗？父亲晃着手掌说：一棵树，五个杈，动一动开金花，要吃要穿全靠它。回去寻份儿工作，自己挣钱养活自己，像你妈一样，一辈子活得理直气壮。

母亲被戴了顶高帽子，虽然还有些愤愤然，但不再坚持她的主张了。那一刻，我忽然觉得父亲很有智慧，他从来不走极端，这是他一贯的处事风格，只是从前谁也不愿意听他多说一句，不容他说出下文，便一板子拍回去了。

当我真正长大，有了足够的耐心之后，就不再拦截父亲的诉求了，所以，后来才真正的走进了父亲的世界。

年终，我正和婆婆公公打扫房屋，准备迎接一九八四年的春节。将近中午，街门突然开了，只见父亲赶着一辆驴拉的排子车进到院里。正是一年最冷的季节，父亲的眉毛、胡子和眼睫毛，结着浓重的霜花。父亲把驴拴在院门内的那棵老柳树上，开始从车上卸货。

父亲抱起一条长长的布口袋走进屋里，那是满满一袋子白面。

婆婆公公这才回过神来，赶忙给父亲让座，又是端茶又是倒水。

我帮父亲把小米、胡油、鸡蛋、猪肉和两只现宰鸡倒腾回屋里。这些东西堆放在当地，形成一座小山。看着父亲的手指冻成鸡爪状，我赶紧灌了个暖水袋，放在父亲手里。

父亲落座后，谦和地笑着对婆婆公公说：快过年了，来看看老亲家。

婆婆忙说：我们该去看你们的。拿来这么多东西，礼物太重了……

父亲：我比你们年轻，理应我来看你们。平子的户口一时半会儿落不下，可娘家门儿有她的三亩地哩，我和她妈给她伺候着，她的户口一年落不下，我供她一年，十年落不下，我供她十年。庄稼年年长，咋吃也吃不完。你们也一起吃吧，自己家侍弄下的粮食，吃着养人哩……

父亲认真地、轻言慢语地絮叨着，话语中夹带着几分旁敲侧击，他从来不会攻击谁，更不会伤害谁。

婆婆听出了话外音，尴尬地应和着，非要留父亲吃午饭。

父亲还要到市场上去采购年货，谢绝了婆婆的好意。他和风细雨地道出这番让我特别暖心、特别有底气的话语，赶着驴车走了。

我追出胡同，爬上驴车，在父亲身后坐下，送他出街口。我抚摸着父亲的老羊皮袄，嗅着他身上熟悉的味道。

都说父爱如山，而我更觉得父爱是一条绵绵不绝的小溪，如山泉来自大山的自然涌流，他无声无息地浸润着我、滋养着我，无论我起初多么平凡，甚至多么平庸，他都会让我的心田一点点的殷实、肥沃、富饶，直到有一天，有播撒无限希望的能量。而这能量，正是来自父亲生性的善良，由善良引申的知恩、感恩和包容，正如张爱玲所说的那样：“因为慈悲，所以懂得” ……

外祖父去世之后，父亲就将外祖母接到了我们家，直到二〇〇二年，九十三岁的外祖母寿终正寝。在我们家这二十多年，外祖母可以说是活得顺心顺气，子孙绕膝，尽享天伦。之所以活得顺心顺气，其很大程度取决于父亲的态度，他的一言一行，甚至一个表情都可以决定老人是否开心。

外祖母初来我们家时，正值改革开放初期，虽说温饱已有保障，但物质条件还不那么充裕，每年农闲时节，父亲就和村里的工匠们进城打工，干的是最累的活，工头承包了某建筑公司的基础工程，雇用他们负责开槽垒地基。

天热的时候，每天晚上收工后还得骑着自行车往家赶，天凉了，大伙一起在工地住工棚。

每次完工后，父亲总忘不了给外祖母打牙祭。要么几斤槽子糕，要么几袋奶粉。至今，我仍能想起父亲喘吁吁、汗津津地进到屋里，第一件事就是从工具兜里掏出这些好吃好喝的东西放在外祖母面前，脸上挂着极有成就感的憨笑，然后从衣袋里拿出浸着汗渍的辛苦钱递给外祖母，说：老保管员，您了装起来吧。

外祖母欣然笑着：我又不花一分钱，我拿它干啥。

父亲狡黠笑道：知道您了不花一分，所以让您了保管着才保险哩。

两个老顽童乐得心花怒放。那时，父亲也已经六十多岁了。

事后我问过父亲，为什么不把工资交给母亲掌管呢？父亲说，就你妈那烂记性，随手一塞就忘了，到用的时候找不见，又得冲你吼喊一通。更主要的是，你姥姥如今干不了多少活了，坐在女婿子炕上吃干饭，心里难免会有褶皱，把财权交给她，她心里托底。再说了，老人们都是从最苦寒的年月跋涉过来的，穷怕了，也饿怕了，知道家有隔夜粮，心里才不慌哩……

原来，父亲把钱交给外祖母掌管，是为了夯实她心里的那份虚缺，这是怎样的体贴和知心啊！

财权落到外祖母手里之后，我们家便出现了这样一种怪像：父亲如果需要消费时，只要一开口，外祖母也不问出处，毫不吝啬地就拿出来了；而母亲需要时，外祖母却要刨根问底，要钱买什么呀？大概数额是多少呀？……直到把母亲追问毛了，冲外祖母赌气道：我拿钱甚也不买，一出门我就随风扬了它……

看着母亲生气的样子，外祖母冲父亲嘿嘿直乐。

父亲洋洋自得地火上浇油道：卤水点豆腐，一物降一物……

人到中年，财权旁落的母亲回头朝父亲喝道：这下你称心如意了？

父亲不急也不恼，帮着腔替母亲交涉。

我问外祖母为什么对母亲如此苛刻，外祖母说：老根锁（父亲的小名）岁数也不小了，风里雨里的刨闹回点儿活命钱不容易。我不是心痛那点儿钱，我是心痛那挣钱的人哩……

这就是我们的家，有外祖母的偏执、有母亲的置气、有父亲的和稀泥和妥协。这一切都是善意的，其乐融融的。

最令我感动的是，从外祖母进我们家这二十多年，每年春节除夕夜，新年倒计时之际，整个村子的鞭炮响成一片，年夜饺子端上桌子的时候，父亲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端端正正地站在当地，冲着坐在炕头上的外祖母恭恭敬敬深施一礼，我和弟弟妹妹们跟着父亲把新年的祝福和问候送给外祖母。

在我们这个相对贫寒的家里，物质上的需求时常会缺失，但惟独不缺孝道，而且从来不用谁教我们什么是孝道，因为父亲就是标杆儿。

父亲曾对我说过：在家不敬老，隔山求神佛，那都是虚情假意。人，谁没个老呢，老人名下，能替她们做点儿甚，想到就去做，就算做不到，给她们一句好言语，那也是孝敬……

“勿以善小而不为……”父亲肯定不知道这句名言，但他却这样做了。

这辈子，没听见母亲对父亲有过什么溢美之词，唯有他对外祖母的这份孝心，母亲至今时常称道。

我也问过父亲，何以对外祖母这样好，他说，因为她是养你妈的人，你妈是跟我过了一辈子的人。虽说你妈脾气不好，但没有坏心眼儿，你奶奶最后那几年行动不方便，坐在咱家炕上，你妈高一碗低一碗且伺候来着。人得将心比心哩……

如今，人情已经被稀释，亲情也似乎与金钱绑定，没有利益的驱使，谁都不愿意为谁白白付出，包括子女对父母，包括夫妻之间。贪婪，让人心没有了尺度，自私，使良知不断缩水，将心比心—— 本该是人所具有的基本品质，而今，却成了一种让人仰望的境界……

父亲太过善良了，他的善良有时被视作是傻瓜、软弱可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