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的田园诗：内在世界的重建
士人走入田园，未必出自于仕途不顺，或许只有隐逸中的“上焉者”，才能真正无视于名利的追求。走入农村的唐代士人，也可以卸下世间繁荣的华妆，仿若当地的农民一般，深深的嵌入他们的生活当中。
许多时候，唐代士人为我们所揭露的，是一幅极其和谐的画面。有时候，互相分享见面的喜悦，有时候也分享对于局势不明的哀痛，如同杜甫那般“请为父老歌，艰难愧深情。”杜甫的心态，是标准的身在田野，心在庙堂；相对之下，提倡“中隐”的白居易多少还较能适应田园的生活。
田园的生活，总不如王绩所描述
或许是因为王绩的家境较为宽裕，对于田园的持生之事，总显的轻松自如，仿佛只在别业中度假一般。在许多时候，经营田园生活必定是相当辛苦的，这在陆龟蒙作的〈甫里先生传〉亦可略见端倪：
虽然〈甫里先生传〉看似一篇仿陶渊明〈五柳先生传〉的作文，五柳之所指涉颇为模糊，但陆龟蒙的生平来看，甫里先生其实便是陆龟蒙之自况。先不计算其他的部分，陆龟蒙光是土地便有四顷，这已经是算的上是地主了。
纵使有着这般丰厚的资产，陆龟蒙依旧无法避免“哭饥”，乃至于“无升斗积蓄”的窘状，可见经营庄园并不如一般想像的轻松。经营庄园的士人并不是躺着坐收田租而已，更多的时候他们必须用心于经营，才能得到理想的收益。
经营在这里已非空泛的口头管理而已，他们甚至要亲自荷著农具带头下田工作。至此，士人的躬耕已经和皇帝的籍田所有不同，籍田只是一个象征性的意义，士人躬耕却是一个必然而肯定的事实。这份对于实际农务的娴熟，非常清楚的展现在〈耒耜经〉一文中。其目的，除了“以备遗忘”外，还是求个自己能够“无愧于食”而已。
雨下得太多要烦恼，不下雨同样也是个恼人的问题，尤其对于经营庄园的士人而言，这将直接影响到他的生计，怎么能就此不重视？见〈割获〉一诗：
面对着天公的不作美，还是只能够无奈的接受。这时能够维持与否的关键，在于平时是否有足够的积蓄。虽然理想的情况下，是如同《礼记·王制》所载的“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实际上的情况可能远少于此。这并不出自于农民的懒散与挥霍，而是唐朝政府不体恤百姓。
士人经营庄园，虽是结数十家之力养一家，实际上却也背负了数十家农民的家庭生计。在这个沈重的压力底下，无怪乎诗人要感叹“平生幸遇华阳客，向日餐霞转肥白。欲卖耕牛弃水田，移家且傍三茅宅。”希望能够摆脱一切俗物的羁绊，当个无忧无虑的神仙。纵使为了脱离了宦场无尽期的勾心斗角而返回农村，却也无法摆脱活生生的现实问题。成仙毕竟只是诗人玄远幻想的寄托，终究必须面对问题，解决问题。
这样的烦恼不独出于饥荒之年，纵使是往日的丰年，繁杂的农事依旧够使人心情烦躁，陆龟蒙的〈自遣诗三十首〉便是在这样情境下的创作。陆氏所意欲自遣者，自是农家生活的枯燥与无聊。各个季节所需做的农事极多，却也不过是一年复一年不断的循环而已，他如此自述：“厌厌卧田舍中，农夫日以耒耜事相聒，每至夜分不睡，则百端兴怀搅人思，亦纷乱无绪。”
借由诗歌的创作，整理盲乱无端的思绪，正是以诗言未明之物的功能。在这样情绪抒发的过程中，诗人也更加的立定自己的方向，因此陆氏以为“诗者，持也，为持其情性，使不暴去。”讲的便是这样的道理。
餐霞紫露毕竟只是暂时逃避现实的手段，对于解决当下问题没有任何实质的帮助，诗人毕竟不能长久沈溺其中。越是希望能攸然闲远的避世，只是更加凸显现实难以面对的问题而已，而这也是唐代士人入世精神的出色处。
由此，他想到一向推崇的陶渊明，以为“渊明不待公田熟，承兴先秋解印归。我为余粮春未去，到头谁是复谁非？”
然而这些烦恼都只是多余的空想，经不起“一夜逆风愁四散，晓来零落傍方巾。”在这里，士人的自我认同已然转移，不再是过去经营功名，计较利禄的过客。在土地上深耕的同时，他们已经自己找到了答案，无论这些喜怒哀愁，都还比不过丰收时的喜悦。陆龟蒙感叹“羊侃多应自古豪，解盘金稍置纤腰。纵然此事教双得，不博溪田二顷苗。”士人的心志也已在当中完整的抒发了。
虽然田园生活有其辛苦的一面，这并不妨碍士人享受田园中那股特有的宁静。
庄园中所当应付的农事已然繁杂，若是不苦于斤斤计较中，有时也颇有一番异趣，此见于〈小鸡山樵人歌·并序〉。因为名为顾及的樵人没能如数供给陆龟蒙一家所需的柴薪，引来陆龟蒙的一阵责骂：“何数廉而致晚？得非赭吾山而为汝之利耶！”樵人顾及的回答着实耐人寻味：
陆龟蒙知道自己遇上了有道的隐逸之士，于是“与之酒，继之以歌。”无意间也结交了一个朋友，大概陆龟蒙自己也十分赞同顾及的言论吧！
士人的乡居生活，大体上依旧是宁静无争的。这并不代表他们只是纯然的剥削者，无情的苛剥其下农民生活所得，借此以供给自己无限的嗜欲。这份宁静无争，依然是出自士人本身的节制与用心。遁入庄园，并不代表诗人从此投笔从农，自此荒废了过去数十年在学问上的苦功。他们依旧维持着自己读书的习惯，更在农村的生活中砥砺自己的心志。
纵使在农村中的生活往往用不到学问，士人也从未荒废这方面的进修，这样的习惯已深植于他们体内，难以摆脱。《四时纂要》里头便多次记载晒书的时间，说明了读书与藏书对士人而言都是相当重要的日常活动。韩鄂如此，陆龟蒙亦不能免例，此见于〈甫里先生传〉中，他自称“性野逸，无羁检，好读古圣人书。“
此外，亦好著书“虽幽忧疾痛中，落然无旬日”，其进学不可谓不勤。对于读书环境的布置，更是有所用心，“好洁几格窗户砚席，翦然无尘埃。”一个明亮清洁的阅读空间，仿佛由纸上跃至眼前。其读书之法，又不同于陶渊明的“好读书，不求甚解”，相当重视句读之细节，算的上相当细心。面对学问的当下，陆龟蒙显的不太像一个闲散的隐士，反倒更像是一个太学中兢兢业业的先生。其藏书与校书，亦自有一套方法，可谓开后世重视文献的先河。其对书本之珍藏与爱好，更颇有宋元以后藏书家的气味：
士人的农村生活当然不仅于此，在繁忙的农事与读书的嗜好外，大多数的唐代士人也有几个共通的兴趣，举凡饮茶、喝酒、作诗、弹琴…等，都是他们在闲散的农村生活中不可切割的部分。而在这个农村世界中，唐代士人仿佛建造了一个与世隔绝的空间，无论是官场的失意、世局的混乱等不如意事，都被禁绝在这个封闭的空间里，这在唐代的田园诗里表现的尤其明白。
宇文所安在讨论到白居易的〈官舍内新凿小池〉时，曾经发表过这样的看法：被建构的自然是一片安全，受保护的天地。主体对这一天地拥有权力，在其中，他可以安排筹画经验的发生。
在私人住宅中兴造园林山水一直都是中国文人的嗜好，如主张“中隐”的白居易便在这当中得到了一丝宁静。虽然回归田园的士人表现的方式略有不同，实际上却是相当类似的。
虽然许多时候归隐农村的动机，是对于官场生涯的不满意，但是这些生活在农村的士人当中，无疑是更加快乐的。在他们所有的庄园里，他们拥有较大的掌控力，远比在官场流连飘零的无奈好上太多了。见王维〈渭川田家〉一诗：
此诗看似写景，刻画出一幅温馨的农家生活。然此诗之意绝不只在写景，只是一般知面的陈述，而达不到“刺点”的突破。全诗当以“归”的概念作为主轴，从最前面的牛羊，中段的牧童，最后与田夫“相见语依依”的，自然便是诗人本身。既有“墟”，则其本为城，而都城本身便是国家与权力的象征。而今城已成墟，只任落日斜照，正是暗示著帝国的黄昏。在这当下，正是归去之时。农村此时已被转换成家乡的概念，不断的在王维诗中出现，农村成了士人心中的乡愁。
至此，外在的世界已与诗人的内心有所区隔。纵使外在的世界不如意，士人依旧能够在这片小天地里，营造出一片让自己满意的空间。白居易在忠州贬谪期间便曾这么感叹：
正是因为外在世界获得了重建，内在的世界也获得了安宁。诗人也开始试图忘怀过去，在农村中寻求一条安身立命之路。
参考文献：
《礼记·王制》
《白居易集笺校》
《杜诗镜铨》
《全唐诗》
《甫里先生文集》
《全唐文》
《三至十四世纪中国的权衡度量》
《中国“中世纪”的终结》
《四时纂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