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 我参加了中考 屈指算来40多年了……

图文无关。来源网络。

文：黄大敏

图：网络

1978年，我参加了中考，屈指算来40多年了。

那是恢复高考的第二年，我不满15岁，在公社中学读初二。

为备战中考，学校采取的第一大措施，就是宣布毕业班学生必须住校。

于是，我背着二姐结婚时留给家里的一床新棉被，带着一盏父亲用捡来的墨水瓶亲手制作的煤油灯和两本手工纸装订的作业本来到学校，成了一名住校生。一间旧教室里铺满稻草，垫上几十床草席，便成了全班男生的寝室。

早晨，同学们到不远处的河沟里刷牙洗脸，之后啃两个硬馒头，喝一碗跟米汤相似的稀饭，便开始早读，琅琅之声在河沟边、操场上、包谷林中此起彼伏，至今好像还在耳边萦绕。等到老师们到齐，古老吊脚楼上悬挂的那块生了锈的角钢就“叮当叮当”响起来，同学们从四面八方涌进教室，照例抄题做题讲评。一天下来，头昏眼花。

晚饭后，教室里数十盏煤油灯又齐刷刷亮起来了，现在回想起来，那真是一道独特的风景线。临近中考的日子，师生都更加紧张起来。

三天一小考，五天一大考，试卷是用铁笔蜡纸刻好后手工油印的。每次考试之后都要排个名次，并用大红纸张榜公布。那时我成绩好，排名总是第一，同学们羡慕不已。

中考说到就到。

考场设在 30 里外的集镇上。前一天的下午，我们几十个十四五岁的孩子就在老师的带领下，头顶烈日，沿着蜿蜒崎岖的山区公路往考场赶，刚上路时还打打闹闹，你追我赶，没多久便无声无息，步履蹒跚。

到达目的地，已是夕阳西下。

熟悉考场，找栈房，吃夜饭……之后便在老师的吆喝声中和衣上床，在蚊子、跳蚤、虱子的叮咬中呼呼入睡。第二天开始考试。考室比我们学校的教室宽敞明亮，考生一人一桌，桌子摆得很开，前后各一老师监考。

读书以来，我还从未见过那架势，感到有点害怕。考试内容大都忘了，只是作文题还清楚地记得：《给越南归国难侨的一封信》。那天看到题目我就懵了，真不知道什么越南，也不认识什么难侨。先前语文老师挖空心思押的作文题，什么《在复习迎考的日子里》《当我拿着准考证的时候》《校园春意浓》等，一篇都没有押中。

我记得有个女生走出考室就“哇哇”大哭起来。我没哭，但心想这次考试一定没有希望了。

回到家，昔日吃起来香喷喷的包谷粑也索然无味了。等待成绩的日子好难熬啊！

一天傍晚，校长和班主任一同来到我家，欣喜地告诉我，说我考了全公社第一，中师中专就我一人上线。

我发呆了，不敢相信是真的，手脚不知往哪放，竟忘了给校长和班主任搬椅子、倒开水，甚至没有说一句感恩的话语。记得那天我家院坝里来了好多邻里乡亲，久久都没离去。

接下来的日子便是政审、填写志愿、体检、面试。志愿是父母、兄长和老师共同商议后填的。体检和面试都是班主任专门带我到县城进行。

记忆中那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到县城，好怕走丢，总是和班主任形影不离。面试我的是一位中年女教师，记得她问我：“你为什么报考师范？”我不假思索地回答：“读师范家里不出钱。”走出面试室，班主任问起，我如是说。

他严肃批评我，说我应该说“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之类，我这才知道自己又犯了大错，这次恐怕没有希望了。尽管如此，从县城回家，我还是天天盼望着邮递员给我送来录取通知书。十天、二十天、三十天……终于一天傍晚，校长和班主任又都来到我家，又是欣喜地告诉我已被师范校录取。

那晚我家院坝里又来了好多邻里乡亲，又是久久都没离去。之后的日子，一家人都为我而忙碌。父亲东奔西跑为我办户口迁移，办粮食关系。

母亲每逢赶场天都背着一大口袋玉米到集镇上卖，回来时背篼里满是衣服、毛线、床单之类。大哥把他一直舍不得穿的新毛领大衣送给了我。

大姐和二哥送给我钱和粮票。二姐熬夜为我赶织了毛衣毛裤。隔壁年逾古稀的周大大把儿孙孝敬她的十颗鸡蛋一颗不留端过来，让母亲做荷包蛋给我补身子。

三天两头有邻里乡亲上门，夸我父母好福气。

金秋十月，年迈的父亲把我送出了大山，送进了师范，送上了崭新的人生征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