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定宇回母校 对华中科大新生说了这些

华中科技大学本科生开学典礼发言

张定宇

2020.9.23

尊敬的邵书记、李校长、各位老师，亲爱的同学们：

大家上午好！今天我站在母校的讲台上，心情无比激动，今天非常荣幸有机会与老师和同学们分享我和我们团队在这次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当中的经历。因为这次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不仅会写进我们每个人的生命史，也将会写进我们这个英雄城市和我们伟大国家的历史。作为参加这场战役的普通一个士兵，我认为我有义务向你们作出汇报。

武汉市金银潭医院前身是武汉市结核病医院、武汉市传染病医院，2003年“非典”以后，由政府出资建成，医院编制床位900张，2019年底在职在岗833人。我是2014年受组织安排到医院任院长。医院承担武汉市和湖北省的公共卫生应急工作。

庚子年初，武汉的这个冬天，沉静中蕴藏着惶恐。武汉市金银潭医院，是此次武汉新冠肺炎疫情阻击战最先打响的地方，被称为“疫情的风暴之眼”和“离炮火最近”的战场。金银潭医院不仅是最早收治新冠肺炎患者的医院，也一直是收治新冠肺炎重症及危重症患者最多的医疗机构。

在整个疫情的70多个日日夜夜，是一次难忘的经历，全院的干部职工一个个都毅然决然的冲锋在战疫的最前沿，拼尽全力、夜以继日在一线奋战，用血肉之躯筑起了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钢铁长城。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医院院长、一名医生，无论哪个身份，在这非常时期、危急时刻，我都没理由后退半步，必须坚决冲顶上去！

2019年12月29日，我们先后接到湖北省、武汉市卫健委和省市疾控电话，到省新华医院会诊。我院黄朝林副院长和ICU吴文娟主任前往。会诊同志将会诊意见向我报告时，我感觉这个“肺炎”不太一样，第一时间迅速启动院内应急预案，实施三级防护，开通应急通道。当晚，6名不明原因的肺炎患者和3名家属顺利收治入院。

在得知这9名患者普通咽拭检查无法明确病因后，我当即决定做肺泡灌洗采样，最终7个病人（2人放弃）支气管肺泡灌洗液标本，被分别送往中国科学院武汉病毒研究所和武汉市疾控中心。这珍贵第一份临床样本，使得科学家们成功分离出病毒颗粒和基因序列，为发现并确认新冠病毒赢得先手，为抗疫阻击战赢得了宝贵时间。

1月初，医院门诊发热病人人满为患，而转诊的新冠肺炎患者不到两天就住满两个病区，且重症病人数不断攀升。职业的敏感度让我警觉，我迅速向全院干部职工发出疫情警示，告诉大家，医院正处于疫情的“风暴眼”中，要求门诊对所有的就诊患者及家属发放口罩，安排行政后勤人员有序引导患者就医，防止交叉感染；紧急将南五楼、南六楼等4个普通病区改造为次ICU，缓解 ICU的收治压力，以保证更多重症病人得到有效救治。事实证明，这两项举措是非常及时有效的。

最令人刻骨铭心的是春节前的一周，患者从一个一个转诊到一拨一拨地转诊。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卫生员告急，安保人员告急，医护人员告急，防护用品告急。整个医院对新冠肺炎的恐慌迅速蔓延……作为医院主心骨，在这至暗时刻，我要像一道光，与我的战友们命运与共、共克时艰、同舟共济、守望相助。

勿需请战书、没有豪言壮语。面对凶险的疫情，金银潭医院257多名党员一起冲上去，833名干部职工顶上去，没有人迟疑、退缩，全部挺在急难险重岗位，从未有人主动要“下火线”。

没有保洁员，后勤的同志顶上；没有保安，行政的同志撑起。我总会被这些镜头感动：医护人员坚定地转身，把时间交给陌生的病患，背影留给了最亲的家人；战友们紧锁的双眉、牵动的嘴角、紧促的鼻息、深邃的眼神，他们不屈不挠，手持火把，燃灯前行，展现人性中最高贵的品格。此时的我们，唯一的信念就是：多收治一个病人，就是多帮助一个家庭。

危重医学科主任吴文娟，以院为家带领科室全体医护人员最早接诊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疑似病例、确诊病例并参加危重病人抢救，为早期诊疗方案提供帮助，病到在一线，病愈后再次投入抗疫战斗。

南六病区主任陈南山，临危受命，参与两个IUC病区建立，最多的时候1人管理3个病区近百名病人。

医院结核第三党支部13名党员医护人员，坚守在危重症患者救治第一线，5小时内完成一个隔离病区从筹建到收治全部准备，24小时内组建2个ICU病房。

医院南六楼重症隔离病区副主任医师涂盛锦，和同在隔离病房做护士妻子的曹珊，将11岁的儿子交给家人，主动把酒店房间让给外地援助医生，把医院床位让给同事。夫妻二人从大年初一开始，以车为家，在汽车坐骑铺成的“床铺”上，睡了近一个月。

医院的干部职工都知道我是个急性子。虽然我行走不太方便，但经常会快步穿梭在医院中，风风火火的出现在医院的“第一现场”，统筹指挥，调度工作，有时甚至大嗓门地喊“搞快点，搞快点，这个事情一哈都等不得，马上就搞！”

大家只知道我性子急，可不知道我为何性子急。直到这次疫情，大家才知道真相——我是一名渐冻症患者。

2017年，我忽然感觉腿部有异样。2018年10月，我被确诊为患上了肌萎缩侧索硬化症（ALS），也叫运动神经元病（MND），俗称“渐冻症”。这种病是一种罕见的绝症，目前无药可救。早期，患者可能只是感到有一些无力、肉跳、容易疲劳。渐渐地，就会进展为全身肌肉萎缩和吞咽困难，直至产生呼吸衰竭。

我自己也是医生，检索过很多这方面的资料。走得远的话，可能十年。如果不行，也可能五年。这个十年、五年，指的是生存时间，至于正常行走还能多久，谁也不知道。

患病之初，我也曾在夜深人静时恐惧过，有两三个晚上，怎么也睡不好。得知我患病的消息，妻子一度整天以泪洗面。恐惧之余，是不可言说的痛苦，还有沮丧。

随着腿部肌肉的不断萎缩，我走路变得越来越吃力，一瘸一拐地跛行成了常态。面对着生与死的考验，我心想：不能改变的事情，坦然去面对就好了，没有什么好怕的，怕也没有用。人总得要有点追求，总得要做一点为人民的事情，我就这几年，我能多做一点就尽可能多做一点。我性子急，是因为生命留给我的时间不多了。我双腿已经开始萎缩，但我必须跑得更快，才能跑赢时间，把重要的事情做完；我必须跑得更快，才能从病毒手里抢回更多病人；我必须跑得更快，才能帮助到更多家庭。希望用自己的微弱之光，疗愈这世间的伤痛。

我原来一直不想告诉大家我的身体状况，是怕影响医护人员的工作和情绪。每次有人问，我总是说膝关节不好，没有办法的事情。如果不是这次疫情，我都不会把自己的疾病告诉大家。疫情期间，我特别担心在迎送医学专家、领导的活动中失去礼节，不得已才自爆了跛行残疾的原因。

自疫情伊始，作为医院领头人，我吃住在医院，往往凌晨2点刚躺下，4点就得爬起来，接无数电话，处理各种突发事件，因此无暇顾及家人。

我的妻子也是一名医务人员，她在疫情中被新冠病毒感染，在住院隔离的时候，虽然我们夫妻相距仅十多公里，但直到三天后的晚上十一点，我才挤出时间去探望她，却只待了不到半小时。没说太多话，都很疲惫，只是离开时叮嘱了下保重。我很内疚，我也许是个好医生，但不是个好丈夫。我们结婚28年了，我也害怕，怕她身体扛不过去，怕失去她！忙碌一天后夜深人静的深夜，想到在病房中的妻子，我止不住潸然泪下……

幸运的是，1月29日，妻子痊愈出院，让我松了一口气。2月18日，她来到金银潭医院，捐献了400毫升血浆。

有人问我，身体状况都这样了，为什么还这么拼？生来乐观的我笑道：“如果你的生命开始倒计时，就会拼了命去争分夺秒做一些事！现在不歇，在漫长的以后，我会一直歇着，很久很久。歇不住，又何尝不是一种幸福？”

武汉是座英雄的城市，武汉人民是英雄的人民。平凡人也有真英雄。

新冠肺炎是一个全新的传染病，作为传染病医院，我们在全力救治病人时，还有一项工作是不能回避的。

那就是要搞清楚新冠肺炎发病机制、病理特征及其相关临床之间的关联，为临床医生的诊断和治疗提供重要线索。

在上级党委的支持下，病理解剖工作提上了我们工作日程。做好病理解剖，需要满足4个条件，一是逝者家属同意；二是场地；三是相关部门批准；四是专业的解剖团队。在疫情肆虐期间，最关键也是最难的，要数逝者家属同意和场地准备。

大事难事看担当。说干就干，我们迅速组织临床各科室动员逝者家属遗体捐献，将手术室改造为符合病理解剖工作场所。

自2月16日开始7个临床科室先后动员了18位逝者家属捐献了遗体，这也是全球最早开展的一批新冠肺炎尸体解剖。在病人遗体的转运、解剖工作前的准备、样本的转运、解剖后遗体的处理、病理切片的制作等都是高风险高暴露工作中，其中仅2月21日--2月22日，就顺利完成了5个逝者遗体解剖工作，其中绝大部分的解剖工作都是在夜晚和凌晨完成，这其中的艰辛可想而知。

当然，这也得感谢所有捐献遗体的家属，没有他们的无私和奉献，这项工作也没办法推进，他们是最值得我们尊敬的人。

在病理解剖的基础上，我们先后举办了6场病理解剖案例讨论会，每场均有超过200名全国各地援助我院的医疗骨干参加讨论与学习，这一工作得到了医学专家和医疗同行的高度赞誉，为临床救治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

我很感恩，当我们为了抢救病人不顾一切，背后支撑我们的，是整个中国。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的英明决策下，大年初一，我们相继迎来了全国各地医疗队，极大地缓解我们紧绷的神经。在共同的战斗中，我们也与他们结下了深厚的战友之情。

解放军医疗队高效的军人作风值得我学习；上海医疗队和我们并肩战斗的时间最长，他们的严谨、细致工作作风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福建医疗队在我院支援的58天，专业上给了我们很大帮助，工作之余自创MV“提灯女神”，真实反映了疫情期间医务人员的心路历程，深受大家的喜爱；江苏医疗队严谨医疗质量管理为我们吹来一阵管理新风；国家医疗队的专家们更是用他们的临床经验手把手地进行传授……

这场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战争，我们赢得太不容易。此时此刻，我仍然想对那时远离亲人、集结出征的346支医疗队、海陆空三军医疗队、以及4.2万名援鄂医护人员，再次说一声：谢谢你们，为湖北拼过命！

9月8日，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表彰大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我代表6000万湖北人民、全省54万名医护人员，走进了人民大会堂，获授“人民英雄”国家荣誉称号，并接受习近平总书记授勋。

那天早上从京西宾馆出发以后，国宾护卫队一路护送我和钟南山院士、张伯礼院士、陈薇院士，前往人民大会堂。这是祖国和人民给予我们的最高礼遇。我们当时乘车经过长安街，沿途的警察和群众，纷纷抬手向我们敬礼、致意，我们内心感受到极大的震撼。

在大会堂，我有两个时刻心是提着的，有点紧张。一个是在大会堂门前上台阶的时候，一个是在主席台走向总书记的时候。因为我的腿不太好，走路不是很稳，很怕会在总书记和全国人民面前摔跤。

本来在授勋的时候是不能讲话的。但是我在那一刻，想起武汉封城的76个日夜，心中百感交集。我跟总书记说：“总书记，我们胜利了。”他紧紧握着我的手，轻轻拍了几下，然后将象征国家至高荣誉的“人民英雄”勋章，为我庄重戴上。

总书记很关心我的病情，叮嘱我要注意身体。人民的领袖始终与人民是心连心的，这种温暖，让我感到了力量，也感到了责任。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后，再次走到我们面前，同我们一一握手，同时也再次对我说，要保重身体。我告诉总书记，我一切都好，我要继续努力为党和人民做贡献。

我跟总书记，先后有过两次交集。第一次是在2月10日，总书记与金银潭等武汉多家医院视频连线，询问疫情防控相关情况。那时候，我们是隔着屏幕，跨越千里的。

我那天说的每一句话至今都记得。我说：“总书记，我在金银潭医院的ICU病区向您汇报。我现在背后的这个病房，就是12月30日我们采集首批病人肺泡灌洗液的现场。现在，我们得到了浙江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广州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和华中科技大学附属协和医院、同济医院等医院危重医学专家团队的大力支持，已有3个ICU病房为重症患者救治提供支持和帮助。请总书记放心！”他向我挥手，在疫情最艰难的时刻，给了我们全院职工极大的鼓舞和动力。

我是一名60后，我们这代人，都是读《雷锋日记》长大的，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雷锋有句话影响了我一辈子：“人的生命是有限的，可是，为人民服务是无限的，我要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之中去。”

今天我想寄语给在座的各位同学，这一点就是请不要辜负你们的青春年华，希望你们在学习与实践中鼓励锤炼自己成才，在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的复兴事业中，你我可能就是一块平凡的砖头。不管将来你置身于共和国大厦的哪一块，你都要做坚如磐石，祖国会因为你而巍然肃立，笑傲八方风雨雷电！

我只是一个普通的医生，做了一个再普通不过的本职工作，党和人民却给我这么高的荣誉。虽然生命留给我的时间不多了，但我觉得很幸福，因为我还能做我喜欢做的工作，还能被需要。对社会有价值，被需要是一种幸福，能够帮助到别人也是一种幸福。因为我的生命早就不仅仅属于我自己，他属于英雄的中国人民。

谢谢大家！

作者：张定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