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书品：清明祭文

明天就是清明节了。本来按正常情况下应该回故乡踏青祭祖的，但由于今年的特殊情况，就不回去了，还是使用一下现代化的网络手段网祭一下吧！昨天在QQ空间里找出来2008年清明节我写的一篇祭文，再重新发一下（懒了，不想再动脑子写了），以表达对敬爱的父母亲及先祖们的深切怀念吧！

2020年4月3日~清明节前夕

清明祭文

毛书品

父母的坟茔

春风又绿大中原 ， 明天就是2008年的清明节了 。

原计划今日回故里为爷爷奶奶和父母亲扫墓的,夜翻《大河报》,拜读了署名梁萍撰写的一篇倡导网祭的文章,读后对其利用Internet写祭文以悼念先祖、先烈,既节能、环保、降低成本和减少交通事故,又体现出真诚之心的观念颇具同感，所以临时决定取消了回故里“乡祭”的计划，尝试一下“网祭”吧。

爷爷、奶奶早在我出生之前就已仙逝,当然就不存在对他们的记忆了,只记得是1962年的一天,父亲将他(她)们的遗骨从祖坟(我们这一门的祖坟)迁到了现在的位置。据父亲说他是和多个风水先生探讨后选择了这个墓地(父亲也是略懂些风水学问的)。迁墓的目的当然是希望门丁兴旺,后代升官发财了。但是我们又恰逢国家提倡计划生育，我兄弟三人只生了两男一女。三个妹多生了几个共有四男二女（其中二妹的一个很聪明的男孩却因先天脑积水而夭折）。说升官吧，兄弟妹妹中最大的官职数我一人了(也就是个正县级)。说发财吧，大多也仅仅是解决了温饱且能保证下一代受到良好的教育而已。但无论如何从综合的效果上来说（也许是巧合）也是可以肯定的，我们兄妹六人在文革的年代都读到高中毕业,我和二弟又靠自己的努力读了函授大学，我兄弟三人又都参了军，上了中国解放军这座“毛泽东思想大学校”。在八十年代，我又通过努力将三弟及三个妹妹的家庭进行了“农转非”，又都安排了城市工作，为下一代的生活、学习和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生活条件，使孩子们都能受到中等专科以上的教育，其中毛西、毛飞和白琼都先后大学毕业，宋勇、宋猛大学在读，毛西已去美国接受世界最发达国家的文化熏陶和生活的锤炼，毛飞已被美国华盛顿大学录取为全额奖学金读经济博士（也巧了，毛西，毛飞兄弟二人的名字加起来为毛毛西飞，看起来我们给他们起名字的时候就预测到了他们要去美国了的）。

家庭的变化，后辈的进步，与其说是墓地的作用，倒不如说父母亲倾其毕生的精力对我们兄弟六人进行精心培育的结果（每念及此，就止不住老泪纵横）。

我出生在CHINA河南省方城县的一个偏僻的乡村里（现在归小史店镇管辖），村子的东面和北面是一条大沙河，村北和村西的河滩是比较肥沃的土地，村西南方向则属于丘陵地带，土地比较瘠薄，全村有三、四百口子人，绝大多数姓毛，所以取名叫“大毛庄”。据传也是山西洪洞县的移民，兄弟俩挑着担子转悠到此，就此安营扎寨，取妻生子，也就繁衍出一个大毛庄了。河的北岸还有一个小毛庄，但不姓毛，以崔姓居多，可能他们的祖先文化不高，无以取名，以大毛庄为参照物而取其名亦未可知。村里的人世世代代过着日出而作，日暮而归，男耕女织的自然经济生活，自古以来村里文化人不多，没有吃皇粮的，到了我们这一代，才过上了社会主义的人民公社生活，党和政府大力兴办教育事业，村里也出了几个高中（中专）生，才有了几个吃皇粮的，但也为数不多，仅我们家里就占了全村的一半以上。

据说我的爷爷也没什么文化，除了种地之外，闲时还会卖个水果糖什么的，说明还有一定的经济头脑。爷爷以老诚著称，所以村人送他绰号叫“界石橛儿”，即一站半天都不带动的。但我相信爷爷也是教子有方，在家庭的发展层面上也是有战略眼光的。

爷爷和奶奶共生养了二女一男。父亲的两位姐姐即我的大姑和二姑全在农村长大,没有念过书但却明白事理、落落大方、治家有方、名闻乡里。我从小就爱吃大姑做的饭,常住在他家里。她一生膝下无子,只有一个养子,于上世纪六十年代去世,媳妇改嫁,养育孙女、孙子的重担就落在了大姑的身上。大姑很爱我，不仅是因为我是她的长内侄儿，还因为我小时候长的白白胖胖的，讨人喜欢，又很听话。但大姑对我的要求又很严格，我做错事情时她毫不留情的打我的小屁屁，不懂事的我就骂她“老陈婆子”（姑父乃陈姓），引得人们哄堂大笑。我还清楚的记得我参军走时，大姑在家庭很困难的情况下送我五元人民币，我就是带着这仅有的五元钱走上革命道路的。让我这一生都感到不安的是一九七八年大姑去世时，我正在侍侯偏瘫在床上的父亲，未能回去看她一眼，为她送葬，而只是同父亲一起为她离开我们而痛苦流涕………

二姑嫁到了曾作为区政府所在地的治平街上,二姑父是一位残疾军人,原是被国民党军队抓壮丁而当兵,后投诚到解放军，复员后一直在家务农。二姑父有点学问，和父亲很谈得来。但母亲和二姑年轻时可能在家务事上发生过口角，一直不和谐，所以来往较少。但我们弟兄对二姑及二姑父都很尊敬，他（她）们在世时，我们一旦回大毛庄时也要专程去他（她）们家里拜望，并适当给以资助。但由于公务缠身，他（她）们去世时我都未能回去吊唁，也是一大憾事。在此，我也代表弟弟、妹妹们向二姑、二姑父表示深切的悼念！

父亲：讳，名诗典（按照族谱“诗书景天国”排起来，父亲是“诗”字派的，我自然就属“书”派的了），是我心中的偶像，在我儿时的记忆中，我是很崇拜父亲的，因为父亲是在农村不可多得的人才，自幼读过私塾，习过字帖，有较好的文字功底，写得一手不错的毛笔字，记得每年过春节，村子里一半以上的对联都出自他的手。他是农村中少有的爱学习之人，读过不少中国古典小说（当然他的环境不可能接触到西方文学），批讲起《三国》、《水浒》、《封神榜》来头头是道（这从小给了我很好的传统文化的熏陶，使我也非常喜爱中国古典文学），他尤其喜欢读《毛泽东选集》四卷本，他告诉我“毛主席的书是真理”。父亲作为一个农民，酷爱读书，通古博今，实在难能可贵。他年少时还在药铺里干过一段柜员，所以对中医药、针灸有一定的研究，常常义务为村民们诊病治疗，深受乡亲们爱戴。父亲还有一定的艺术细胞（这也遗传给了我们兄妹），年轻时曾唱过一段时间曲子戏（曲剧），还是扮演青衣的，也可以拉几段曲胡的牌子，记得五、六十年代他还经常组织乡里的曲剧爱好者搞个曲剧派对什么的，以丰富农村枯燥的劳作生活，深受村民喜爱。

这是1956年照的全家福

父亲对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拥护和热爱也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记。父亲是有胆有识之人，家乡刚解放时，他就参加了党领导的剿匪灭霸斗争和土改运动，成立高级社时，他在高级社里任职。当时高级社办公设在距我村四里多路的范庄村，距离虽然不远，但要走过一段河湾路，还要过一个大沟——范庄大沟，建国初期社会还很不太平，常有土匪出没，由于地处丘陵地带，还常有野兽袭击人和牲畜事件发生，当时的乡下还经常“闹鬼”，我上小学时和同学们一起白天走过范庄大沟时还不禁毛骨悚然，常常是结伴跑步而过。父亲常常在范庄工作到深夜，又因担心年幼的我和母亲的安全而不得不连夜回家，他经常一人手持一把短刀，有时手握一块石头做防身武器深夜翻岗越沟回到家里。

由于种种原因，父亲后来没有做“官”，而选择了一生务农，但他对社会的关心，对村民的关爱是终其一生的。在我们大队里（后改为村），他一直充当着支书顾问的角色，大队支书吕万江认他为“干爹”，其他干部都尊称他为“叔”，村里遇到大的事情，都要征求他的意见，就连公社的领导，一到大毛庄也要去看望他，向他讨教一点农村工作经验。直到晚年他躺在病榻上，还关心着天下事，坚持天天通过他的一台破烂的晶体管收音机收听国内外新闻，还念念不忘给村民们安装自来水等事宜。在他的主导下，大毛庄两队（由于大毛庄人口多，分为两个生产队，我家归为西队），是全公社有名的先进生产队，集体经济很活跃，以至于在农村改革分田到户时，村民们还想坚持继续走大集体的路子。

父亲还有着侠肝义胆，“路遇不平，拔刀相助”的侠客风范。父亲年轻时亦曾习武，练过小红拳的。他五十多岁那年，村里有两三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要和父亲比试，结果三招两式就被父亲打得趴下了。1968年春季，为了给在校读书的几个弟弟、妹妹筹集学费，父亲带我拉着一板车（我那里叫架子车）黄豆和村里的几个同伴一起到襄县去卖大豆（因当时襄县粮价要高出家乡许多），我们昼夜兼程180华里，于后半夜到达襄县县城。刚歇下来，就来了一伙本地的混混，一看我们是外乡人，就欲敲诈，同伴和他们发生了争执。父亲上前劝解，对方非但不理，反而拳脚相加，同伴们抵挡不住，父亲一看，劝解无效，就使出了一个武术招数，将对方头目拿下，随手找来一条绳子，三下五去二将其捆绑起来，吓得其余随从抱头鼠窜，使我们一干人等免受了流氓欺负。

父亲的行侠仗义还体现在他对乡亲邻里的关爱，乡亲们遇到不平的事情，都向我父亲讨个主意，谁家揭不开锅了，父亲也会尽全力去帮助。同村的一个叫毛诗俊的伯父，原是国家公职人员，在江西钨矿工作，在五十年代末那场反右斗争中，可能因为个性强，爱提个意见什么的，莫名其妙的给予了两年强行劳动改造，然后开除公职，于60年代初带着妻子、女儿和仅有的一只破皮箱回到了故里——大毛庄。当时正值三年自然灾害后不久，农村生活十分困难，他们一家三口回到毛庄，连房子都没有。父亲一看就慷慨解囊，给予了大力的援助，使他们一家度过了难关。后来父亲又做媒把他的姑娘嫁给了我的一位高中同学。我们两家的关系一直很好，伯父尽管年长，但对父亲的尊重几十年始终如一。

其实，最令我佩服父亲的地方是善于经营、治家有方、教子有道。爷爷给父亲留下的遗产仅仅是在村子当中最拥挤的地方的两间破茅屋而已。我的家乡1948年解放，刚解放那几年里，做为翻身得解放的父亲，尽情地施展了他后来被称作是“资本主义”的经营才华。1953年，他在村庄的最西边盖起了一处宅子，正堂屋三间是海青房，中间做客厅是父亲会见朋友和他们谈古论今、猜拳行令的地方，两旁的房间是卧室，院子的右侧是三间东屋，尽管是土坯墙茅草房，但很宽敞。父亲的安排更是充分的利用了空间，南间做厨房，中间安装了一台轧花机，方圆几里的村民都把籽棉送来，父亲免费为他们轧花，轧好的皮棉他们拿走，花籽则留下来。父亲当时还聘用了村里两个很有力气的小青年来负责轧花，因为当时的轧花机是用人力来做动力，要两个人用脚踩踏板，上下起伏，又通过钢轴及齿轮把力传导到机器转动来完成轧花脱籽任务的。父亲一方面将留下的花籽中的一些短绒用筛子过一下，积攒起来，可以用做家纺和被套之需，二是把棉籽送到油坊里轧出可以食用的棉籽油，剩下的渣子---棉籽饼还可以做肥料种田，真可谓一举多得。若在现在父亲也可以获得个农副产品综合利用的开发奖什么的。东屋的北间做饲养室，父亲喂养了一头大叫驴（公驴）。养驴的主要目的是拉石磨磨面。那时候还没有面粉机什么的，农村吃面粉主要是靠驴拉的石磨将原粮磨碎，再通过过箩把细面粉箩下来，就可以做面条、蒸蒸馍、包饺子了。如果没有驴，那就要人推，是很累的活，尤其是往逆时针方向围绕着磨盘不停的转圈圈，转上几十圈就会头晕的。驴这种牲畜，天生就是拉磨的好料，叫它搞田地的耕作是不行的，总是跳套，不好使唤，俗话说“牵着不走，打着倒退”，就是犟驴脾气了。说来也怪，它偏偏会拉磨，人们把它的眼睛蒙上，用一个套把它套在磨杠上，磨面人一声“对儿”（颤舌音），它就会不停地、周而复始地拉着上面的磨扇转起来。当然它也有要懒的时候，累了就站下来停停，磨面人就在它的屁股上用笤帚疙瘩打两下，它就不得不转悠起来。驴这家伙也不是“老实人”，往往趁磨面人不注意，把头扭到磨盘上用长长的嘴片喃上一嘴吃的（我们家乡笑骂人的话也叫“你好喃嘴吃”，意即你是个驴），所以主人就给它带上一个笼嘴把嘴罩上，同时还弄一根木棍把它的嘴支开，俗叫驴撑棍，这样它也就老实了。拉一晌磨的驴子一般都要出一身的汗，为了防止它感冒，卸下磨后就把它牵到有尘土的地方，让它打个滚，滚上一身的泥土，就可以栓到一边歇着去了。

父亲又在院子的西南角盖了一间四四方方的房子，支了一盘石磨，就叫磨道了（因为驴子转是逆时针方向），那头大叫驴就是这盘磨的源动力了。父亲开磨房的经济效益也是很可观的。当时全村的大部分人家都来我家磨面，规则是来磨面的人家只能把面拿走，麸子是要留下来的，麸子是用来犒劳驴子的，那是大叫驴的口粮，然而一头驴是吃不完的，所以勤劳的母亲利用剩下来的麸子喂养了两头肥猪，一头卖钱，作为我的学费，一头到年关杀掉，全家就可以过一个“肥年”。

院子的大门是向南开的，西边是围墙，靠围墙的北头是鸡舍，妈妈还喂了十几只鸡子，围墙上掏了几个方洞，是鸡子下蛋的地方。每年春季一开裆，鸡子开始下蛋，满院都是“咯哒咯哒”的母鸡下过蛋后的报喜声和表功声。母亲用鸡蛋作为平时招待客人的主菜，还用鸡蛋在“货郎担”那里换来盐、洋火（火柴）、洋碱（肥皂）等日用品。院内的东西两边还栽了一棵石榴树和一棵杏树。春天一来，满树的杏花姹紫嫣红，给人们带来了春的气息，煞是可爱；五月石榴花红似火，满树红彤彤的石榴花，展示着我家的日子过得红红火火。到了六月，杏儿熟了，一个个黄澄澄的看了直叫人流口水，用长长的竹竿把熟透了的杏子钩下来，再擦一擦，拘开来，把核去掉放到嘴巴里，又甜又酸，别提多美了。来客人了，也要钩下来几颗让客人尝尝，客人们也是酸的咧着嘴笑……。

哦！差点忘了，杏树的北边挖了一个三米深的红薯窖，那时候的农村生活红薯是主要食品，“一年红薯半年粮，红薯就是保家王”，我们把秋后收的红薯除切红薯干的以外，全部放到窖里储藏起来保鲜，保证一个冬季有新鲜的红薯吃了，就连下年的红薯种也留好了。院子的西南角靠磨道的地方是薪柴垛，那里通常要储存一冬一春烧饭用的柴草。对了，还有卫生间，父亲把它设在了堂屋和东屋的夹角处，当然是露天的了，冬季下雨雪天的早上在那里解个大便，屁股冻得冰凉，穿上棉裤要一上午才能暖过劲来的。你看看，大小不到一亩地的院落，父亲把它安排得是多么严谨，空间利用率达到了最大化。父亲虽没有学习过建筑设计学，但他的设计水平若在当今说不定还能评个高级工程师哩。

还值得一提的是在西院墙的外边，是我家的菜园，大约有半亩多地，为了防止家禽家畜的侵害，父亲带领我们用泥巴筑了一圈高高的疙篱，又用树枝扎了一圈篱笆，春天种下蔬菜瓜果，足够一家人享用的了。

五十年代中期，在我父亲的苦心经营下，靠着刚刚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我们家里在农村的小日子已过的比较富足了，按我的一个小学班主任李老师的评价说：“再晚解放几年，就你父亲那治家，说不定也是地主兼资本家了。”

父亲对于我们这个家的最大贡献是用他的睿智，在最困难的时期带领全家举行了一次生死大逃亡，使我们免去了生死一劫。

一九五九年的初冬，父亲和母亲雇了两辆铁轮牛拉车，拉上家里的所有家当，带上我们兄妹四人（当时我小妹妹还未出生。双胞胎的大妹妹从小就寄养在邻村的一个谢姓家庭，直到八十年代，大妹妹有了自己的家庭，我抓住机会，将其一家四口“农转非”，并给妹妹、妹夫都安排了工作，这时她才算又重回到了毛氏大家庭），实行了一次大转移。当时选择了一个被我们称作西山的腰庄，腰庄离我们大毛庄有二十几里路，属于半山区，归本县的古庄店公社管辖。当时也没去想，也不容许我等想，为什么父亲做出这样一个重大的决定，舍弃了祖祖辈辈在这里生活的大毛庄，舍弃了住了才刚刚六年的一座小农家庄园，逃荒到了一个人生地不熟、不沾亲又不带故的小山庄。

一九五九年冬至一九六零年春，甚至波及到六一年春，中国发生了我认识的老人们记忆中最严重的灾荒，那场灾荒以河南、安徽最重，河南省又以南阳、信阳为重灾区。在我的记忆中，什么野菜、树叶都吃过，就连麦田中生长的一种叫“胖娘腿”的植物，其味奇苦无比，我们也挖来用开水煮一下，再用凉水泡几天，用来充饥了。椿树叶（当然不是香椿，是臭椿），又臭又苦，我们也采下来充饥。各种谷糠算是好东西了，最难下咽的是一种叫“观音土”的石面粉，褐红色的，用箩箩出细细石面粉末，掺上一些野菜，拍成饼子，用锅炕了吃。这玩意实在难吃，吃的时候是不可以用牙嚼的，因为太碜，吃下后肚子就痛的难受，还拉不出大便来，据说有的人吃多了观音土，肠子都坠断了。我还好，吃过几次，肠子没断（那时要是肠子断了，可就接不上了）。后来我才明白，那玩意人们取的雅号叫“观音土”，也算合理，毕竟它在人们生死关头也能起到“普度众生”的作用的。当时还有很多人吃过大雁屎，还有吃过死人肉的。

我清楚的记得一次我和父亲在崎岖的山间小道行走时，父亲惊喜的看到路边的草窝里散落着一些黄豆粒，父亲一边说着“是不是牲口吃的，没消化屙下来的”，一边趴到地上闻了闻，然后高兴的说：“不臭！不臭！可以吃”。我也大喜过望，爷儿俩一边笑着，一边把那豆粒儿捏到嘴里，一个个的吃了个精光。神奇的是，那些生豆粒竟然没有一点豆腥味儿，真香！过后竟然也没有拉肚子。后来我和父亲回忆起这件事，都有一种酸楚的幸福感。

在腰庄的那个阶段，父亲饿的得了“浮肿病”，两条腿肿的明晃晃的，手指头一按就是一个坑，走不动路了。妈妈的个子只有一米五几，也许她就沾了这个小个子的光，生命力极强（妈妈一生都是个自强不息的女人），她带着我和二弟挖野菜，还常常爬到高高的树上采树叶来供养一家人的生活。每天我们外出采野菜时，刚一岁多的三弟总是饿得趴在门槛上，一边哭着一边“妈！妈！”的叫着，盼望我们的归来（每忆起这段经历，都有一种撕心裂肺的感觉，止不住潸然泪下……值得庆幸的是，父亲不知什么在哪里学到了一手比较精湛的剪裁衣服的技术，打我记事起，我家的堂屋当厅门口左侧就架着一台上海产的“无敌”牌脚踏缝纫机，那是我们村子里（以及相邻的几个村子里）第一台现代化设备。没想到父亲的“裁缝”手艺及这台“无敌”牌缝纫机为我们全家度过难关起了重要的作用。父亲在小村里为人家做“西装”（当时山里人把中山装都叫西装），可以为家里带来些许现金收入（一件衣服也就是几分、毛把钱吧），可以买些洋火、洋油、盐什么的。更重要的一件事是他有一次为一位干部改衣服时，发现兜子里有5斤河南通用粮票。好家伙！这可不得了，年轻人不知道啊！这在当时的中国粮票太重要了，没有粮票，有钱你也买不到粮食，有了粮票 ，花钱不多，就可以买到粮食的。父亲如获至宝，这时候他也不讲“拾金不昧”了，也不“把它交到警察叔叔手里边了”。他用这五斤粮票分次买回了五斤大豆糁，每次煮野菜时，妈妈如数家珍似的抓一小把大豆糁放到锅里和着野菜这么一煮，再放点儿盐巴，味道就香喷喷的了，比单吃野菜的营养也丰富多了。就这样，我们全家度过了一个让人不堪回首的灾荒。天啊！父亲太棒了！真是“天不灭毛”啊！

六一年，父亲又带全家转移到了离我们大毛庄只有五里多路的薄店村，当然仍是靠他和妈妈的“裁缝”手艺维持全家的生计——真是艺多不压身啊！直到一九六二年（具体日期也记不清了），我们举家又迁回了阔别三载的大毛庄，又住进了父亲建造的小小的土庄园，重新过上了社会主义的幸福生活。

遗憾的是，父亲亲手建设的同时又刚刚翻新过的小庄园毁于一九七三年的一次洪水。当我急匆匆从湖北襄阳的军营（当时我在陆军五十一师学习报务）赶回故居时，洪水已退，眼前是一片废墟，妈妈在流泪，弟弟在流泪，妹妹在流泪，我也流下了眼泪……，那是父亲半辈子的心血啊！突然就让一场洪水给吞噬了，“付之一水”了，能不痛心吗？但父亲没有落泪，他一边在泥土中扒着家什子，一边思索着。父亲是坚强的，是不会被困难吓倒的，他马上又选中了村里最高的一块地方作为建新房的地址。

一年后，一连六间的堂屋海青房又建起来了（当然是在上级政府和大队支书吕万江的帮助和支持下建成的）。由于新房的地势高，墙的下部一米多高都用石材砌成，所以在后来的“75.8”特大洪水中，全村的房屋都“付之一水”时，我家的房屋仍傲然屹立、毫发无损。在那场灾难过后的一段时间里，父亲为全村村民的自救及争取政府的支援，尽快建设新的家园都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直到后来年长时，了解了中国近、现代史，我才弄清了父亲五九年决定举家大逃亡的真实原因：新中国成立后，党把工作重点转移到恢复国民经济建设上来，进行了三年的经济恢复，随即又制定和实施了第一个五年计划。解放后的农民分得了土地，当家做了主人，生产积极性大大提高了，农业连年丰收，社会秩序好转，农民逐渐过上了安定、温饱的生活。然而在“一五”的末期，党在进行反右斗争时，开始犯了极“左”的错误，把反右斗争扩大化了。紧接着搞“三面红旗”，搞“人民生活”、“一大二公”，搞“大跃进”。全国大炼钢铁，把农民家家户户的锅都收起来砸了，炼钢铁，甚至把农民家里家具上的铁件、铜件都拆下来炼钢铁了。我家的轧花车自然难以幸免（值得庆幸的是那台缝纫机保留了下来），就连为病人熬中药的一个铜锅也被队长从妈妈手里夺走，砸扁，缴公了（真是可恶啊）。家家户户都不冒烟了，都吃大食堂了。大食堂的饭逐渐由勉强解决温饱到“早上馍，象提螺（农村妇女撵线用的象馒头形状的用石头做的工具），中午饭，两点半（已不能在12点按时开饭了）；晚上汤，照月亮（只是清汤寡水了）”人民生活又面临着新的困难。五八年本是个丰收年景，但大浮夸风带来了大浪费，我记得大面积的红薯都没有刨，有的刨出来后没有进窖收藏，仅在田头地头挖个坑就地埋下了，最后都冻坏在地里了。在国际上，由于中苏关系的破裂，尽管“小小环球，有几个苍蝇碰壁”，但苏联的逼债，又加重了中国老百姓的负担。内忧外患，这就使得本来满目疮痍的新中国和他的人民喝一壶的了。就连最爱吃红烧肉的人民领袖毛泽东也不吃肉了，他说：“人民遭灾了。”所以，那一场全国性的以经济为表现形式的重大灾难就落在了刚刚走在社会主义幸福大道上的中国人民头上了。

以上是全国的大环境，我村的小环境也容不得父亲再在大毛庄呆下去了。上面我写到了父亲在建国初期利用党的政策迅速发家致富的情况，到了大跃进，大食堂的年代，父亲的那些经营本事都收“家什”了，轧花机炼钢铁去了，做饭的锅也炼钢铁去了，大叫驴和磨道收归集体了，小菜园也归大集体了，同时父亲也成了“割资本主义尾巴”的主要对象了。当时，我村的干部都是外村“交流”来的。我记忆中，他们对父亲说话都是恶狠狠的。看来，父亲的日子是很不好过的了。所以，他最终选择了举家大转移，也叫胜利大逃亡吧！因为，后来重新回到大毛庄以后得知大毛庄是那场灾难的重灾区，全村饿死了几十个人。有的人死在家里几天了，耳朵、鼻子都叫老鼠吃了，还没有人知道，人们饿的连把死人背出去埋掉的力气都没有了。若不是父亲的英明决策——我想——这一篇带有回忆录性质的祭文我怕是写不出来了。

父亲的最伟大之处在于他对我们兄弟几人的教育倾注了全部的精力。记得我在读小学二年级的时候，在一次晚饭后他对我提出了要求和希望：“不希望你这一生能升多大官，发多大财，只希望你能成为饱学之士，所以要求你给我拿回四个毕业证，即小学、初中、高中、大学四个毕业证。”在五十年代在那个生活并不富裕的年代，作为一个农民的父亲，能对自己的儿子提出这样的希望和要求，足见父亲对教育的重视，对知识的尊重及人格的高尚，父亲的这些话一直铭刻在我的心里。为了支持我和几个弟弟妹妹读书，父母亲省吃俭用，从不乱花一分钱。使我非常感动的一件事是：有一次父亲和同村的几个人去治平街办点事，时已过午，饥肠辘辘大家都每人花两毛钱买了一碗糊辣汤喝，但父亲没有，为节省下那两毛钱，他饿着肚子回到家里吃了碗红薯玉米糁了事。事后妈妈告诉我这件事，听后我眼泪就在眼圈里直打转转………。

父亲、母亲为了我们吃了多少苦流了多少汗呐！父母的要求、爱和希望时时鞭策着我，变成了我学习的动力。我从小爱玩儿，有时爱下个棋，打个牌，吹吹笛儿，打打球儿什么的，影响学习。学习一拉下时，老师就提醒我“你父亲是怎么要求你的（我从小学到初中的班主任都是父亲的好朋友），我就努力一阵子。从小学到初中我的学习在班里虽不算突出（只是作文还可以，多次被当作范文），但也没有拉下过。我顺利的考上了当时全区的唯一的初中——方城九中，当时在全区的上千名小学生中只招收了45名中学生，但我考上了。三年后也就是一九六五年的暑假里，我正赶着生产队的一群羊，手里还拿着一本书和一个竹笛，在村北的河滩里放羊时，突然接到了高中的录取通知书。我简直不敢相信，我居然顺利考上高中了！因为当时全县有十所初中，应届毕业生至少也有1500多人，但高中只收四个班180人，快10：1了，我也居然考上了，当时颇有点“范进中举”的感觉。当父亲拿着大红色高中录取通知书时，激动得掉下了眼泪，因为这是大毛庄有史以来的第一张高中录取通知书啊！也是他们用心血精心培育的成果啊！

这是1968年我的“方城一高甲班毕业留念”

遗憾的是正当我踌躇满志，向着第四张毕业证书——大学毕业证书冲刺的时候，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学习中断了，大学停办了。我们在校“闹革命”到六八年底，我高中毕业回乡了（后来就落个“老三届”高中毕业生）。1969年我在家乡当了一年的民办教师。中苏珍宝岛之战后的1969年底，边界局势紧张，在中苏大战一触即发之时，为了保家卫国，父亲把我送到了部队。

这是1969年12月我参军时照的全家福

为了圆父亲一个梦，1982年我争取到了一个中南财大进修的指标去进修了一年。1985年—1991年我又报考了河南省委党校的函授班，先后拿到了专科和本科文凭，1992年我被中国建设银行评聘为高级经济师，1993年我被河南财院聘为客座教授，我以我的实际行动告慰了父母的在天之灵……

这是1974年父亲到部队看我时的留影

父亲是在一九七八年八月（我刚刚转业到南阳地区建设银行工作）去南阳看我时，在专区医院做了一个眼科的小手术时引起了脑栓塞导致了偏瘫，于一九八三年的中秋节去世的。父亲的去世使我悲痛万分。一是因为我是父亲最爱的长子，但在他咽下最后一口气的时候我却不在身边，他没给我交代一句话就永远的离开了我们。当天下午，我正在篮球场上打球，听到噩耗，我迅速带领妻儿驱车赶回大毛庄。到了家里，一看到父亲躺在病榻上瘦骨嶙峋的身躯，紧闭着的双眼……就知道他永远的停止了呼吸。我扑到父亲身上放声大哭起来，但父亲再也没有回音……，我再也听不到父亲那严厉的训斥了，再也听不到父亲和蔼可亲的教诲了，再也听不到父亲谈天论地了，父亲永远的离开了我们……，我真无法接受这个事实……

第二是因为在父亲有病的几年里，由于工作、经济等方面的原因，我没能把父亲的病治好，也没能守在他身边很好的侍侯他，而把侍侯父亲的重担全部交给了妹妹延民。就连他的一台破旧了的收音机也没有给他更新一下……我还在家乡落了个有名的孝子，我问心有愧啊！我对不起父亲。每每想及此，就十分的心痛啊！请父亲的在天之灵原谅孩儿吧！甚至斥责孩儿吧！

为了弥补我的过失，几十年来我一直努力学习，奋力拼搏，并把父亲没有做完的事情承担起来，我不惜一切代价把在农村生活的弟弟妹妹转成了城市户口，安排了工作……我所做的这些都算是对父亲生养我而我在他生前没有很好的尽孝道的过失的一种弥补吧！

敬爱的父亲，安息吧！

这是1975年和母亲在部队的留影

我的母亲虽然没有文化，但她的奋发向上、自强不息的精神一直激励着我们。母亲以她弱小的身躯承担着这个七口之家（大妹妹寄养在谢姓之家）的全部家务，她心灵手巧，会用机器做缝纫，做得一手好饭菜（我们家的饭菜是全村最好吃的），很会养猪、养鸡鸭，以供家里的日常花销及我们的学费。上世纪七十年代，她就能养出300多斤的大肥猪，远近闻名。母亲在最困难的日子里都没有倒下，她用她的勤劳、自强、勇敢支撑起了这个家。母亲为我们奉献了一生，奉献了人世间最伟大、最无私的爱——母爱。

母亲于2002年的腊月二十九于方城去世，我们赶回家时她已安详地躺在了大毛庄故居她自己的卧室里。下午，我们按照老人家的遗嘱，按照基督教的礼仪将老人安葬在了父亲的身旁。尽管他二老生前过得不是太和睦，但对自己的儿女都倾注了全部的爱和终生的心血。到了这个时候，他们都到达了彼岸，也应该建立“和谐社会”和“和谐家庭”了吧！

二老安息！

这个清明节，我没有回故里给你们扫墓、烧纸钱、献花、上供果，我采取了当今最时髦的祭奠方式——网祭，写下了这么一篇长长的祭文。我是用眼泪伴着往事写下的，情真真，意切切。如果二老在天之灵读到儿子的这篇祭文体会到儿子的拳拳孝心，儿子也就十分的快慰了！我真诚的祈祷二老在天堂过得和谐幸福！

由于是对往事的回忆，又由于中间有一些事情还要办，所以我的这篇“清明祭文”写得时间长了一些，从清明节的前一天即4月4日一直写到了今天4月8日才算封笔。巧合的是今天是第三届黄帝故里拜祖大会，全世界炎黄子孙的优秀代表齐聚新郑的轩辕故里，祭奠中华民族的祖先——轩辕黄帝。我们以缅怀先祖的形式将全球的华人紧密地团结起来，为传承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和民族之魂，为了构建中国的和谐社会和促进全世界各国人民的和平与发展，做出我们中华民族的共同的努力！

先祖们安息！

先烈们安息！

先人们安息！

大毛庄的儿子：毛书品

于2008年清明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