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风唤雨:史记中的音乐家师旷 更像一名魔术师
开封古吹台
师旷是春秋时期晋国的著名乐师,大约生活在晋悼公、晋平公执政时期。“师”不是师旷的姓,而是指他的乐师身份。师旷本姓范,字子野,山西洪洞县师村人。师旷是盲人,精通音律,尤善弹琴。著名琴曲《阳春》、《白雪》,相传是他的作品。师旷在晋悼公初年进入宫廷担任乐师,凭借自身的艺术造诣,赢得了晋悼公、晋平公的信任,后在朝中担任太宰职务。据说他政治能力也不错,把晋国打理得井井有条。
由于师旷极具音乐天赋,闻弦歌而知雅意,以致后来的许多史料将他描绘得神乎其神。甚至连《史记》这样的信史,都不吝笔墨记载了他的神异故事。
故事要从卫灵公访问晋国说起。卫灵公在前往晋国的途中,夜晚宿营濮水河边。半夜时听见有人击鼓弹琴,便将随行的乐师师涓叫来:“这音乐好像是鬼神演奏,你帮我把乐曲记录下来。”师涓于是一边听一边写,真的把乐曲记了下来。第二天,师涓经过反复练习,学会了弹奏这首乐曲。
到了晋国之后,晋平公设宴招待卫灵公。酒过三巡,卫灵公说:“我在来的路上,听到一首新曲,不妨让大家分享一下。”晋平公欣然应允。卫灵公便让师涓弹奏从濮水河边学来的那首乐曲。才弹了一半,坐在师涓旁边的晋国乐师师旷,就按住琴制止道:“这是亡国之音,不能再弹了。”晋平公问:“何出此言?”师旷说:“这是商朝乐师师延所作的靡靡之音,曾献给商纣王。周武王伐纣时,师延往东逃跑,最后投濮水自尽。这首乐曲一定是从濮水河边听到的。谁听了这首乐曲,国家就会灭亡。”晋平公说:“我只是喜欢音乐而已,希望能听完。”师涓于是继续弹奏。琴声一会儿像绵绵细雨,一会儿像哀怨哭诉。
雅乐演奏
一曲终了,晋平公问:“还有比这更悲伤的乐曲吗?”师旷说:“有。”晋平公说:“我可以听听吗?”师旷说:“您的德行还不够,不能听。”晋平公说:“哪有那么多名堂,你尽管弹吧。”师旷只好听命。弹奏第一遍时,有十六只玄鹤落到了回廊门前。弹奏第二遍时,玄鹤延颈而鸣,翩翩起舞。
晋平公十分惊喜,又问师旷:“还有更感人的乐曲吗?”师旷说:“有。比如从前黄帝举行祭祀鬼神的大典时所用的音乐。只是目前您的德行不够,不宜听这种音乐。如果听了,将会对自己不利。”晋平公说:“我都一把年纪了,欣赏一曲音乐会有什么问题呢?你尽管弹来听听无妨。”师旷不得已,只好勉强从命。弹奏第一遍时,有白云从西北涌起。弹奏第二遍时,突然刮起了狂风暴雨,回廊顶上的瓦片都被掀飞,左右的人都奔走逃命。晋平公吓得面如死灰,趴在地上浑身发抖。此后,晋国遭遇大旱,三年寸草不生。
故事讲完了,史学家司马迁感慨道:“听音乐,有些吉祥,有些险恶。音乐是不能随便演奏的。”
师旷雕像
这个故事出自《史记·乐书》,可给读者的印象却一点也不像历史,更像神话传说。师旷也不像音乐家,反倒像个魔术师。不然怎么会有呼风唤雨、惊天地泣鬼神的神功呢?古人知识水平有限,对音乐有一些奇思妙想,倒也可以理解。但司马迁把这个故事写进《史记》,显然另有用意。
在中国古代,音乐不是一种休闲娱乐,而是儒家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儒家文化的基础是礼乐制度。礼就是指各种礼节规范,乐则包括音乐和舞蹈。推行礼乐制度的目的,是通过道德伦理的教化,来维护社会秩序中的人伦和谐,为王权统治服务。因此,古代的正统音乐是具有社会教化功能的。它被称为雅乐,意即典雅纯正的音乐,以区别民间俗乐和宫廷宴乐。
雅乐体系形成于西周初年,主要用于帝王朝贺、祭祀天地等场合,以《云门》、《咸池》、《大韶》、《大夏》、《大濩》、《大武》六部乐舞最著名。儒家学派创始人孔子对雅乐十分推崇,据说他在齐国听了“尽善尽美”的《大韶》,竟陶醉得“三月不知肉味”。雅乐通常与礼制相结合,有严格的使用规范。不同等级、不同背景的人使用不同的乐舞,不得逾制。长此以往,雅乐逐渐走向僵化。贵族们也慢慢对雅乐失去了兴趣,而去欣赏俗乐。
为维护礼乐制度,儒家学派当然要保卫雅乐,贬低俗乐。如孔子的弟子子夏,曾这样劝诫爱听“靡靡之音”的魏文侯:“郑国的音乐好听但糜烂,放纵奸声,迷乱心志。宋国的音乐让人愉快,但柔细娇弱使人意志消沉。卫国的音乐急促多变,使人心志烦躁。齐国的音乐高傲孤僻,使人心志骄横。这四国的音乐沉迷于情色,败坏了德性。”子夏的这番言论,有点“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味道。
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史学家司马迁,无疑也是站在儒家的立场来记述乐师师旷的。神化师旷,本质上是神化雅乐。通过司马迁《史记》中的记述,师旷终于成为了雅乐的一面旗帜,神通广大,千年不倒。司马迁老先生真是用心良苦啊。(文/谢志东)
师旷画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