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真正的死因是什么？

商鞅在秦国集政权、军权为一身，秦孝公对又是他言听计从，成为百官之首，权势达到“一人之下，万人之上”。17岁的秦惠文君继孝公之位登基，内心恐惧，深感商鞅是心腹政敌，除掉他而夺回大权命题必然结果。商鞅在变法过程中，跟秦国旧贵族和统治阶级内部产生的矛盾，结下的仇怨，是商鞅之死其次的原因。最高权力的交错，常常是在锋刃之间实现的。权力本身，就是一柄最锋利的刀刃。一、商鞅以谋反的罪名被杀司马迁的叙述，留下了一个扑朔迷离的背影，到现在成了件说不清的事；既然说不清，那就不要非要勉强去说清楚。所谓谋反，须有两大前提和要素，一是要有人，只身一人不成其为谋反；二是要有对人员的组织动员能力。

从司马迁的记载来看，商鞅变法的主要内容和核心所在，就是把原来近于一盘散沙的秦人以一种全新的方式组织起来。《商君列传》词句俱在，开卷即知。概言之，就是城乡联动，兵民联动，其结果是，“乡邑大治”。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商鞅对于秦军的改造。商鞅本人多次率领秦军与魏国交手，深入魏境，屡立战功。作为一名杰出的军事专才，商鞅在先秦两汉史籍中，多有见载，而商鞅对于原有秦军的整体改造，堪称脱胎换骨。商鞅和秦军的关系，恐怕会让任何一位君王心神不宁，暗自心惊。商鞅是有谋反实力的，他有自己的封邑，有强大到无敌的动员组织能力，还有对秦军直接的统军作战能力。

这一切都对秦惠文王形成巨大的压力，形成了巨大的权势落差。在这种情况下，商鞅有没有谋反的动向，起没起谋反的心思，已经不重要了，秦惠文王恐怕已经把他摆在了谋反的位置上。二、分权始终是君王大忌《战国策》里有句话：孝公行之八年，疾且不起，欲传商君，辞不受。这话跟说商鞅谋反一样，有人信，有人不信。郭店楚简出土后，里面有篇《唐虞之道》，是专讲禅让的，于是有人大作文章，认为战国时期，禅让是一种不可否认的思潮和实践。也就是认为，秦孝公欲传位给商鞅的说法，是可信的。如果说谋反还需要一个过程，充满未知不确定性，禅让就直接剥夺了未来君主的继承权，王位转移改姓了。

于是我们看到《战国策》中惠王曰：“大臣太重者国危，左右太亲者身危。今秦妇人婴儿皆言商君之法，莫言大王之法。是商君反为主，大王更为臣也。且夫商君，固大王仇雠也，愿大王图之。”“国危”，“身危”，一针见血切中问题的要害。商鞅极有可能威胁到秦惠文王的人身与王权，这是首当其冲的最大危险，至于“且夫商君，固大王仇雠也。”不过是其次的理由和考虑罢了。半闲人为：秦惠文王追杀商鞅，之后车裂以徇，再灭其族，一系列作为举动，其根本原因是“功高震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