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与徐志摩：文人关系的典范
没有徐志摩的欣赏和提携，沈从文的文学道路，也许真要大大改观也未可知。文人之间，形成这么深厚情感的并不多，沈从文与徐志摩，几乎可作为一个典范，一段传奇。
1931年11月21日下午，山东青岛大学中文系闻一多、梁实秋、沈从文、赵太侔等正在校长杨振声家吃茶谈天，突然得到北京来的一份电报：“志摩乘飞机于济南附近遇难”一时间，大家感到十分惊愕。
在座的沈从文马上表示，想搭夜车去济南一趟。沈从文只买得一张三等车厢票。整整一夜，沈从文一直大睁着眼。虽然三等车厢大都是农民，他却想寻到一个学生模样的年轻人，想告诉他——一个诗人死了，徐志摩死了！
可是，在生命之途，经人援手，而步上理想的道路，这其中的机缘，是何等神奇！对于这援手者，抱有深切的感念，是自然的。此时的沈从文，对徐志摩，正是抱着这样深切地感念！
1922年，在湘西当兵吃饭的沈从文，跨出了对他有着决定意义的一步——离开家乡，到北京。可是，沈从文似乎想得太简单了些。到北京，他本想求学，可仅有的小学学历，并不能让他考入大学，更不要说他想进的清华、北京大学了。
那么，他就只好自学了。开放的京师图书馆，他一早进去，直到闭馆才出来。当时他的眼界，还在那些旧的杂书：《笔记大观》、《小说大观》、《玉梨魂》之类。图书馆不开门的时候，他便呆在会馆，在没有火炉的屋里，窝进被子，看他自己带着的那本《史记》。后来为了靠近北京大学，沈从文在沙滩附近的银闸胡同，找到一个由贮煤间略加改造的极小房间——“窄而霉小斋”，这是沈从文为它取的斋名。
在这里，沈从文度过了精神上颇为丰裕、生活上极端贫困的两年时光。北京大学当时向一切人开放，沈从文就当了一名不注册的旁听生。
精神上满足了，学问上进步了，可生活却困窘到了极点。他几乎没有任何经济来源，连最基本的吃饭，都是靠着友人接济，这里蹭一顿，那里混一顿，或者，赊账：在公寓和小饭馆吃上几次。
为了生存，也为了把自己所思所想所见所闻表达出来，在这段时期，沈从文开始拼命写作。可是，对于一个学历低，没有一丁点名气的青年，社会最初的反应可想而知。他向北京多家杂志报刊文学副刊陆续寄出了大量稿子，全部石沉大海，毫无音讯。
这还不算，他后来还听说，《晨报副镌》的一次编辑聚会上，沈从文投寄的十数篇文章被摊在桌上，为众人奚落：这就是某大作家的作品！
沈从文仍在坚持不懈地努力，他的文章也渐渐零星地为几家报刊所接纳。但是，最早给予沈从文以充分认可，刊出其多篇诗歌、散文、小说，最大限度激发沈从文创作信心的，竟然是先前曾奚落他的《晨报副镌》，那是在1925年10月之后。不过，当时编辑已换了人，这就是从欧洲归国未久的诗人——徐志摩。
1925年10月1日，在诗坛上已有相当名气的徐志摩，受朋友坚邀，出任《晨报副刊》主编。报纸天天出，副刊也几乎天天有，这样一来，徐志摩就感到稿件有些不足。他又是一个不肯苟且的人，一般稿件，他看不上眼。
所以，最初，他的办法除请好友支持外，自己也不得不大量写稿。其余不足，他当然得从来稿中间择选。这样，沈从文便进入了他的视野。徐志摩与沈从文见了面，从沈从文那里，取去了一册稿子，这就使得随之而来的第二个月，徐志摩一口气发表沈从文各类作品达七篇之多。对于身陷困境的沈从文，这份提携，这种见重，来得多么及时，多么重要。
1935年12月，距离徐志摩逝世已经四年了。沈从文在自己主持的《大公报·文艺》副刊上，组织了一期《徐志摩纪念特刊》。在“附记”里，沈从文写道：“死者的诗歌与散文，兼有秀倩与华丽，文字惊人眩目，在现代中国文学上可以称为一朵珍异无比的奇花。”
从为文到为人，如此分量的友情文字，沈从文似乎还未在其他人身上用过。我们可以领会，他的这些有分量的话，是真诚而切实的。没有徐志摩的欣赏和提携，沈从文的文学道路，也许真要大大改观也未可知。文人之间，形成这么深厚情感的并不多，沈从文与徐志摩，几乎可作为一个典范，一段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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