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发掘的说唱俑 为我们复原汉代成都下层社会愉悦而开心的一面
考古发掘的说唱俑,为我们复原汉代成都下层社会愉悦而开心的一面
陶俑是汉代墓葬出土较多的随葬品,表现了汉代生活的方方面面。持镰刀俑无疑是汉代成都农夫的缩影,依然是汉代成都男子的标准发式,即将长长的头发绾起来,归结在头顶弄成椎髻。由于正在收割谷物,所以他不能穿长大而宽松的衣服,而是一身短衣服,显得十分精干。其余陶制品像牛、癞蛤蟆、青蛙、鱼、狗头、水甲虫等,则充分反映了汉代制陶艺人对现实生活细微的观察和深刻的理解。
而说唱俑在成都地区的东汉墓葬中也屡有发现,这反映了说唱艺术在当时的成都地区十分流行。说唱人是一批活跃于汉代民间的下等艺人,他们的职业就是说书,以博得观众的开心一笑来获得衣食。以陶俑的形式流传下来的、受现代人喜爱的并非是公侯将相王子王孙,而是这些最普通但同时又是激情飞扬的下等伶人。最著名的一尊说唱俑出土于成都附近的郫县东汉墓中,这是一尊人们一旦看见就想去抚摸的艺术珍品。
这尊说唱俑头上的发髻绾成锥状,脸上的表情用“笑口常开”来形容最合适。由于是天底下最舒心的笑,所以他的眼睛都笑弯了,嘴也笑歪了,头也笑偏了,连如簧的巧舌也笑得向上吐卷……这副模样既像是对观众做的鬼脸,又像是真的被自己的说唱逗得乐不可支。再往下,则可以看见他的颈部前倾,双肩后耸,裸露的腰身像一个又长又弯的冬瓜。他的右手握着一根细棍,左手捏着一只小鼓,两只长长的手臂不像腰身那般舒展,而是緊绷而富有激情,准备随时将鼓儿咚咚敲响。
最富于艺术表现力的是说唱俑的下半身,因为这时候他的裤子正像松开缆绳的风帆往下掉,为了阻止这种势头,他双腿弯曲,并尽量把屁股往上翘,翘得身体成了只弯弯的弓。然而即便如此,他那宽大的棉裤仍呈摇摇欲坠之势,这样的紧张与滑稽巧妙地结合在说唱俑的身上,使之成为一件不可多得的开心艺术品。也许他当时正站在成都某处的一张桌子前说书,四周围满了各式各样的普通听众,他一边梆梆地敲着小鼓,一边说故事、唱小曲,逗在场的人开心。
说到精彩处,只见他眉飞色舞、唾沫横飞,腰也扭起来了,上身的衣服也脱光了,恰在这时,腰间的裤带不知是绷断了还是说唱艺人故意把它松开了,总之肥大的棉裤直往下垮。但是说唱的故事不能因为这个小“事故”而停下呀,于是艺人就耸臀提胯欲阻止裤子下落,他夸张的姿势令人想起非洲土著的肚皮舞。可以想见,这么精彩的表演一定使在场的观众笑得死去活来。郫县汉墓中的说唱俑如此生动的艺术形象,说明了一干多年前的东汉造型家具有多么高超的技艺。
不同类型的说唱俑在成都及其附近的汉墓中还多有发现,如曾家包汉代画像砖石墓中就曾出土一尊造型滑稽的说书俑,就表现了市井说书艺人的风采,他们当时也跟现今成都说书人一样,喜欢在成都的茶馆里用幽默而滔滔不绝的话语说上一段。这尊说书俑残高24.7厘米,头上的发饰是椎髻,上身袒露,右手抱着一只鼓,神采飞扬,咧开的嘴巴里仿佛正有精彩的故事源源流出,整个面部的表情活泼滑稽,肩膀一高一低,神态夸张。他大概不是说的一般的评书,而是说的大鼓评书,每说一段或说至高潮,就会用他灵活的手指咚咚打鼓营造热闹的气氛。
1986年绵阳河边乡的东汉墓中也出土有一尊类似的俑,这尊说唱俑高55厘米、宽33厘米,质地为泥质红陶,系手工捏制。他头戴花平巾帻,夸张的笑容使他的额头堆满了皱纹,又长又密的眉毛像要飞起来,双眼笑成了弯弯的豌豆荚的形状,灵活的舌头从咧开的大嘴里吐出来。这个说唱俑没有随身携带短棍和小鼓,他干脆就把手放在裸露而鼓凸的肚子上,把它当成一面“皮鼓”嘭嘭地敲打。他下半身的姿势跟前面那尊说唱俑相仿,也是裤子滑落到腰胯,既滑稽又憨厚。
考古发掘出的说唱俑形象,为我们复原了汉代成都下层社会愉悦而开心的一面。当时的社会显得很是殷实富足:人们一方面加强农耕,储备粮食;另一方面又尽情地享受着生活的乐趣,他们会定时汇聚到茶馆之类三教九流都可光顾的场所,听上一场别开生面的说唱表演。当时的说唱艺人也许跟现代的流行歌星一样大红大紫,成名的说唱艺人都被人们追星似的追捧着,他们在舞台上有固定的装束和造型,就像现代的某些歌星喜欢摇头摆尾地吶喊一样,汉代的说唱艺人喜欢赤裸上身,裤子摇摇欲坠,这样的形象无论在当时还是现在,都称得上“酷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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