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名女村医 30年上门义诊5000多次 摩的租金就用去几万元

我叫徐其林，是一名乡村女医生，也是村妇代会主任，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战斗中，我以一名医生和村妇女干部的双重身份，与战斗在最基层的防控人员一起，筑起了一道防止疫情侵入的铜墙铁壁，确保了数千百姓的健康平安。

新年伊始，我正当准备好好在家过一个春节，一场突如其来新冠肺炎疫情打破了我们的计划，作为一名基层的医务人员，必须挺身而出。于是，我们在上级部门的统一指挥下，与村级抗疫人员一起，开始了一场没有硝烟的抗疫战斗。

我所在的柏腊村属于重庆市黔江区冯家街道，全村共有8个居民小组，近900户家庭共3000余人，由于黔江区与湖北省相邻，邻居咸丰县确诊病例15例，这对于与之咫尺之遥的黔江，风险级别较高，防控难度相对较大。

作为村里唯一的医护人员，我对全村的情况进行了摸排，对外出务工人员的回村情况进行详细的了解，弄清楚他们在什么地方务工，什么时间回家，然后亲自上门登记、给他们测体温、检查健康情况，时刻关注他们身体状况的变化。

全面了解本村最近有没有村民发烧感冒，询问他们有没有感到不舒服或其他一些症状。由于防控期间号召村民宅在家中，禁止外出、禁止聚集、禁止走亲访友，对于村民们的寻医问药我都实行上门服务，他们有什么问题、有什么需求就直接给我打电话。

在乡村，由于大多是年迈的老人，他们对疫情风险不了解，认为住在农村，空气良好，疾病不可能传过来，常常不戴口罩就出门。我们及时上门宣传，想法帮他们买口罩，经过耐心的工作，终于让他们明白了防疫的重要性。

由于我们村的防控工作做得较为扎实，保住了我们这片家园的洁净，至今没有出现任何疑似病例，疫情风险降为最低。作为一名村医，一名最基层的防控人员，用自己的汗水换来的劳动成果，终于体现出了自己的价值。

我出身于1970年，19岁时从柏腊村4组嫁到了5组刘家，公公刘世良是一名乡村医生，他年轻时分别拜7名中医为师，博采众长，医术高明，在当地较有名气。看着公公行医治病，我也对医药产生了极大的兴趣，于是就开始跟公公学医。

我在学医过程中，首先从认识中药开始，公公开处方，我照单抓药，然后学习针灸、推拿、拔罐等中医常用技术。1990年，由于本村的群众对我的信任，选举我为柏腊村妇委会主任，于是，我一边工作履行职务，一边刻苦学习医术。

为了改善农村医疗卫生条件，更好地为村民服务，2008年，在上级主管部门的支持下，我有幸被派往重庆市涪陵区卫生学校进行为期三年的学习，时年38岁的我努力抓住这个机会，发奋学习，顺利取得中专文凭。为了适应新形势的需要，2005年，我通过自学，获得了医药相关专业的大专文凭，这为我从医奠定了良好基础。

从开始学医到获得大专文凭，我的医术逐步走向成熟。作为村妇委会主任，很多妇女方面的工作我都要去处理。作为一名乡村医生，只要村民有需求，不论白天黑夜，我都会毫无怨言地出诊送药。

2016年8月15日凌晨2时，睡梦中的我被急促的手机铃声惊醒，村民熊万帮生病，家属打来电话求救。我赶紧下床，背上药箱并叫来摩的，在寒冷的夜色中骑行30分钟后达到熊家。检查发现患者高烧41°，我赶紧给他医治，患者体征逐步恢复正常。

2008年11月11日，村民张登秀做饭时不小心被滚烫的菜油烫伤，因晚上疼痛难忍，凌晨3时在丈夫护送下，来到柏腊村卫生室敲门。我立马起床，为其清理伤处，打针用药，经过1个多小时处理，病人减轻了痛苦。

由于家乡地处山区，人员居住分散，最远的村民家离卫生室有10余公里，由于我不会开车也不会骑摩托，每次出诊都得租摩的前往。行医30年来，上门义诊超过5000次，仅摩的租金就用去几万元，这笔费用全由自己承担，从不计入患者的医疗费中，不给病人增加1分钱的负担。

作为一名村医，负责全村的基本医疗服务、公共卫生、妇幼保健、慢病管理、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和其他临时工作。我一直坚守着“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一宗旨，不论白天还是夜晚，不管路程远近，只要村民有需求，我都会毫不犹豫去服务。我的所有服务，得到了乡亲们认可，是我最大欣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