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因为梦想很难 所以关于梦想的主题 值得被一遍遍地诉说

“缝纫机”里面有两条线，第一条和现实同构，少年梦想组乐队的胡亮，琴弹得说不上多好，也蛮不错，没有老婆没有女朋友，每天滚一身泥，在招牌都掉了的厂房里修车；键盘手希希爸爸白天上班晚上代课挣钱养家、偷偷摸摸教孩子、打游击一样藏私房钱，躲着练跆拳道的老婆；“吉他大帝”杨大夫，每天老老实实喝茶看妇科，留着收藏的吉他不舍得扔掉，但也不敢再碰，因为还要讨好女儿，不然找夕阳红老伴这件事就泡汤了。有人说程宫组队闯关没逻辑，为啥这些人这么牛都沦落了，我告诉你为什么，因为生活就是这样的。剧中建国爸爸洗手臂上的“摇滚不死”洗了一半，是他还相信摇滚没死吗？不是，因为他现在怕疼。渣滓洞的革命者写着要“把牢底坐穿”，二十二勇士可以飞夺泸定桥，他们怎么这么牛逼，不怕死吗？是啊！有时候梦想这个东西，就是能够生死人而肉白骨的。但是在现实的逻辑里，手指头划一个口子，就会疼！洗纹身，就会疼！因为这个疼，再也没有意义了。有梦想但是换不来钱，也会疼到死，所以建国爸爸老老实实去挣钱了。还不忘教育程宫，“建国妈妈病了要换肾，我在街上摇滚一会，能摇出一个肾吗？”当然，摇不出来，这个理由太他妈强大了，于是一下子就把程宫打败了。一将功成万骨枯，这个世界就是这样和我们讲道理的。

很明显，这是一部企图以喜剧打底，但终究要贩卖情怀和梦想的电影，但遗憾的是，这二者最终彼此抵消，使劲挠痒但终不得法，努力煽情也事与愿违。单独看喜剧设定的那些桥段，甚至还不如之前大鹏监制的那部《夫子雄兵》，《缝纫机乐队》沦落到几乎只能依赖于东北口音本身的一点点喜感拯救自己。当年，大鹏执导的第一部长片《煎饼侠》被众人批评——段子拼贴，卖弄小聪明云云，但不可否认，那个故事充满密集又扎实的笑点，更重要的是，即便最后的煽情段落也看得出那是大鹏多年以来真实心路历程的一次重述。那部电影让大鹏自我确认了他的故事套路——无助又坚韧的底层小人物为梦打拼，啼笑皆非的境遇混搭着自嘲精神，维系骨子里坚挺的理想，他企图在《缝纫机乐队》中复刻这一切，但是却散失了魂魄，徒留空壳，《缝纫机乐队》味同爵蜡般的呈现一个又一个毫无悬念的段落，最终导向一个更无悬念的结尾。如果放在15年前，哪怕是10年前，用摇滚乐代言理想主义尚且可以理解，但是21世纪都已经走过了17年，在这个时刻仍然絮絮叨叨地诉说着摇滚不死的说教，一切都显得那么莫名其妙，而且，把这一切都安排在小城集安，这怎么看更像是一个地方性的旅游宣传广告，而不像一个可信的故事。

《缝纫机乐队》里基本没什么情节上的套路，一些笑点还需要有人装疯卖傻扮丑来实现。而大鹏把主要的笑点都放在语言梗上了。但是很不幸，这些语言梗都不高级，甚至像很多网大和烂俗的喜剧电影。恶俗，低级，打一些软色情的擦边球。“怎么就把你安排到我床上来了”、“你在北京也这么偷人么”、“柳岩是谁都能摸的吗”（我觉得这句话尤其恶心。你和一个女生关系再好也没必要如此恶搞）这样的话，像很多所谓的喜剧一样，全程想要咯吱着你笑。的确是有人笑了，但只是影院里嘻嘻哈哈一些零散的笑声。不少人则只能在影院里尬笑。影片人物塑造都不太能立得起来，一些人物的情感逆转都有些突兀。前半程的几个主角的情感铺垫做得并不算足，乐队成员的情感从离到合再到离与合都没有太多说服力，到最后看到突然蹦出来的几百人涌入广场就有点目瞪口呆了，然后强行摇滚情怀，鸡汤真得浓到喝不下去。

影片一开头，作为男主角乔杉爱上摇滚乐的初心，作为摇滚精神导师出现的破吉他乐队登场。你可以在破吉他乐队上看见唐朝乐队（外形风格气质）或者beyond乐队（精神导师、摇滚初心）的影子，但导演找来了宋小宝、王小利这帮人来演，一张嘴还是那套二人转风格的耍宝。作为笑料出现。他们备受追捧，是因为他们为家乡争了光。而在童年胡亮的演讲里，他也想像破吉他乐队一样“为家乡争光”——从一开始便不难看出，相对于摇滚乐，角色还是创作者其实更看重“争光（屌丝逆袭）”。或者说，利用他们的爱好和事业为阶梯，完成阶级跨越，戏里戏外，这都是大鹏一贯的主题。可“争光”这事儿，你玩儿摇滚乐还是成为王石，都能实现。以此为人物驱动力，缝纫机乐队到底比丁建国她爸那个房地产商高尚到哪里去了？只不过包裹了梦想的糖衣，野心便不那么吃相难看罢了。

影片最后的高潮处，数目庞大的架子鼓组成声势浩大的鼓阵，几百个吉他手组成一个吉他阵，整齐划一地在一种主要由高分贝声响制造的翻天气氛中弹奏音乐，而影片显然没有足够能力调度、拍摄、剪辑好这种集体主义演出的宏伟场面，而给人一种涕泪聚下，歇斯底里，撒泼打滚的观感。不论从剧情、笑料、表演、音乐还是其他电影技巧来看，《缝纫机乐队》都和这个场景一样，是一部毫无想象力的电影。成百上千人整齐划一地做一件事情，在我们的生活中常见于两种情况。第一，奥运会、文艺晚会等各种集体主义演出的会场，宣示一种集体的力量。第二，一些商家喜爱使用这种声势浩大的形式做广告宣传，比如千人吃面，万人吃豆腐等活动。而影片就将“摇滚”放置在这两种情况的端点上。影片开头小学的演讲比赛场面，是典型的学校集体生活，学生们在领导席之后端坐着。这种“演讲”本身只不过是一种声音拿捏的艺术，它的煽动性并不在于演讲内容，而主要靠夸张的声音与叹词来进行一种程式化的赞美。在小胖子胡亮过于抑扬顿挫以制造喜剧感的讲述中，集安小城因为有四个摇滚乐手而闻名，政府迅速将之化作一种城市的集体荣誉并成为宣传资源，为之立起一座吉他雕塑作为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