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的理想世界：播下种子坐等丰收 等来的却是一连串溃败
恐怕在许多人通常的印象中，二战结束后，冷战便接踵而至。实际上，在战争结束最初的几年里，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做过许多尝试。他们曾试图与西方国家开展合作，实现某种程度上的和平。从这个角度而言，冷战并非是两厢情愿的事情，而是西方国家“逼出来”的。当然了，苏联想要的和平也并非绝对的和平，这也是从其本国利益和安全等因素考虑的。比起这些，更鲜为人知的是，斯大林曾制定了一张他心目中理解世界的蓝图并付诸实践，那么，这个“理想世界”的结果究竟如何呢？
早在1942年初，苏联刚刚从德军的兵戈之下喘了口气，高层便通过了一份决议。外交人民委员莫洛托夫被要求研究世界各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外交和领土等等，将研究结果做成报告并上交给最高领导人。1943年9月，苏联方面又接连成立了2个处理战争结束后诸多事宜的专门的委员会，分别由外交部二把手李维诺夫和国防委员会委员伏罗希洛夫掌管。
这一系列举动释放出两层讯号：其一，管事儿的都是斯大林的心腹，由此可见，这番铺垫后将要发生的事情绝对是非同小可的；其二，对苏联来说，战争顶多才算进展过半，高层却已经考虑战后问题了，高层的“未雨绸缪”多少有点迫不及待的意味，这从侧面体现了尚未浮出水面的计划的重要性。果然，1944年1月，苏联外交部在提交的名为《未来和平的最佳基本原则》报告中明确提出：“保障安全并维持和平”，这是维护苏联国家利益的最好的选择。想要做到这一点，“苏联就必须保持同西方的伙伴关系，尤其是要保证同美国和英国的关系”。
苏联到底啥德性，咱们心里清楚。一场伟大的卫国战争令斯大林的个人威望达到巅峰，说白了，这种决定国家未来发展战略的大事，没有这位最高领导人的首肯，外交部是万万不敢直接下决断的；换句话说，与其说是外交部给最高领导人提交了这份报告，不如说是后者授意外交部用这份报告造势，借此达到某些目的。当年7月14日，在一场重要的会议上，苏联高层就同美苏关系展开了讨论。与会者们达成了这样的共识：第一，如果苏联要把列宁的那一套延续下去，激进的无产阶级革命势必会造成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的紧张，“美苏和平”这样的好事想都甭想；第二，虽然在“维护和平”的道路上会付出若干牺牲，但比起另一头的国家利益而言，这些牺牲就不算什么了。
在这儿我们插一句话，列宁与斯大林二人领导国家方式的不同，通过这些讨论我们就窥得一斑。
列宁总是将条条框框挂在嘴边，满口都是主义，为此也做过许多“死要面子活受罪”的事。举个例子，最初的武装革命，苏军在波兰吃了哑巴亏，十几年后又在芬兰做了几乎同样的事情；而对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支援，苏联想方设法地从口袋里掏钱，数以千万计地送给海外的穷兄难弟，结果这些钱都打了水漂不说，接受支援的诸多国家没有一个取得成功。1921年6月，苏俄政府曾将一批总价达6200万卢布的资金和珠宝送给德国，谁知仅4个月后，这笔钱就基本上被挥霍完了。相比之下，斯大林不提所谓的“意识形态”，不提世界革命，诸多研究与讨论都被建立在“民族和国家利益”这个最切实际的基调上。大的是非功过我们暂且不提，单单这一点，后者恐怕是要高明一些。
不少专家认为，斯大林想要“和平”绝非一朝一夕的事情，他甚至一早就做过许多“取悦”西方的事情。例如，1943年5月，斯大林下令解散共产国际，停止为其他国家输血，不想花这份冤枉钱仅仅是一方面，消除这个“障碍”，为苏联和美英等国合作铺平道路才是最关键的。不久，苏联还特意更换了国歌，用《牢不可破的联盟》取代《国际歌》，这样的改动也是为了相同的目的。苏联外交家安德烈·安德烈耶维奇·葛罗米柯曾在回忆中说：联合国总部之所以得以设在美国而非欧洲，苏联的态度起到了重要决定作用。斯大林希望用这种方式示好美国，让美国能够积极参与国际事务。
当然了，以斯大林的脾气，一味的讨好是不可能的。在尽可能地为同西方合作铺平道路后，苏联方面终于拿出了杀手锏。
1945年初，在同南斯拉夫和保加利亚代表团会晤时，斯大林明确指出：“资本主义世界被划分成了敌对的两部分，即民主国家和法西斯国家。”他提出，两者在制度上都存在着一定程度的腐朽，而这种腐朽会让两大阵营彼此间相互削弱。对苏联而言，西方世界的自我内耗是好事，“它有助于欧洲社会主义的胜利”。与之相对的是，截至二战末期，欧洲无产阶级革命组织得到了长足发展，就拿向来仇视苏维埃政权的英国来说，1939年，英国参加大小革命组织的总人数只有1.8万人，1944年时达到5万人。而包括瑞典、挪威、丹麦等国在内的8个欧洲小国，1939年时，无产阶级革命参与者只有10万人，战争临近结束时已经疯狂膨胀到70万人。受到革命思潮影响最大的法国，人数已经突破100万。
值得一提的是，这些组织拥有大量军队，就拿法国来说，法共掌握着至少25万人的游击队。截至1944年6月，另一个大国意大利北部诸多游击队合并为“自由义勇军”，号称总规模达40万人。就连希腊这样的小国，组织人数也达到了7.25万人。由此可见，苏联想要搞全球革命，建立“苏维埃世界共和国”，二战后的底子要比20世纪20年代那会儿不知道要强多少。然而面对这样的有利局势，斯大林却下达了一条令人瞠目结舌的决定。
1944年底，斯大林在与法国无产阶级革命领袖莫里斯·多列士会面时强调：考虑到法国已经有了一个合法的政府，革命组织想要保持同政府平行的武装力量，这已经是不现实的了。保险起见，法国革命者应当“把武器藏起来”，以便开展政治斗争。多列士深以为然，回到法国后，他旋即提出了“只有一个政府、一支共和国军队”的口号。昔日的革命领导者和游击队员们都被分散编入法国政府和军队，同一服从戴高乐政府的指挥。
利用西方国家彼此间的内部消耗相互压制，将无产阶级革命组织化整为零渗透集中，通过政治斗争的办法一步步取得革命的胜利，这便是斯大林心目中理想的革命路线，历史学家们将这一路线称为“斯大林的‘联合政府’”。在最初的一段时间里，法国政坛各势力达到了一种微妙的平衡，多名法共领导人出任部长级高官，在法国政坛上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法国“联合政府”的暂时成功令斯大林大喜过望，随后，在苏联的指导下，意大利、罗马尼亚、希腊甚至是比利时这种受到无产阶级革命影响较小的国家，都陆续建立起“联合政府”。一时间，“联合政府”遍地开花。
虽然比起战争，这样方式平和且看似有效许多，然而苏联在操作的过程中也难免不露出一些拙劣之处。在指导一些小国建立“联合政府”的过程中，苏联甚至派出军队“劝说”双方冰释前嫌。而在比利时，虽然比共在政坛上的影响力有限，但手中也掌控着近10万人的武装，是当时比利时警察总数的10倍。然而为了组建“联合政府”，苏联和盟军同时施压，强行遣散革命武装，结果，随后组成的比利时“全民团结”政府中，内阁仅象征性地位比共保留了2个席位。
总而言之，从1944年底到二战结束最初的几年里，斯大林心目中的理想世界短暂地建立起来，这就像是春种秋收，苏联在春天播下了种子，也给够了水和肥料，眼看丰收时节即将来临，然而，等来的却是一连串的变故。
斯大林“联合政府”的失败，首先发生在中国；他低估了两大集团彼此间的矛盾，也未能遇见战争的爆发。随后，欧洲各国也陆续表达了对本国革命者的不满。1945年底，忍无可忍的保加利亚政府表示：“他们的调子太高，简直像是在发疯。”随后，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等国“联合政府”内部也因许多问题看法的分歧而造成了合作危机。
除了人为形成的对峙外，许多强行建立“联合政府”的国家，在这一阶段更是弊端尽显。例如，匈牙利本身就没有多少无产阶级革命基础，勉强建立“联合政府”没多久，革命者们的影响力就几乎消失了。有些国家甚至打算直接放弃这种蹩脚的模式，建立君主立宪制。在法国，情况要糟糕许多，法共内部甚至还因一些观点的不同而产生了分裂。例如，1947年3月，法国政府就针对北越军事行动的拨款问题进行投票时，法共议员集体弃权，法共部长们却投了赞成票。为了保持自己在政府中的影响力，这些官员拉帮结派，在许多问题的考虑上缺乏理智，甚至给国家造成了损失。彼此间的貌合神离令法国政坛陷入混乱，军队甚至做好了战争准备，防止局势恶化。
当人体器官进行移植时，身体与器官无法相互适应，便会出现排斥反应，严重的可能会致命。在斯大林的理想世界里，强行组建起的“联合政府”，“排斥反应”恐怕比苏联方面估计的还要严重许多。1947年以后，法国政府便开始想方设法地排挤这些“异端”，当年5月，法国总理保罗·拉马迪埃以经济发展停滞为借口挑起事端，借机将法共阁员一一排除。几天后，其他党派取代了法共的位置，建立了新的法国政府。几乎是同时，意大利也做出了类似的事情。
法、意两大试点接连失败，标志着“联合政府”模式的全面破产，这一度引起了克里姆林宫的不安和愤怒。然而，消极的连锁反应并未就此结束：不久后，就连苏联势力范围内的一些小国也出现了程度不同的“排斥反应”，总而言之，轰烈一时的“联合政府”模式最终落了个高开低走的结局。斯大林想以和平手段促成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方式最终没能行得通，这次尝试失败后，世界便无可阻拦地滑向了冷战的深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