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生科举考试总不得志 蒲松龄又要借助外力了
小说《于去恶》乃是蒲松龄《聊斋志异》中《司文郎》之外又一篇批判科举制度的力作，只是《司文郎》的批判非常的直接，主题也显得单一一些，而这篇小说除了对科举制度进行批判之余，未尝没有某种期待和侥幸的心理，同时，它进一步描写主要人物之间的关系，在科举之外，更写出了人鬼之间真诚的友谊，比《司文郎》中人物的关系也更进了一层，也就使得其主旨稍微的复杂一些。
《于去恶》中有三个主要人物，其中于去恶无疑是作者着力描写的对象；但他的身份是鬼魂，《聊斋志异》中几乎所有的篇章都是从人的角度来写的，鬼狐都由人引出，所以书生陶圣俞也就非常的重要；而作为鬼魂同时也是书生的方子晋，则与二人有着密切的关联，也代表了书生们不同的选择，对他的描写使得本文主旨多样化，也使得这篇小说出现了引人注目的亮点。同是书生，同是面对科举，但作者对三个人的描写侧重点又各有不同，所以也就各有特点，应该分别予以把握。
于去恶虽然是鬼魂，所考的又是阴间的阅卷官（即所谓的帘官）考试，但很明显这和人间的科考是相关联的，阴间的考试就是人间的投影，作者写阴间的考试实际也就是在写人间的科举，对阴间所有的批判其实矛头最终都是指向人间的种种丑恶现象。这里所批评的，和《司文郎》中的主旨大致类似，都是对主司们好歹不分、高下莫辨、胡乱衡文、埋没人才的激烈抨击和辛辣嘲讽。考试的考官本来应该公正无私，慧眼识才，所以自身也就必须具备写文章的才能，所以阴间的做法是阅卷官也必须参加考试。可是于去恶介绍考试的考官，原来竟是乐正师旷、司库和峤这样的人物。
师旷，春秋时期晋国人，生而无目，故自称盲臣，又称瞑臣；和峤，西晋汝南西平人，家富性吝，杜预称其有“钱癖”。不是目盲之人，就是贪财之辈，这样的考官，如何能够指望他们选拔真正的有才之士！这是蒲松龄巧妙的利用两位著名历史人物的特点，来反应人间的现实，批评考官们的愚陋、贪蠹本性。面对这样的考官，于去恶虽然一面发出“吾辈宁有望耶”的怨叹，可一面又未尝不心存侥幸，考试之后洋洋自得的向陶和方夸耀自己的文章。但最终的结果，有才的于去恶在这样的考官手中还是落第不中，盲目、贪财的考官又如何能够选拔真正的才人呢？若不是他有幸恰遇张桓侯“三十年一巡阴曹”，为申不平，恐怕其真的就永无出头之日了。另外，通过于去恶之口作者特别的点出了阴间考试的策、表、诗赋的题目，表和诗赋很显然都是作者参照人间的情况而进行的戏拟，策的题目则特殊一些，应该是作者刻意的撰拟，其“世风至今，奸情丑态”的感喟不论阴间还是阳世的考题中大概永远都是不会出现的，作者借此来发自己对世道人心的感叹，因为在因果报应的理论之下，阴间和人间本来就是密切相关的，阴间多邪僻，人间也同样是丑恶百态，也并不仅仅只限于科举考试上边。这里作者将之悄悄嵌入，处理得非常的巧妙。
于去恶做别陶圣俞
于去恶有不幸，也有幸运，而对于陶圣俞，作者则并不多写他参加科考的经历，而更多的倾向于对命运的无奈和服从。从一开始的赴乡试，到于去恶被授交南巡海使，作者一直都在写于去恶和方子晋两个人，直到于赴任与陶告别时，才提起了陶考试的事情，他直截了当的告诉陶圣俞：“君命偃蹇，生非其时”，考中的机会很小。陶对此坦然接受，并没有非常的悲伤，表现出了对命运的屈从，这大概也就屡试不第后的蒲松龄的想法。他后来大概也相信自己无此命运，只是历尽人生注定之艰难，用陶的例子来做一下自我的安慰吧。
与他二人不同，蒲松龄对方子晋的描写则又偏重于人物个性、人际关系方面。虽然他也是书生的身份，而且文章也写得非常的好，但在考场上当得知主司竟是师旷、和峤这样的人物时，“裹具径出”，不屈己以从，则显得豁达超脱、爽快果断，正如于去恶称赞的，真“奇人也”。正因为他对主司有清醒的认识，对于去恶考试的结局认识也就比较清楚，及时的提醒他“数辰后，不痛苦始为男子也”，只是于去恶还达不到他的这种境界。不仅这些，作者更着力描写他和于去恶以及陶圣俞之间真挚的友谊，这种友谊使得他们更加的亲切可爱。于去恶向陶圣俞介绍方子晋，说他“是我良友”，这“良友”二字，实在恰切，它不仅仅只是挚友，良友之间的友谊自然是以真挚为前提的，比如他提醒于去恶不要抱太高的希望时，就很真挚；同时，良友之间还应该对彼此双方有影响，能通过自身的影响而使朋友进益，这一点，三人之间可以说都有很好的体现，他们真诚的对待朋友，为朋友考虑，能喜朋友之所喜，能急朋友之所急，相互关心，相互帮助。虽然并不算长的小说中作者不可能非常细致的展开，但已有的文字已经非常的生动感人，特别是后来方子晋托生陶家成为陶圣俞的弟弟后，两人之间由友情进一步转化为亲情，两人之间那种亲密无间，其乐融融的关系，着实令人羡慕。人际的春风在作者笔下徐徐的展开，真挚的友谊美好动人，如此美妙的友谊描写，在《聊斋志异》中并不多见。
三人之外，我们也不应该忽视了所谓的张桓侯的存在，当然，这里已经不是历史上的张飞了，而是被神化同时更被作者理想化了的张桓侯。有才的考生遇上了目盲、贪财的考官，无奈和，蒲松龄只有再次借助于外力了。他想象成神后的张飞“三十年一巡阴曹，三十五年一巡阳世，两间之不平，待此老而一消也”，他耿直坦荡，公正无私，善恶分明，嫉恶如仇，同时又有充分的权力和能力来荡涤污秽，扫除凶顽，为郁郁不得志的真正有才之士伸冤屈，消不平。失望的于去恶赖他得以出人头地，而且陶圣俞的“中副车，寻贡”据作者的交代也都是“张巡环也”，蒲松龄为主角取名“于去恶”，大概就是希望能得桓侯这样的人物来去除人间的丑恶、邪恶。作者对科举是失望的，持强烈的批判态度，但同时他也如于去恶一样抱有侥幸的心理，更希望有张桓侯这样的有力者出来主持公道。
有对科举的批判，有对世道的愤慨，有对未来的侥幸，有对友谊的颂扬，这些合起来使得这篇小说内涵更加的丰富，故事也更加的感人，本文也就应该列之于《聊斋》名篇的行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