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认识的王羲之可能是假的：《兰亭集序》深度赏读后的新发现
三十二岁和五十岁，属于两个不同的世界。三十二岁，正是草长莺飞、蜂蝶翩跹的季节。所有的雄心壮志，如同这个季节中一切茁壮成长的生命一样，在每一个意想不到的处所，都能够生长出一大片蓬蓬勃勃的灿烂景致。就算是遭遇了刀砍火烧，依旧能重新绽放出新的胚芽，降临新的美好。
五十岁却已然秋风萧瑟、寒水寂寥。山峦之上虽然依旧点缀着大片大片的红枫树，田间地头也盛开着缤纷的菊花，地下的落叶却开始一天多于一天，额上的皱纹也一天深于一天。这样的时节，眼看着寒冬将至，再乐观的人，也不得不盘点自己的收成，为了肃杀的冬日，提早做好物质上和精神上的双重准备。
永和九年（公元353年）的那个三月初三日，时任会稽内史的王羲之（公元303年—361年，一说公元321年—379年），在好山好水中感受到的悲伤，一定不属于这三十二岁的大好年华。这个率真、孤傲的公子哥儿，在三十二岁时，还不应该拥有如此深刻的生命感触。那时的他，关注的只该是铺满鲜花的功业之路，是极端张扬的个性，是豪情与热血铸造的铮铮铁骨。
那个春天，王羲之应该已经生活在生命的秋季。只有在知天命的年岁里，在生命之花经历过从蓓蕾初育到姹紫嫣红再到日渐枯萎的一段路程之后，他才会在极度的欢娱中读出“向之所欣，俯仰之间，已为陈迹”的沧桑与悲凉。他从二十二岁出任秘书郎开始，行走至这个会稽内史的职位，已经用去了二十九年的时光。这二十九年间，“素自无廊庙志”的他，既拥有过坚辞侍中、吏部尚书、护军将军等职位的执拗与洒脱，又承受过苦求宣城郡守之位而不得的苦闷与彷徨。
一、高朋云集的盛宴
那一块绿竹丛生、碧水长流的山间盆地，为了这一次的聚会，早已苦苦等候了数万年。数万年间，花儿一年年地开着，草儿一年年地绿着，这四十一个风雅的人儿，却始终不见影踪。于是，花们一年年地在失望中逝了芬芳，草们一年年地在失望中老了容颜。
但他们终究没有爽约。在这个阳光明媚的三月三，他们衣袂飘飘，一路欢声笑语地来到了这儿。三十二岁的谢安、三十九岁的孙绰、三十九岁的支遁，还有一大群不太老也不太年轻的读书人。他们为了一个叫做“修禊”的仪式，来到这山清水秀之地，带来了美酒，带来了情谊，带来了道不尽的风流。
这群人中，五十岁的王羲之，已是十足的长者。作为会稽王属下的地方行政长官，王羲之对谢安、孙绰们过人的才华极是赏识。和他们一起喝酒、清谈、诗歌唱和，是王羲之摆脱公务羁绊的最佳消闲方式。
东晋的雅士们不会挽起衣袖吆五喝六地猜拳行令，那样的举动过于粗俗，和他们的身份有太大的差距。所以，他们围着九曲之水盘腿而坐，一边海阔天高地闲聊，一边听任溪流载着装满美酒的青铜酒杯醉意朦胧地寻找着知音。一杯酒，一首诗，几声喝彩，几多感叹，就连偶尔从此处经过的风，都沾染了三分醉意、七分诗情。
王羲之该是有了六分醉意了，诗情自然也就增加到了十四分。抬眼看天时，便觉得头顶的蓝天比以往的任何一个日子都更加晴朗，山间的空气也格外地清新。三月的惠风，夹杂着草木生长时散发出的清香味儿，自在地穿行于人、水、酒杯之间，撩拨得天地万物，一起欣欣然张开了口，渴望着共饮这一杯醉倒千年的美酒。
酒杯流到谁的面前了？应该是谢安吧。听听他吟诵的诗：“相与欣佳节，率尔同褰裳。薄云罗阳景，微风翼轻航。醇醑陶丹府，兀若游羲唐。万殊混一理，安复觉彭殇？”这个年轻人应该也喝多了，人还坐在曲水边，神却云游到了高台之上，见到了神圣的伏羲与唐尧。
谢安是在为他的不愿出仕而寻找理由呢。这个年纪轻轻便以清谈而扬名全国的贵族子弟，步入官场仅数月时间，便告病辞官，隐居到了这会稽山下，寻找一种“渔弋山水”“言咏属文”的自在生活。他笃信老庄哲学的“万物与我为一”（《庄子·齐物论》），参透了生死兴衰。故而，在他心中，高寿与夭亡，全然没有了区别。
三十二岁的人谈死生之事，其实是一种虚妄。因为，三十二岁的生命，有的是时间用来慢慢感悟生命的弥足珍贵。五十岁的王羲之显然过了这样的年龄，他需要的，是尽最大努力，让这尘俗的生活，行进得更为长久。因为，他想做的事情还太多。
二、王羲之的内心纠葛
王羲之最想做的事，是独掌一方，以自己的才干，为江山、社稷、黎庶谋福祉。这一点，有王羲之的文字为证。王羲之在回复扬州刺史殷浩的书信中，直接申明“吾虽无专对之能，直谨守时命，宣国家威德，固当不同于凡使，必令远近咸知朝廷留心于无外，此所益殊不同居护军也。汉末使太傅马日磾慰抚关东，若不以吾轻微，无所为疑，宜及初冬以行，吾惟恭以待命”的志向。王羲之的意思很明白，担任护军将军非其心愿，要做，就独当一面，宣扬国家威德，让远近之人都知道朝廷之心乃是天下一家。
儒家思想浸染下的古代知识分子，几乎没有人的心中不装着这样的“治国、平天下”的梦。然而，想施展才华和能够施展才华间，总有一条难以逾越的鸿沟。这条鸿沟，对当时的庶族阶层而言，是门阀制度。对王羲之而言，则是长久推行的门阀体制背后日渐没落的昏庸和混乱。这样的昏庸与混乱，让王羲之的壮志之梦一个个破灭。在这样的破灭中，红了樱桃，绿了芭蕉，苍老了容颜。
这样的失意，绝不是王羲之愿意接纳的生命态势。所以，王羲之也和那个时代的绝大多数文人一样，一方面故作豁达，放浪形骸；一方面苦苦等待，守望理想。他们把身体交给了秀山丽水，或者穷山恶水；那颗心，却始终记挂着读书人的功业、责任和使命。
也许正因为这样的内心纠葛，才催生出中国文化史上第二次个性觉醒的时代大潮。当这潮水载着酒杯涌到王羲之面前时，这位五十岁的内史，心中突然涌起一阵波澜。于是，一首不朽的五言诗，在崇山峻岭之畔、茂林修竹之间应势而降生：“三春启群品，寄畅在所因。仰望碧天际，俯磐绿水滨。寥朗无压观，寓目理自陈。大矣造化功，万殊莫不均。群籁虽参差，适我无非新。”这一刻的王羲之，思接千载，视通万里，心与物融，天人合一。
岁月着实是一支魔棒，十八年的时间差，让王羲之比谢安更有资格来感悟生命的真实价值。当谢安从山川秀色中解读出万殊混一、彭殇等量的共性化的乐观与豁达时，王羲之感受到的，已然是“适我无非新”的个性化的生命感触。王羲之不但体察到了万物均分自然恩泽的生命存在状态，而且读出了群籁参差的个性差异，更发现了用个性化的生命去感知这份差异的最佳方法。释放灵魂，从司空见惯的人、景、情、理中阅读出生命的新感觉、新色彩、新味道，已然成为五十岁的王羲之知晓的最大天命。
三、悲剧是永恒的结局
谢安与王羲之诗中的“万殊”，都没有把人排除在外，但也非专一指向人。当王羲之饮罢美酒、听完各人的吟唱，提起鼠须笔，开始构思这诗集的前序时，他的注意力便全部集中到了眼前的这一群人身上。这是一群多么了不起的人呀，年轻，俊朗，才华横溢，虽然天赋有高下、秉性有差异，却都是那么阳光，那么豁达通透。用欣赏的眼光观赏这群人时，不也同样是“群籁虽参差，适我无非新”吗？
是的，每一个生命，都是一首全新的诗。这样的诗，既应该有生命的温度、宽度和深度，也应该有足够的长度。有了长度，才会有更多的“新”，才能更多地感受这生命绽放的美妙。
这样想时，王羲之便感受到了一丝悲伤。王羲之开始感慨这场盛会的短暂，进而感触生命中一切美好的短暂。王羲之想到了衰老，想到了眼前的欢乐，转瞬间就会成为一种记忆，成为最终必将消逝的一抹烟霞。王羲之甚至想到了五年、十年、五十年、一百年、一千年之后，眼前的这四十一个人，还能一个不差地在此重聚？所有的美好，终将随着生命的离去而离去。那一刻，王羲之感受到了一种痛，从灵魂的某个角落漫溢而出，刹那间，便融入头顶上的苍天、脚下的大地、周遭的花草树木、流泉飞瀑之中。于是，天空开始灰暗，大地陡生寒凉，花草树木、流泉飞瀑全部成为黑白影像。
但王羲之并没有因此而走向消极。他想到了古人，想到了眼前这些人，还想到了生生不息的后人。他清醒地感受到生命存在的价值与意义，感受到“一死生”的虚诞、“齐彭殇”的妄作，所以，他渴望活得更长久，更有意义，更有个性。故而，他要用文字记录下这样的盛会，用文字展示出这群人在这个特定时刻中的特定思考与感悟。这样的记录，对王羲之而言，就是此生此世的一个生命证据。王羲之坚信，后世的人们，面对这些不朽的诗文时，一定能够感悟到更为深刻的生命意义。就像一千五百年之后德国人马克思所说的那样：“在我们的墓碑前，高尚的人们会洒下热泪。”
《晋书·王羲之传》中，记录了王羲之同谢安的一次对话。谢安对王羲之说：“中年以来，伤于哀乐，与亲友别，辄作数日恶。”王羲之回答：“年在桑榆，自然至此。顷正赖丝竹陶写，恒恐儿辈觉，损其欢乐之趣。”这次对话，至少发生在兰亭修禊盛会三年之后。此时的王羲之已辞别官场，终日与一班文人雅士纵情于山水之间，渔猎取乐。又和道士许迈一起研究服食丹药，为采集药石而遍游东方诸郡。步入晚年的王羲之，对生命有了更多的觉解。追寻生命的“欢乐之趣”，成了他最为倾心的价值诉求。
四、给每一个日子贴上标签
置身在四十一个人的欢娱之中，王羲之是孤独的。王羲之的孤独，不体现为“恨无知音赏”的寂寥，也不属于“高处不胜寒”的孤傲，而是一种生命价值无法实现的恐惧。如果说谢安们还有大把的好年华可以挥霍，还可以在生命最为旺盛的年头上轻言死亡；王羲之却只能面对惨淡的现实，如最精明的商人一般，渴望着让每一天都能生长出足够多的利润。我猜想，那时的王羲之一定已经感受到了人到中年之后的各种器官衰退。人就是这样，当生命不再年轻时，才能真正感受到年轻的无价，才会在盛开的鲜花面前预测出香消玉殒后的凄凉与黯淡。
《兰亭集序》中，最值得咀嚼的句子，莫过于“当其欣于所遇，暂得于己，快然自足，不知老之将至。及其所之既倦，情随事迁，感慨系之矣。向之所欣，俯仰之间，已为陈迹，犹不能不以之兴怀。况修短随化，终期于尽。”这几句话，着实是浓缩了所有生命的存在过程。如果将句中的快乐比作人生的某些目标，将情随事迁比作目标实现后的迷惘，那么，又有什么样的生命，不是在这形成目标、追逐目标、实现目标、再形成新的目标的循环中延续下去？
切莫将“修短随化，终期于尽”视作一种生命的无可奈何。一千六百年后，一个名叫史铁生的残疾男人，在一个叫做地坛的废园子里，参透了这样一种生命意义：“死是一件不必急于求成的事，死是一个必然会降临的节日。这样想过之后我安心多了，眼前的一切不再那么可怕。比如你起早熬夜准备考试的时候，忽然想起有一个长长的假期在前面等待你，你会不会觉得轻松一点?并且庆幸并且感激这样的安排?”我想，一千六百年前的那个暮春三月初三，王羲之一定也是参透了此种意义的。王羲之知道自己的假期没有谢安他们那样长，但却可以用自己的精心安排，让有限的假期中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意义，如此，自然也算得上拥有了一个漫长的假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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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刘祥 ，“三度语文”首倡者，正高级教师，特级教师，江苏省教学名师。出版个人教育专著12部，发表教育类文章一千余篇。其“三度语文”教学主张在国内形成了一定的影响力，《中国教育报》《江苏教育》《中学语文》等报刊均有专文推介。应邀在17个省开设示范课和主题讲座共二百余场。教学专著各大实体书店和各大网络书店有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