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中记》：汶川大地震十年后 作家阿来写下一个村庄的消失

2008年5月12日四川地震当日，阿来正坐在家中写长篇小说《格萨尔王》，“下午2时28分，世界开始摇晃，我抬头看见窗外的群楼摇摇摆摆，吱嗄作响，一些缝隙中还喷吐出股股尘烟。……当摇晃停止，我才和儿子冲到楼下，混入惊惶的人群。”阿来自述。

地震后的大概第五六天，阿来去一个受灾镇上帮忙，晚上十一点左右，抢救活动停下来，对着废墟的探照灯关掉了，阿来回到车上，四周安静下来，他突然发现天上星星很明亮，只有背后有一片小山，有一个小平台，还有一台挖掘机在工作。“我突然特别想有一点声音。我在脑子里自动搜索任何一种作品，文学作品、诗歌、散文，除了哭泣和痛苦，我们还有什么方式能够面对死亡？这么多死亡的发生应该对我们是一场精神洗礼，但是为什么从古到今我们都拒绝讨论死亡？”

汶川的这场地震是年复一年压在阿来心头的沉重记忆，他最终选择写作《云中记》来寻找一个方式让内心的晦暗照见光芒。“一个人，一个村庄。从开始，我就明确地知道，这个人将要消失，这个村庄也将要消失。我要用颂诗的方式来书写一个殒灭的故事， 我要让这些文字放射出人性温暖的光芒。”阿来说。

5月28日，由十月杂志社、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联合主办的著名作家阿来长篇小说《云中记》研讨会于北京举行。文学评论家李敬泽、胡平、施战军、李舫、孟繁华、陈福民、张清华、张莉、王春林、刘琼、李云雷、刘大先、丛治辰、岳雯以及诗人欧阳江河参加会议，就《云中记》的文学特质与艺术探索进行了解读。

《云中记》研讨会现场。本文图片由主办方提供

以诗性之美道尽人类与自然的关系

在川藏长大的阿来对故乡有着深厚的感情。汶川地震时，他在成都。他目睹了这场骇人的灾难，心灵受到极其巨大的震颤和创伤。很长一段时间，阿来不愿写有关这场灾难的小说。“那时，很多作家都开写地震题材，我也想写，但确实觉得无从着笔。一味写灾难，怕自己也有灾民心态。”他酝酿十年，依旧无法下笔。

直至2018年的5月12日。“我用同样的姿式，坐在同一张桌子前，写作一部新的长篇小说。那个时刻到来的时候，城里响起致哀的号笛。长长的嘶鸣声中， 我突然泪流满面。我一动不动坐在那里。十年间，经历过的一切，看见的一切，一幕幕在眼前重现。半小时后，情绪才稍微平复。我关闭了写了一半的那个文件。新建一个文档，开始书写……”

《云中记》书影

《云中记》讲述了汶川地震后，四川一个三百多人的藏族村落，伤亡一百余人，并且根据地质检测，村子所在的山坡将在几年内发生滑坡，于是在政府的帮助下，整村搬迁至一个安全的地方。然而村里祭师内心越来越不安宁，他总是惦念着那些死去的人，最终决定返回原来的村落，照顾那些在地震中逝去的亡灵……

“写作这本书时，我心中总回想着《安魂曲》庄重而悲悯的吟唱。”阿来说，对这个灾难性事件，考虑的不只是物质上的修复，而是灵魂的归宿与精神的抚慰。

“我愿意写出生命所经历的磨难、罪过、悲苦，但我更愿意写出经历过这一切后，人性的温暖和闪光。即使看起来，这个世界还在向着贪婪与罪过滑行，但我还是愿意对人性保持温暖的向往。”阿来说。

诗性与理性回旋

胡平认为，《云中记》的高贵之处在于它是一种精神性的写作，和我们多见的那种世俗性写作不大相同。“精神性的写作涉及真理、真相、正义、良知、同情、忏悔、灵魂、救赎、宽容、博爱等，在世俗眼光中也许都是虚无缥渺没有实际用途的东西，但是作家不能这么想。作家的重要责任之一就是引导人往虚处想，承认一些形而上的价值观念。”

关于《云中记》的意义，施战军指出，如何书写现实当中的一些比较难写的题材，怎么触及到这些问题，阿来在这方面给中国的文学创作树立了新的范本。“在这部小说里，不仅有人的生活，还有太阳、山、水，甚至新事物，比如说蓝色的煤气火苗，包括祭师跟人讲他看到老狐狸带着小狐狸，在地震的时候搬家等等，类似这样的描写。所有都是事体而不是单个的事物，这是阿来创作非常重要的特点。”

研讨会现场

读《云中记》让王春林想到两部中国古典文学作品，一部是唐代诗人张若虚《春江花月夜》，另外一部是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他认为长篇小说这种文体本身决定了思想内涵的丰富性和多意性。而《云中记》的切入点很小，所以这是一个很有难度的写作。“阿来的作品中一直有一种以科学为核心的现代性观念与藏区传统文化冲突与交融的思考和表达。这是他的一个主题。”

李敬泽认为应该从阿来的整个创作中估量《云中记》的意义。“如果说《尘埃落定》是一个古老的世界，面临的是巨大的历史性变异。到了《云中记》，就是自然的灾变对这个世界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干预，这个干预是具有根本性意义的。”李敬泽坦言，《云中记》既是追忆，也是召唤。不管世界上有没有灵魂，人都是需要有一个行动去召唤那些已经逝去的东西的。“我们通过召唤重建我们的生活，通过召唤确立我们现在生活的意义。”

关于《云中记》的题材问题，孟繁华认为：“这个小说超越了‘5·12地震’题材，作家在书写生命的时候要提供一个新的反省，这个新的反省就是小说里面要表达的东西。”小说中时常会出现地方性的知识，孟繁华坦言，知识总是在特定的情景中生成并得到辩护，因此我们应该着眼如何形成知识的具体情景条件，这个很重要。

“这是一个很中国的小说。”欧阳江河说。他认为，人在巨大的悲痛和灾难面前，会呈现出一种“失语”的状态，而阿来却找到了这种“语言”，并且把它叙述了出来。“这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中文，阿来是一个祭师般的文学家，他把音乐的语言也放进了文学作品中去。出于节奏的、呼吸的、换气和转调的需要，小说中有大量的重复，但是每个重复又有非常微妙的区分。”

张清华认为《云中记》是一篇无法复述的小说，是诗一样的小说。“文明之力是这个小说所要表现的。文明本身有一个逻辑，内在的自我破坏的逻辑。这是阿来一贯关注的，就是文明本身的悲剧、文明本身的自我毁灭的一个内在逻辑在当代的一种显现，但是这次它是和重大的地震灾难连在一起。”张清华认为《云中记》不是交响乐，而是宣叙调，它在小说文本方面有着巨大的贡献。

陈福民认同张清华的看法，同时他也从另一方面解读了《云中记》：“阿来是一个最具有现实感，同时又最具有诗性的作家。我们通常会说，一个人特别有诗性，他的语言非常浪漫，他的叙述就会非常松散。但阿来不是，阿来有特别强烈的现实感。”陈福民认为，阿来不仅是个内心非常浓郁的诗性的人，更是个悲天悯人同时又残酷的作家。“阿来用手术刀切开大地的结构，切开每个人心灵的结构，他从来不会替我们遮掩这个东西。”

阿来

用歌咏式的记忆结构来纪念

张莉认为在这部作品中，阿来捍卫了汉语的尊严，也书写了文学和人的尊严。“他写出了人和大地之间的普遍性，他对大自然的态度，不是用他的讲述，而是通过他笔下的这些树、云彩、叶子、花朵、火把，祭师这个人也在作品里面有着熠熠的光。当这些光凝聚在一起的时候，这个作品的神性就出现了。”光芒触发了张莉，让她觉得这个作品是中国当代文学非常重要的惊喜的收获。

李云雷在读《云中记》时想起了美国作家福克纳的《八月之光》，他认为两部小说有相似之处，那就是故事特别简洁，内容特别丰富。《云中记》的特点在于，这些事看似很细小，很难纳入到大的框架里，但是阿来把这些纳入到小说叙述里面，使小说显得更加丰富。“小说讲了简单的故事，却包含了丰富的矛盾，并且赋予它一种诗性，这就是阿来的创造性所在。”

“文学史关于创伤书写有很多主题，比如现代化对于之前农耕文明的伤害，或者是战争，这都会带来一种创伤。但是《云中记》的创伤来自于大自然的灾难，这个灾难是无音的。”刘大先认为，阿来用歌咏式的方式赋予《云中记》一种结构，用歌咏式的记忆结构来纪念、满怀、祭奠那些死去的人。这个记忆的过程也是遗忘的过程，《云中记》的书写是为了告别。

丛治辰做过一个关于藏族文学的整体性的研究，最重要、最核心的问题就是传统和现代的问题。他认为，以这个角度去看待的话，这部小说显而易见是一部挽歌。“刚刚几位老师说这是一部很单纯的小说，但我倒是觉得，如果在现代传统的辨析层面上，它又是充满矛盾和复杂性的小说。”很多人把西藏符号化，而阿来也陷入了这样的矛盾当中，丛治辰说：“通过这个小说，阿来从某种意义上解决了这个矛盾，解决的办法是回到人心或者回到情感。”

岳雯读《云中记》时被深深打动，她发现，阿来坚守到现在，写了这么多年，好像依然创造了一个孤决的个人，这种孤决表现在对于一些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的超越。“《云中记》里，对于传统和现代性的超越，阿来和十九世纪现代主义者是一致的立场。他们是现代生活的支持者，也是现代生活的敌人。阿巴非常特殊，他出生于祭师家庭，但是我觉得阿巴这个人物的特别之处就是在于他的不可理解性。”

最后，阿来讲了两个震后的场景，并表示，他看到了很多种死亡，所以十分渴望发出一点声音。他翻出了莫扎特的《安魂曲》，安静地听着，他突然发现，一个面临死亡的人不只有痛苦和恐惧，还有对华美的、庄严的生命强烈的表现，这一点不虚假，非常了不起。“写了这部小说，我心里老搁着的一个东西就结束了，对我来讲也是一种解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