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v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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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心理学家斯图亚特·里奇（Stuart Ritchie）拥有博士学位，是伦敦国王学院（King’s College London）精神病学、心理学和神经科学研究所的讲师。作为一名科学记者和前研究员，笔者与他进行访谈后，感到十分震惊。

里奇认为，学术科学行业臭名昭著的口号“要么出书发文，要么默默无闻（publish or perish）”，挑起了科学家们对资助金和终身职位等日益减少的资源的竞争。为了得到更积极或惊人的成果，一些人不顾结论真假，在研究过程中有意无意地偷工减料。

里奇的著作于7月出版，来得正是时候。他在书中提出的每一个问题都在新冠病毒的研究中得到了体现。Elemental网和里奇就疫情的紧张局势如何使情况雪上加霜，以及在这个关键时刻，公众对科学的信任有着怎样的价值进行了交流。

记者：您书中所描述的很多问题似乎都在疫情期间愈演愈烈。现在发表论文的要求更加严格，有些论文已经被撤回。请问您对新冠疫情大流行期间的科学进程有何高见？您是否对已经发表的研究成果存有疑虑？此次大流行是否在某种程度上推动了科学进程？

里奇：我书中的每个故事基本上都有与之类似的新冠疫情真实案例，例如疏于监管、夸大其词和传播偏见。虽然目前我还没有发现明显的欺诈案例，但我想这是因为欺诈调查通常耗时更长，我怀疑欺诈案例也时有发生。我认为，整体而言，这与论题非常吻合，但也可能只是我的认知偏差。

记者：就现状而言，还有一线希望吗？正如您刚才所言，您写的一切都在新冠疫情中得到了体现，但是否有更严格的审查来加快发现问题？

里奇：很多案例成为漏网之鱼是因为没人真正关心它的科学性。新冠疫情是一把双刃剑——我们的确重视科学，但这是因为我们不得不仰赖科学来应对这场大流行，我宁愿一开始就没有大流行。

但我认为这也提醒了人们，科学文献中的许多其他（与新冠病毒无关的）带有偏见和欺骗色彩的东西，都没有引起足够的关注，也没有人真正关心它们，因此这些文献并没有被及时撤回。而那些与新冠病毒有关的东西则博得了众人的关注。人人都在研读。它们出现在推特上，引发了热烈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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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您描述了十分黯淡的图景。您在书中提出的一个建议令人沮丧——科学家应该对他们的同行持更深刻的质疑态度。您认为真的有必要这样做吗？这样的态度是否会损害科研合作？又或者是眼下的问题如此紧迫，我们不得不采取如此严苛的措施？

里奇：这就像你致电银行时，对方会要求你回答一个隐私问题以进行安全验证。银行方面知道绝大多数电话都是咨询账户的本人打去的，但还是需要经过审核，因为在某些情况下，有人会试图实施诈骗并窃取钱财。

我认为科学界也应该有这样一个审核系统。所有人都需要同意：“好的，我愿意把我的数据交给你。我没有需要遮掩的东西，所以尽管把数据拿去吧。”这一点应该成为准则。

公布了Surgisphere公司数据的哈佛大学研究人员在发表（关于羟氯喹和血压药物的）论文之前，甚至没有审核过一次数据。他们完全信任Surgisphere公司的这个狡猾家伙。此人的博士论文中有大量的图像重复，这意味着他可能不是个十分可靠的研究人员，但论文团队却完全信任他，从他那里得到了所用的全部数据。

此事发生时，特朗普总统站出来说羟氯喹疗效很好，我感觉他们只是想发一篇论文驳倒特朗普总统。我怀疑这就是原因所在——结论实属意料之中，因而无人费心审核。

“特朗普总统推荐的羟氯喹实际上能致人于死地！服用它之后死亡的概率更大！”任何这样的小偏见都可能会催生出错误结论。在这件事情上，他们不应当如此信任共同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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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我想就此多谈一点，因为Surgisphere的羟氯喹之争还有许多值得展开分析之处。您刚刚提到的是政治上的偏见，但显然，政治因素在此事上有两种影响：推广羟氯喹之举带有政治目的，但从其他许多方面来看，如今它之所以被如此大肆声讨，也是因为对立的政治势力在推波助澜。

里奇：显然，政治偏见有助于在初期推广它。右翼媒体竭力宣传着：“快来试试羟氯喹吧！它是全新的特效药！”还有很多医生在电视上大肆宣扬：“羟氯喹救了我父亲一命。”这样做不但扰乱民心，而且不负责任。与此同时，对立的政治势力同样也在不遗余力地抨击羟氯喹。

记者：在您看来，这些推广羟氯喹的医生有何目的？是为了赚钱吗？还是为了博取声望？或是出于政治立场？

里奇：最开始发布羟氯喹相关研究的人是法国的Didier Raoult，我怀疑他是为了沽名钓誉。他也许是想吸引眼球，也的确引起了不少关注，网上有不少人是他的拥趸。正如我们在许多欺诈案例中发现的那样，这背后有着一种个人自我夸大的行为。

记者：书中一个关于新冠病毒的部分有趣且惊人——跌落神坛的斯坦福大学研究员约翰·约安尼季斯（John Ioannidis）。他向来坚持深入研究和保持批判态度。在本书中，他可以说是科学界的标杆人物。然而在应对新冠病毒的态度上，情况恰恰相反——他公开了错误的数据集，并且以十足的政治化立场来应对这场大流行病。我很好奇您对他有何看法，原因又是什么。

里奇：关于此人，我写过一篇名为《为什么科学不该有个人崇拜（why you shouldn’t have heroes in science）》的文章。看到一个备受尊敬的人跌落神坛，着实令人震惊。

他2005年的论文《为什么大多数已发表的研究结果都是假的（Why Most Published Research Findings Are False）》引起了广泛的讨论。自那时起，他便做出了很多贡献。在本书中，他出现了四五次，因为他发表过一些出色的论文，很好地解决了问题。

我觉得这是他的批判精神太过火了。他的确是个逆反主义者，因而能够振臂高呼：“大多数已发表的研究都是骗人的。”在我看来，他注意到了政界和科学界已达成共识，即封城乃上策并认为新冠疫情威胁极大。接着，本着批判精神，他又去寻找相反方向的证据，即使这意味着要接受基于大量偏差样本的劣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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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我很好奇媒体在其中扮演的角色。有很多人批评科学媒体助长了研究炒作并过分简化了一些事情，但另一方面，调查性新闻可以揭露一些此类欺诈案例或可疑的资金来源。在当下人们对新冠病毒的科学研究如此关注之时，您认为媒体对科学的影响整体而言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

里奇：我认为这是一种不健康的互惠关系，科学家们夸大其词，是因为他们知道这是媒体想要的。然后媒体大肆宣传，是因为他们可以说这都是科学家所言。我认为这样的反馈关系不利于科学，因为这首先会对科学家撰写论文产生影响，其次当然也不利于公众对科学的理解。

记者：您在本书中谈到了预印本（Preprint）论文的好处，认为这是一种让科学家负起责任的方式，并在论文发表前为论文添加了一层审查机制。

预印本在应对新冠病毒中的作用是什么？研究科学应该采取这种形式吗？是否都应先作为预印本发行？或许结论是匆忙得出的，但是科学家们围绕着它展开了很多讨论，对吗？这样做是否过火？尤其是如果媒体报道了大量的预印本，而公众却可能不理解它们与经同行认可后的研究之间的区别？

里奇：我认为预印本论文的出现加速了科学的进步。不过，当预印本传播开来时，人们需要认识到这是一篇正在研究中的论文，而不是同行审议后的结果，这是最根本的问题。我认为科学记者和科学家们都需要更好地传播这些信息，另外，预印本论文的确不该见诸媒体，而这样的问题却在这次大流行中频频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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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是否存在这样的顾虑：将学术研究中的所有问题公之于众会导致公众对科学的不信任？

里奇：我认为这种担忧和反智主义的存在，恰恰说明应该提高科学的标准，让那些人挑不出科学界的毛病来。所以我想应当保证做到一直公开透明，君子坦荡荡，没有什么需要遮掩的。

我们应该告诉大家：“的确有问题存在，我们正试图用一些如此这般的办法解决它们。”我们必须要真正动手解决问题。我们要参与其中，做出变革。在我看来，这就是我们为科学界赢回信任的方式。

让科学重回纯粹，才是科学界的自救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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