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园的早晨和河边的稻田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对于刚刚恢复高考没几年的中国，“大学生”是蛮有分量的一个标签，大学校园里的这些年轻人叫大学生，校园外的另一些年轻人叫“社会青年”。虽然曾经他们是发小、是中小学同学，但是极少一部分跳过龙门后成了“锦鲤”，成了“天之骄子”，成了被大多数发小、同学羡慕嫉妒的靶子。

其实，这些“天之骄子”一点儿也不“娇”，也不“傲”。他们在《校园的早晨》“来到树下读书”；周末舞会《年轻的朋友来相会》，他们唱着“光荣属于八十年代的新一辈”……那是一个知识升帐、读书为荣的时代，诗歌热、哲学热、讲座热、社团热……理工科大学生不能随口背几句舒婷、顾城，仿佛不叫大学生；中文系学生不把萨特、弗洛伊德挂在嘴边，仿佛低人一头；每每一个大师讲座的阶梯教室不被挤满，就不叫讲座……而这一切或活跃或深沉的气氛里，还有一种更欢乐的因子，那就是劳动——

那个时代大学里的劳动教育，不计学时学分，是同学们的份内之事、实打实的行动。那时大学校园里，没有叫作“物业”的组织，教学楼的卫生清扫无人代劳而是同学们轮流值日。冬天大雪过后，校门外、道路上的积雪，都是同学们组织有序、挥动大扫把清理。每日到学校食堂吃饭，也有劳动内容：大一的时候，早饭或午饭后，生活委员会组织同学们以小组为单位在食堂外择菜，蔬菜一小堆一小堆已提前分好，一个小组负责一堆，同学们围成一圈，说说笑笑中就把菜择干净。秋冬换季，拆下清洗过的被罩要缝到被子上，被罩是裹着被子的粗糙的大棉布，缝被罩这样有技术含量的活计，多是手巧的女同学传帮带教会的，男生的被子也会送到女同学这边，互帮互助中还成就了不少“校园爱情”。

大学毕业三十年聚会时，同学们依然念念不忘当年在农场插秧割稻的欢愉。我们学校有个农场，在黄河流域小清河北岸有大片的稻田，那里是多届学子的“伊甸园”。

按照学校的教学计划，大学四年，每个年级都会有四周的时间去农场劳动，春种两周，秋收两周，吃、住、劳动都在那里。农场劳动是同学们齐齐向往的，大都在农村长大的我们，并不排斥劳动，相反的，为能学会一门插秧新技术而倍有成就感。在物质匮乏的年代，大米在北方是十分金贵的食粮，胜过细粮小麦，更不用提粗粮地瓜和玉米了。家乡不产大米，产的最多的是地瓜。进入大学，参加过农场劳动之后，我知道了大米不是直接撒种在地里，而是先育秧苗，再把秧苗插到水田里。

我们在有限的时间里体验了整个水稻的稼穑过程。春天，农场工人教给我们插秧的技术要领，具体的已记不准，但“触类旁通”，大致要注意间距适中、秧苗直稳一类，把秧苗插在田里，劳动汗水浇灌的喜悦便长留心间。秋天，金黄的稻田再次迎接我们的到来，锋利的镰刀割下一簇簇稻子，滚烫的汗珠颗颗滴落肥沃的大地，收获的不仅仅是粮食。余晖中，晚风轻拂，这群年轻的“农民”唱着“赤足走在窄窄的田埂上”收工，那是我们的青春。

劳动的欢愉不只是在田里，更多的乐趣是收工之余，在炊事组里、在文艺晚会上、在聚餐的酒杯里……

那时候，我们师范院校每人每月都有20多元菜金、30斤粮票，赴农场前，生活委员将菜金、粮票统一领出，统一支配。炊事组有两个“厨师”、一个“司炉”（烧火的）、一个采购，一个会计（实际上的炊事班长）。“炊事班长”张同学比较抠门，钱粮管得紧，时常让“大厨”不能尽情发挥。

林“大厨”炒菜总爱放花椒，李“大厨”炒菜放肉多。郭同学是当地人，负责采购，每天骑个自行车采买一天的米面肉蛋菜，有一天买的一大块肉，骑车过桥时肉掉到小清河里了，许多男同学到河里找肉，都没有找到，那天的晚餐就没吃上肉。

有一年的中秋节，同学们帮着农场捉鱼，好几个同学们比较“鸡贼”，捉到的大鲤鱼用遮阳帽包着，偷偷送到厨房，前后有10多条，农场后来分给我们一盆小鱼。有了大鱼，那盆小鱼就没入“大厨”的眼，李“大厨”把大鱼做成糖醋鱼，会餐时，农场领导过来敬酒，吓得大家都赶快把桌上的大鱼藏了起来。

会餐后，空地上燃起了篝火，手风琴响起、小提琴响起，唱的、跳的、说的……几乎每个同学的文艺细胞在火焰下瞬间被激活……

小清河岸边的那片稻田，是我们曾经飞扬的青春，是我们深深的劳动记忆，永志难忘。

孙盛涛（学者）

作者简介：孙盛涛，文学博士、教授。中国中外文论学会会员、中华美学学会会员。发表学术论文及译文多篇，出版专著《政治与美学的变奏——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艺基本问题研究》《美育学》等。

编辑 张树婧 校对 陈荻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