争议中的彩礼 是什么让婚姻成了一场买卖？

“彩礼控制在1万元以内、喜宴不超过10桌、婚车不超过6辆……”因为所倡导推行的婚俗改革，最近，山东沂水县被拉到了聚光灯下。

网友们对此意见各异，有人支持，也有不少质疑的声音，“彩礼之痛”再度成为舆论焦点。青年男女谈婚论嫁的时候，当百元大钞称斤论两，这样的婚姻是情比金坚，还是爱情买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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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县城的婚俗改革

山东沂水县的这场婚俗改革被推上了舆论风口浪尖。当地政府从婚礼形式、喜事标准等方面进行了明确的要求。

提倡彩礼不要或者少要，彩礼费控制在1万元以内；婚车不超过6辆；婚宴仅邀直系亲属即可，规模不超过10桌。沂水县政府工作人员解释，抓婚俗改革的目的是减轻群众负担，不要物化婚姻。

“久旱逢甘雨，他乡遇故知，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这是中国人眼中的人生四大喜事。其中，“洞房花烛夜”不仅是喜事，还是大事，在很多人眼中，婚姻甚至是人的第二次生命，关于它的讨论从未停止，任何有关婚恋的话题往往最具社会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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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令人唏嘘的悲剧

沂水的婚俗改革，引来众多网友的支持，认为此举有利于遏制“天价彩礼”的不良风气。特别是在农村地区，为了面子，丢了“里子”，随行就市、跟风攀比的彩礼让一些家庭苦不堪言，甚至会因结婚致贫、返贫。

“万紫（1万张5元钞票）千红（1000张百元钞票）一片绿（若干50元钞票）”，“三斤三两（百元钞票的重量）”，这都是流传在民间的彩礼俗语，可这简单的几句话背后都是沉甸甸的真金白银。

按照这些说法，年轻人结婚光是彩礼钱就需要准备10万～15万元左右。而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19年全国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6021元，彩礼带来的“痛”，显而易见。

在一些地区，还有“越穷越要”的说法，意思是男方家里越穷，彩礼就得给得更多，算是给女方的“保障”。“脱贫不易，小康更难；喜结良缘，毁于一旦。”这则顺口溜描述的就是这样无奈的现实。

过高的彩礼不仅给家庭增加经济负担，还可能酿成悲剧，类似的新闻并不鲜见。2018年3月，在安徽六安打工的20岁小伙因给不起女友家索要的30万彩礼，酒后一时想不开竟在宾馆割腕自杀。2017年11月，河南宁陵一位母亲就因儿子结婚，被女方要求买车作彩礼，最终因无法承担，母亲选择了跳河轻生。2017年2月，河南安阳陈老汉用毕生积蓄在城里给儿子购置婚房，准备了11万元礼金，为此欠下20多万元外债。新婚之夜，小两口为礼金发生激烈争执，新郎一怒之下将新娘砸死……

彩礼导致的悲剧令人唏嘘，即便举债过了彩礼关，勉强结了婚，可来自经济和心理的压力也免不了会冲淡迈向新生活的喜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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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线城市也是笔不菲支出

日前，融360《维度》发布问卷调查一线城市结婚成本，结果显示，在一线城市彩礼仍是一笔不菲的支出，21.67%的受访者表示彩礼支出在2万元～5万元之间，38.33%的受访者表示彩礼费用在5万元～10万元之间，彩礼费用在10万元～20万元之间的受访者比例也达到20%。仅有11.67%的受访者表示未准备彩礼，彩礼支出在2万元以下的也仅有8.33%。

而某婚恋网站发布的《2016～2017年度婚恋观报告》数据，女性对彩礼金额要求最高的前三名为华东与华北和东北，其中东北彩礼金额平均为72503元。但辽宁人结婚礼金与2013年相比有所下降，为“6万元+三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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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对女性的“前置补偿”？

对于山东沂水县政府的倡议，也有些网友认为，虽然倡议的出发点是好的，但是不能“一刀切”，用统一的标准来约束。还有人认为，彩礼之所以能成为一个千古流传的民俗，它的存在一定有合理性。

他们的逻辑是：不要彩礼、或彩礼要的太少，会让男方觉得娶媳妇太容易，谁还会给上钩的鱼儿喂食？女方会担心婚后自己就不被重视了。

很多人抱有这样的观点：虽然现在都在倡导男女平等，但在婚姻中，就社会分工和家庭角色而言，男女双方还是有所区别。女性不仅一样要外出工作负担家庭开销，还要怀孕生子，照顾一家老小，甚至需要为此牺牲自己的事业；如果男方提出离婚，那么女性此前为家庭在经济、生育、劳动等方面的付出就成了“一场空”。而彩礼的存在，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这种损失。

经济学家薛兆丰说，婚姻是一种社会现象，也是一项经济行为。他这样解释彩礼的作用：由于男女双方发挥作用的时间点有晚有先，一方做播种、施肥，另外一方负责收割。负责收割的那个人就比较容易敲前面付出的那个人的竹杠，所以要男方给一点抵押，万一婚姻出现了问题，能够做一点垫底。况且，随着经济的发展和观念的变化，越来越多的父母会选择把彩礼当做是对小家庭的资助，虽然男方给了彩礼，但最终这笔钱还是会用到小家庭中。

所以不合理的不是彩礼本身，而是不合实际的彩礼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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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农村频出天价彩礼？

那么，究竟是什么因素导致了“天价彩礼”的存在？“最根本的原因是中国适婚人群‘男多女少’，导致女孩‘物以稀为贵’。”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中国人口学会会长翟振武说。

山东社会科学院人口所所长崔树义分析，农村本来就是男多女少，随着城市化发展，女孩开始从农村流向城市，从欠发达地区流向发达地区，更加剧了农村女孩的稀缺。在一些欠发达的农村地区，很多女性即便无法嫁进城市，也希望嫁给当地经济条件好的男性，女方家长则希望借彩礼改变自身经济状况，也助推了“天价彩礼”的出现。

“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功利性、互相攀比的社会心态也是重要原因。”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吴国宝认为，攀比之风既是农村“熟人社会”的产物，又和很多人现在功利性过强、讲面子、讲排场、希望一夜暴富等浮躁的社会心态有关。

律师说法

这种情况属违法

那么，一份彩礼能否真的成为女方缔结婚姻时的底气？实际上，即将在2021年实施的民法典第1042条已明确规定，“禁止包办、买卖婚姻和其他干涉婚姻自由的行为。禁止结婚索取财物。”那么，彩礼钱是否还能合理收取？份子钱又该划归夫妻中的哪一方？

“民法典规定的是禁止以结婚名义勒索财物，彩礼钱不属于这一范畴。”北京市春林律师事务所律师庞九林向红星新闻解释，严格意义上，彩礼属于男方在自愿基础上赠予女方的聘金，因此不算强制索取的财务。“只要女方同意，彩礼钱是可给可不给的。”

庞九林同时补充，尽管彩礼属于赠予形式的聘金，但如果女方父母加以干涉，以高价彩礼威胁男方，并因对方出不起彩礼钱，违背女方意愿禁止女方和男方成婚，那么这在法律上就属于干涉婚姻自由，是法律不允许的。

庞九林认为，彩礼属于女方的婚前财产，哪怕夫妻双方离婚，男方也无权要求女方归还彩礼钱，且如果高额的彩礼钱系男方举债而来，那么这笔债务也属于婚前个人债务，女方在婚后理论上也无需偿还这笔债务。“但实际上，现实生活中大部分情况还是夫妻双方共同偿还这笔欠债。”因此，庞九林认为，收一定金额的彩礼并无不妥，但收巨额彩礼，实际也是在增加女儿婚后的负担。

此外，对于婚宴上收取的份子钱最终归属问题，庞九林解释，根据婚姻法的规定，主要取决于婚宴由谁操办，那么份子钱最后就应该归谁所有。庞九林表示：“无论是彩礼还是份子钱，都不应成为敛财的工具，在数量上应该遵循适度原则，量入为出。”

本版文 综合《人民日报》、中新社、红星新闻、东北新闻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