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军旅生涯之五 各显神通 数路出击就为了能吃得好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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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队进京以后,由于是新组建的团队,家底子薄,生活就非常艰苦。
部队的供应按不同地区有不同标准。在新疆时,部队的伙食标准较高,而且马兰基地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各单位都有自己的副业,伙食就相对要好一些。而到了北京,伙食标准也降低了,而且除了规定的标准外,新组建的部队是一贫如洗。我们战士的津贴也降低了,原来在新疆,像我们刚入伍的战士每月是8元津贴,到了北京就成了6元。而且被装的标准也降低了,在新疆我们是皮帽子、皮大衣、大头皮鞋,到北京就换成了栽绒帽、棉大衣、布棉鞋。
津贴少点、穿得标准低点都可接受,就是这伙食太差,让大伙儿日子不好过。连里想了各种办法,尽量让大家能够吃饱,还能稍微地吃好一点。
在那点伙食费上精打细算,是其中的一招。我们的定量是20%的细粮、80%的粗粮,连里一合计,主动地将细粮标准再降低点,粗粮价格低,这样可以多买点,也可以省点钱买蔬菜等副食。那些日子,我们一天发糕、窝头、玉米糊,吃的胃酸还烧心。
粗粮细做也是其中的一招。那时候全国的生活水平都不高,驻地附近的北太平庄村的村民到了冬春青黄不接的季节,也是以红薯为主。所以,那时候国家也在宣传介绍一些粗粮细作的方法。于是,我们连也想着办法把粗粮饭做得细一些、好吃一点。其中就有被称作“钢丝面”的做法。把玉米面先用开水烫一下,然后用专用的机器挤压成面条,再下到锅里煮熟,捞出来浇上菜汤等,这样吃起来就稍微可口一些。但这样的做法,并没有解决根本的问题,那被挤压成丝的玉米面条,非常筋道,很难咬断,吃一顿饭咀嚼得腮膀子酸痛,特别是不管怎么做,吃的还是玉米面,到了胃里还是难以消化。
吃臭豆腐也被当作开胃的一种方法,可那个“闻起来臭吃起来香”的福分我可享受不了,每次吃臭豆腐,我都躲得远远的。于是,王岗、袁少勇等几位同乡战友就端着碗追得我往坡下跑。
自力更生种菜养猪,这是部队的老传统。到了北京我们自然也用上了,先是在房前屋后种些蔬菜,茄子、黄瓜、白菜等等。后来便在十三陵乡西山口村找了一片菜地,派了几名战士专门去种菜。那时候,到菜地种菜成了很多战士十分向往的工作,因为他们可以多领点细粮,还能多点肉,种了菜后他们还可以自己改善一下,而且离开连队单独在外边种菜,与当地老百姓的交往也多,到了年底,种菜战友立功受奖的机会也比我们多。当时到菜地种菜的有苏守端、冯国强、钟利军等战友。这个菜地为我们连队的伙食改善做出了很大贡献,丰收的蔬菜有时连队自己都吃不了。几年后,我们搬到了南口五分场附近的新营区后,这块菜地起初还在发挥着作用。菜地的蔬菜连队吃不了,就被推到附近辛店等村里去卖。记得有几次我跟几个老兵去卖菜,有1968入伍的老兵刘灵虎、1969年入伍的李庆祥、何洪胜等,他们都是志愿兵。那时候部队的服装官兵之分就是干部上衣多两个口袋,而志愿兵也跟干部的一样。因为他们年龄大、又跟干部穿得一样,他们几个就假扮领导。李庆祥、何洪胜是山东大汉,人高马大,他俩就让我故意在村里的大妈、大爷面前喊他俩一个是团长、一个是政委,刘灵虎个子稍矮,就被叫做参谋长,村里的大妈们围着他们,就奇怪地问:你们这么大干部还出来卖菜?他们就说我们的菜如何如何好,到村里卖菜,就是要让大爷、大妈们能吃到好菜。豆角长老了,有大妈就说,你们这豆角都老了,还说是好菜呢?他们就逗大妈:我们的菜就是专门为你们准备的,豆角老了,不好嚼,就为了让你们练牙齿的。大妈们都哈哈大笑起来,买了豆角也不走,就地在那儿一边择菜,一边听他们吆喝,与他们逗乐。
养猪也是改善伙食的重要方法,在连部的旁边有几个猪圈,连队就买来几头猪崽,逐渐养大了。其中有头母猪还怀了小猪崽,当时是冬天,为了能够让他顺利分娩,在猪圈里生了火给它取暖,并安排几名战士轮流照看。在它下了猪崽后的一天,轮到我去照看,躺在地上的老母猪翻身时压着了小猪,小猪一叫唤,母猪就突然站了起来,结果啼子伸进了火灰里,烫的它一声嚎叫,直接就蹿出了猪圈,那么高的围墙就跳过去了,吓得我赶紧叫其他战友过来帮忙,到山坡下找到了它,哄着它慢慢地回到了猪圈,继续去为它的孩子们喂奶。
养猪之外,副连长韩占明还搞来了许多兔子,由于与我一起入伍的乌鲁木齐铁路局的李聪林就成了养兔员。不过兔子这东西还真不好养,动不动就生病,而且传染很快,死亡率很高,所以养兔子的效果不佳。
还有就是通过为一些单位干活,挣一些伙食费。
我们曾经为地球物理研究所挖过探坑。所谓探坑就是在地面上按照一定的排列组合,挖出许多的坑来,然后放上炸药,安上传感仪器,并连接到记录仪上,炸药炸后,传感器会将地下的回波传送到记录仪上,然后进行地质等方面的分析。当时不知连里是怎么找到这个活儿了,反正那活儿真的是太难干了,那坑儿几乎是要直上直下地挖下去几米深,南口那些地表下,大多都是石砾,有时一镐下去砸在石头上,震得手掌生疼,虎口被震裂。而且由于洞口要求不能开得很大,几乎是直上直下,所以各种工具使用的空间就被限制住了,常常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一天也挖不了几个。具体每挖一个坑会给连队多少钱,我们当战士的也不太清楚,反正知道那是为了挣伙食费的,再苦再累也要完成。
再就是打猪草。就是在地里杂草茂盛的夏季,把适合动物食用的草割下来晒干,然后卖给北京动物园,以备动物们在冬季食用。炎热的夏天,我们钻进密不透风的庄稼地里,割草、捆草,再背回连队,晾晒在打麦场上。每一天我们都是一身汗一身土,比当地的农民都要辛苦。有一次我在玉米地里割完草,把草打好了捆,放在地里一块突出的石头上面,想借着它的高度顺势将草捆背起,结果由于地里太热透不过气、体力已不支,结果草没背起来,却被那捆草给捂在了地上,几乎被捂死。幸亏与我同在一块地里的战友胡永安见我半天没有动静,就跑过来一看,赶紧把我从庞大的草捆下把我拉了出来,这才算是躲过了不幸的事情发生。辛苦的汗水没有白流,在补充伙食费的同时,连里用卖猪草的钱买了一台十八寸的电视机,那可是我们连队的第一台电视机。这台电视机不仅丰富了连队的文化生活,也招得附近村民们常常来连队看电视。不过这里面还与村里的年青人们发生过几次不愉快的事儿,打过几次架。村里的年青人白天在连队前边的场地上叫板,可部队又不能真跟百姓打架,于是韩占明副连长就带着大家打军体拳,以此来威慑村里的年青人。
当时的司务员王改河是同我们一块入伍的,他与北太平庄村里的人较熟,村里有人在南口粮库工作,便给我们找了一个为粮库焊接储粮设备的活儿,这样我们连三排的战友们有了用武之地,他们板筋、气割、电焊等手艺都得到了发挥。老班长刘灵虎、周明德、夏存义等技术骨干活儿干得漂亮,受到了粮库同志们的好评,也为连队伙食改善发挥了作用。
后来他们又到卢沟桥附近的一个预制构件厂去干活,也是为了挣些伙食费。他们的技术同样受到了构件厂工人们的喜欢。1976年入伍的天津战友王树山,个儿高,人也长得精神,因此就有了妇女缘,厂里的大姑娘小媳妇都喜欢跟他逗乐,因此他好吃好喝的东西没少得。我的同乡战友李刚、赵廷武、白生祥、祁成武、屈进军等就是在这些活动中,学到了许多技术,得到了提高。
我们苦没少吃,罪没少受,但大家都没有过怨气,连队士气旺盛。除了正常的作息、训练、政治学习外,连队还开展了文化实习活动,为此我还担任了连队小教员,给老兵们讲习语文、数学等文化课。连队文化生活也比较丰富,经常开展篮球、乒乓球等活动,班与班、排与排之间经常打比赛,连队教歌唱歌活动也很丰富,与我同年入伍的战友李聪林担任了教歌员,每周都要给大家教歌。有一次国防科委直属部队组织歌咏比赛,我们在副指导员徐金良的亲自指挥下,放声高歌,取得了直属部队第三名的好成绩。
在那样的年代,在那样艰苦的条件下,我们生活愉快,苦中有乐,乐在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