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默的羔羊》：自我身份的转变

羔羊从尖叫到沉默是自我身份的转变，也是自我防御构筑的结果。

羔羊是对身份的认同，同时也是受害者的象征。

童年父母的死亡使得史达琳心理脆弱，她成为弱小无助孤儿。在深夜也未挽救牧场中被宰杀的羔羊。

在人物分析中“羔羊”是弱者，史黛琳由于幼年的创伤，内心将自己置换为了被杀的羔羊。她亟待去解决这些创伤，于是在承受着父母的死亡与自身的心理缺陷中，她成为正义的联邦探员。

在对自己的防御中，她在这个男性为主的领域里优于男性，甚至具备男性应有的沉着冷静。这样的人物设置在产生戏谑性别的同时，又对情节的发展进行铺垫。

史达琳被莫名的恐惧困扰，她会成为强者去再次拯救那只“羔羊”。这只“羔羊”在史达琳心中也能置换为多年前父亲，也置换为那些无反抗能力的受害女性。羔羊的尖叫是她面临的危机，也是她隐藏在表层欲望下的深层恐惧。

在导师汉尼拔的帮助下，她一步步向凶手逼近，也一步步在战胜自己的梦魇。在黑暗的房间里，她能够迅速从羔羊身份转变为屠夫，在一场正面对决里，杀死了凶手。这是英雄女性在男权社会的“自我救赎之路”。

人物塑造的目的是通过对比来揭示人物真相，也能够对应主人公的成长孤光。

水牛比尔在完成从“羔羊的尖叫”到沉默是一种“偏执狂临界状态”的方法。他在通过变性手术多次遭拒后，而选择了在自己身上诱发了假象幻觉。幻觉并不是真正的幻觉，而是有意识地去处理自己的危机问题。

水牛比尔通过给女性剥皮是对自我表现欲的一种宣泄。他渴望成为女性，潜意识的意象是主动地，主动去探索肥胖女人的皮，来为自己缝制一件衣服。

本片在对人物的心理诉求的动机方面做得十分成功，将悬疑片与心理机制联系在一起的当属悬疑大师—希区柯克。

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中提到生的本能与死的本能。死的本能正是带着一种自我毁灭的攻击性。

比尔的心理缺陷形成在早期阶段，母亲的虐待直接导致了他人格的畸形发展，不断地将自己放进到社会的边缘，这样的极端破坏的方式换来的沉默只能是死亡。

汉尼拔博士像是被绑在十字架上受难的耶稣或者上帝。他是矛盾的存在，会拯救被困绕的羔羊，又会亲手宰杀羔羊。汉尼拔食人不是最原始的欲望，而是为了停止心中“羔羊尖叫”。

他的内心对自己是无解的，出于对幼年遭受到的伤害，这样的不幸使他自己建造的防御世界极具攻击性。

他的眼睛直接抵达人类心底的欲望，同时成为疯狂食人的变态杀人者。他突破道德底线，成为罪犯后被人类世界摈弃。

汉尼拔博士能够准确解剖人心理弱点，审美品位挑剔，高冷优雅。他能够帮助史达琳是因为他洞察到了她身上那种如同圣母的善良，但同时也能看到她的孤独。

这样的史达琳成为汉尼拔博士欣赏的原因。他用冷酷的思维去审视面前的女人，却被她的独特的魅力征服。他引导克拉丽丝向他倾诉，也帮她走出童年阴影，而史达琳也在无形中对他有心理上的依赖。

史达琳作为同类的存在，他们的关系在发生微妙的转变。影片中两人的身体接触即是食指轻触，在米开朗基罗的壁画《创世纪》中，上帝的手指点化了亚当，象征神与人的情感贯通。

从两人第一次的交流中，史达琳受辱使得汉尼拔博士同情。影片中很大的篇幅用来描述两人的对峙。

史达琳说出童年遭遇，在她的认知里，父亲是缺失的，史达琳是另一种意义上的囚徒，被黑暗与创伤囚禁。汉尼拔在协助她追查案件过程里，成功地与史达林建立起一种潜在的模糊的“父女关系”。

汉尼拔主动的以“父亲之名”的权力完成了史达琳真正的成长，他也通过史达琳重获自由。

弗洛伊德将人的本质问题归结于被压抑的性欲望。史达琳缺失的父爱使得她在童年完成了一种对爱的“阉割”。而汉尼拔的出现带给她的是权力崇拜和爱的供给，史达琳带给汉尼拔是人性的温情与正义。

当影片给两人的身体接触有一个大特写，这样的细节设置正是隐喻着两人的感情升温以及关系的进一步维护。

在原著小说中也对两人的关系进行了描述：

“克拉丽丝·史达琳的记忆之宫也在扩大，它的有些密室跟莱克特博士的记忆之宫相同——他在那儿好几次遇见她——而她的宫殿也在自行扩大，其中充满了新鲜事物。”

通过对人物塑造的分析，不难看出他们身份的转变并非偶然，内心的扭曲与变形或者人格的变态与伪装都是被所处环境导致的。

本罪应如何惩罚，以及如何拯救千万个正处于童年阴影的孩子们，这也是该深思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