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氏三姐妹十四年抗战离合
共赴国难
“七七事变”爆发后，蒋介石虽然被迫抗战，但执行着“战而后和”的方针，希望跟日本打一打，引起国际社会干涉调停，最终取得“体面”的和平。一时间，“亡国论”“失败论”的悲观论调在国内弥散开来。
危急时刻，宋庆龄站了出来。1937年8月，她写出《中国是不可征服的》一文：“我坚决地相信，中国不但能够抵抗日本的任何侵略，并且能够而且必须准备收复失地……日本的武力已不过成为一只纸老虎。”
作为孙中山的遗孀，再加上为国为民尽心尽力，宋庆龄在国人心中地位很高。正如德国反法西斯女战士王安娜所言：“千百万中国人把她当作理想的化身，对她无比尊敬。”她的文章一出，民心士气为之一振。
8月13日，日军开始大举进攻上海，企图攻占南京，实现“三个月灭亡中国”的野心。眼见形势危急，国民政府发表了自卫抗战声明，先后调遣近80万军队投入淞沪战场。
宋氏三姐妹
在淞沪会战爆发之前，宋庆龄考虑到上海妇女的爱国传统，与廖仲恺的妻子、自己的老朋友何香凝一起，准备建立上海妇女抗战后援会。此前多年，宋庆龄因为政治分歧以及宋美龄的婚姻问题，与大姐宋霭龄关系冷淡。这一次，她联络了宋霭龄，希望大姐能为此做些事情。宋霭龄欣然应允。
几乎与此同时，南京成立了中国妇女慰劳自卫抗战将士总会（以下简称总会），宋美龄担任主席（兼上海分会主席）。10月8日、23日，她两次赴淞沪抗战前线看望将士们，慰问伤兵，炮火中因车辆失控摔断了肋骨。
宋美龄发表抗日演讲
当时，同情中国抗战事业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和他的夫人，以及新西兰人路易·艾黎发起组织了中国工业合作协会（以下简称工合）。工合是一个“寓救济于生产，使中国走上自救之路”的组织，宋氏三姐妹很支持，共同参与其活动。
翌年，工合总会在武汉成立，宋美龄担任名誉理事长。没过多久，中国工合香港促进委员会成立，宋庆龄担任名誉主席。随着工合运动的开展，大量难民和伤兵的生活得到了保障，各地的经济也有所发展。宋氏三姐妹间的关系也因这一组织而更为亲近。
1948年的宋庆龄
抗战胜利后，保卫中国同盟更名为中国福利基金会，宋庆龄继续担任该会主席。图为1948年，宋庆龄在检查中国福利基金会准备运往解放区的物资
日后，由宋庆龄担任主席的保卫中国同盟（以下简称保盟）在香港正式成立，进行了大量支援工合的活动。对此，宋美龄多次在公开场合对二姐大加称赞，一时间姐妹关系似乎得到了修复。
身为大姐的宋霭龄，对兄弟姐妹有特殊的影响力，但她对政治不是很感兴趣，是宋氏三姐妹里政治立场最模糊的一个。她与孔祥熙婚后便返回孔的山西老家，过着相夫教子的生活，很少抛头露面，一心想着如何经营家族财富。不过，“七七事变”后，她一反常态地投身到抗战中。
宋霭龄
除了和两个妹妹共同参与抗战团体和活动，她还拿出自己一向看重的钱财。
当上海战云密布时，宋霭龄常到医院，询问红十字会的医疗工作是否准备周全。随着战事越发激烈，上海的医院很快受到波及，陷入了极度拥挤、缺医少药的困境中。
宋霭龄出资设置了伤兵医院、儿童医院，她还自掏腰包购买了3辆救护车和37辆军用卡车及大量汽油送到前线，以解燃眉之急。
1937年10月底，上海的妇女团体在国际饭店招待在沪的各国妇女领袖，宋霭龄用流利的英语致词，呼吁世界各国的妇女“主张公道正义，保卫世界和平”。第二天，她来到金陵广播电台，破天荒地作了一次广播演说，谴责对日本侵略中国有利的《九国公约》。除此之外，宋霭龄还渐渐地开始参与义卖、推销战时公债等活动。
国难当头之时，宋氏三姐妹暂时抛开政治分歧，一起加入了抗日救国的行列。而此前的十年中，因政治分歧等原因，宋庆龄与大姐、小妹间来往极少，只有过一次相聚。
1931年7月23日，宋子文接到噩耗：母亲倪桂珍在青岛病故。据说，宋子文当时曾问给二姐的电报发出去没有，在得到“大姐不让发”的回答后，和宋霭龄吵了起来，坚持要通知宋庆龄回国奔丧。8月13日，宋庆龄从欧洲回到上海，随后她参加了母亲的葬礼，宋家三姐妹时隔多年得以重聚。
翌年1月28日，日军对上海发动突袭，国民党十九路军奋起抵抗，损失很大，上海的医院已经收容不下伤兵，宋霭龄和宋庆龄姐妹俩紧急筹办了两所临时医院。当时，上海的报纸曾以《孙宋庆龄夫人孔宋霭龄夫人与蔡廷锴将军在前线》为题，报道了姐妹俩携手抗日的故事。
■ 集体亮相
1940年3月的一天，宋氏三姐妹一起出现在香港一家饭店中。在美国作家项美丽笔下，这次露面引起了轰动，人们从四面八方赶来，“顷刻间舞厅有点像温布尔登市的人群一样拥挤”，每个人“好像猫头鹰把脖子伸得长长的”，紧紧盯着她们。
三姐妹靠墙坐着，“举止文静而衣着华丽的”是孔夫人宋霭龄，“穿着黑色衣服、头发光泽、两眼露出愉快神情的”是孙夫人宋庆龄，“新近康复而容光焕发的”是蒋夫人宋美龄。这是三姐妹在抗战开始近十年后的首次集体亮相。
当时汪伪政府在南京成立，中国的分裂成为国内外关注的焦点。建立更广泛的统一战线变得十分重要，姐妹三人因此再次走到一起。
宋氏三姐妹在重庆视察第一儿童保育院
最早来到香港的是宋庆龄。1937年12月，她在日军攻占上海后转移至此。不久武汉失守，宋霭龄也撤到了香港。1940年春节过后，宋美龄因治病从重庆来到香港，住进了宋霭龄家中。没多久，宋庆龄也搬了过来。三姐妹回忆亲情、闲话家常，一起开展抗日救亡运动。
在饭店露面后数天，三姐妹又身穿中式旗袍，出席了一个集会，宣布成立宋美龄领导的全国性组织“伤兵之友”的香港分社。三姐妹都发表了讲话，表现出异乎寻常的团结之意。
发言中，宋美龄赞扬宋庆龄“通过保盟和工合为救助战争灾胞所做的工作”，提出由保盟对“伤兵之友”香港分社的财物账目进行审计。她的讲话赢得了长久的掌声，因为此前国民政府对保盟和工合采取回避态度。
宋庆龄在香港主持赈灾足球义赛时和港英
紧接着发言的宋庆龄热情地回应，提出香港分社应由组织才能卓越的大姐宋霭龄担任主席。最后发言的宋霭龄并未多谈自己的付出，只是称赞两个妹妹对抗战的贡献，表示今后要多做工作
3月31日，三姐妹联袂踏上了前往陪都重庆和四川省会成都的征途。在长达七个星期的旅行中，宋氏三姐妹同出同归，以女性特有的坚韧，不知疲倦地行走在孤儿院、医院、工厂、学校、机关，以及遭日军轰炸的灾区。
一位外国记者感慨道：“我们知道，她们姐妹全都吃苦耐劳。她们在这次最艰苦的旅行之后，在成都的一次空袭中还露出了笑容，可想而知她们是人们心目中出类拔萃的人物……”
1940年4月，美国全国广播公司邀请三姐妹发表广播演说，第二天，纽约州立大学就有上千名学生上街游行，声援中国人民的抗战。
1940年5月，三人回到香港。宋庆龄谢绝了大姐和小妹的极力挽留，离开重庆。
1940年4月4日，宋氏三姐妹参观展览
翌年1月，皖南事变爆发，三姐妹好不容易修复的关系受到了巨大冲击。事变发生后最先做出反应的是宋庆龄，她联合何香凝、柳亚子等人起草了一封致蒋介石的公开信：“国人既惶惶深忧兄弟阋墙之重见今日，友邦亦窃窃私议中国之势难保持。”
蒋介石深知这封公开信发表的结果，紧急命人扣下，不准发表。最终，宋庆龄以释放叶挺为条件，答应不发表公开信。蒋介石这才松了一口气。
此时，宋美龄恰好在香港，这一次足足待了四个月。这与抗战期间，她前三次到香港只待一个月左右，形成了鲜明的反差。有学者认为，宋美龄对蒋介石的做法不满，对宋庆龄深感内疚，以滞港不归的方式，宣泄自己的情绪。
■ 渐行渐远
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的爆发，为宋氏姐妹缓和关系提供了一个契机。
由于香港被日军侵占，宋庆龄退到重庆，再次与姐妹重聚。起初，她不得不暂住在姐姐霭龄家中——这也是国民党当局的要求。亲人虽在身边，但家却不再是舒适的家，而是“镀金的、严实的‘笼子’”。“在这个‘笼子’里她不能自由地做她想做的事、见她要见的朋友。”
有一次孔家举办圣诞聚会，快到半夜时，蒋介石姗姗来迟，所有人都站起来迎接他。宋庆龄踟躇了一下，从椅子上抬起半个身子，然后就又坐下了。这一幕被在场的一个外国人看见，忍不住感慨：“这是一种在政治上很有分寸的表示。”
为了摆脱这种束缚，宋庆龄花了将近一年时间，才逐渐形成一个自己的活动空间。
左起：孔祥熙、宋霭龄、宋美龄、宋庆龄
在这一时期，宋氏三姐妹共同参加了一些官方活动，但一起露面的次数明显减少。姐妹表面上的团结维持住了，但再不是抗战前期的通力合作。此后，她们被迫各行其道，宋美龄投身于战事外交，1942年访美大获成功；宋庆龄从事保盟的救济工作，支持中共的抗战。
到了抗战后期，形势渐趋明朗，她们姐妹的政治分歧随着国共分歧的加剧而凸显。
1944年夏天，宋美龄被皮肤病所苦，同姐姐宋霭龄一起去里约热内卢度假，后又前往纽约求医，直到1945年抗战胜利前夕才回国。这一时期，宋氏三姐妹只有宋庆龄留在国内，继续工作，并不时地公开表达对蒋介石的不满。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经过14年的浴血奋斗，终于取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
此后几个月，是举国同庆之时，也是三姐妹最终分道之时：宋庆龄多次和到重庆参加谈判的毛泽东、周恩来会面，讨论胜利后的局势和中国的未来；宋美龄则随蒋介石到处做胜利视察，享受当下的荣光；宋霭龄退归孔家。
三姐妹再次分别，并渐行渐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