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武侠小说中 将武功的最高境界定义为儒家的中庸之道 佛家的无色无相和道家的顺其
从唐代的豪侠小说到明代的英雄传奇，直至清代的侠义公案小说，武侠小说作为一种大众叙事形式的文学作品，大起大落。
民国，百家争鸣。目睹辛亥革命和国民革命的软弱无效之后，人们寄希望于侠客壮士来创造新的世界，旧武侠的创作在三十年代进入高潮，十年后迅速衰落。直至梁羽生和金庸的崛起，再次拉开了武林至尊笑傲江湖的大幕。
江湖风云变幻，尘世新旧交替。今天，武林中已是一蟹不如一蟹。人们反复咀嚼与回味的，仍然是数十年前武林江湖的余影回声。
武侠小说的传统套路(依《民国旧派小说史略》）
第一种是结合史事或民间传说，专写拳棒技击的，叙述较合理，不涉怪力乱神，多是敷陈些双方战斗之事，或各派武术家之间因意气之争，而引起的私斗，或官府、镖师与绿林的矛盾等故事；
第二种虽也结合一些史事，专写武术，不掺杂神力飞剑等无稽之谈，但所写的武技内容，不尽合理，出现了掌风可以伤人、咳唾可以制敌等等超人的神技，以及宝刀宝剑之类的神奇，故事的背景虽仍是人世社会，但已逐渐失去现实的色彩；
第三种则是叙述虚妄的剑仙斗法，故事多出幻想，比前者更为恶化。这三者之间的界限是存在的，但有些作品也不是截然划分的，往往以前一种写法为主，逐渐掺入后一种的成分；或以后一种写法为主，而仅以前一种为引端。”
民国的旧武侠小说，以平江不肖生的《江湖奇侠》和还珠楼主的《蜀山剑侠》为代表，这种奇幻仙侠风格，那时隐隐成为了武侠小说的“正统”。直到古龙大红大紫之前，台湾侠坛皆以奇幻仙侠为“正统”。如果说台湾武侠小说对旧武侠小说继承更多的话，香港的情形则大不同。如果以金庸和梁羽生二人来作一个对比，则梁是继承，而金是变革。
金庸的武侠小说，拥趸无数，数十年依旧。他的武侠小说，情节诡谲，以“奇”取胜。比如写暗器，不再只是飞刀、石子、袖箭之类，铜钱、棋子、冰粒、银针，应有尽有。发施暗器的手段也越加高明，可以后发先至，也可以满天花雨。轻功也神乎其神，不但奔走迅速，超过《水浒传》中的“神行太保”，甚至只要有一力可倚，便能飞行水上，横越悬崖。这些武功招式皆是在传统套路上“反传统”的改造结果。金庸不但精通“尚奇派”武功，亦深知“务实派”武功之奥秘，于是博采众长，推陈出新，使武功出神入化，炉火纯青。
从故事构思上来讲，武侠小说中向来都是将“大侠”写成“英雄”，甚至由“大侠”创造“历史”。金庸的早期作品，也属于这种传统的故事设定，比如《射雕英雄传》中的郭靖，就是身怀“立功报国”的志向的。历史上真实的郭靖，只是一个普通的“义士”，而在武侠小说中，他成了一个江湖上的“大侠英雄”，而且还在小说中成了具有历史高度的“民族英雄”。
但是金庸很快就发现，这些人物其实是不真实的，武侠人物在历史中并没有那样大的作用。所以在接下来的作品中，他意识到“英雄”应该从“贵族”走入“平民”，由“完人”变成“凡人”。大侠应该是在“极限情境”中经历了万千磨难而成长起来的凡人中的英才。比如少年时代的杨过和韦小宝，都并不见得是什么“乖孩子”，他们使用的手段并不一定那么“高大上”，但他们却做了许多大侠份内的事。
武侠小说中的“侠”，指的是“侠义”，自然被引申为“正义”，而“正义”就是“除暴安良”，这也是武侠小说的最高道德主题。世上的豪杰有“英雄”，就有“枭雄”，武侠小说里有“大侠”，就有“魔头”，有多大的善，就有多大的恶，这已成为武侠小说中铁的定律。
最初的武侠小说，善恶分明，正邪两清，而金庸的武侠小说却对这种设定做了“改革”。他的小说中，“正”不再是一览无遗的“正”，“邪”也不是彻头彻尾的“邪”，而是开始了“正邪之间”的创作。
他的“正邪之间”并非只是为了完成“除暴安良”、“诛妖除魔”的简单叙事流程，而是对“正邪”本身深层次的深入思考。根据他的情节与思想逻辑，“正”“邪”是复杂的，也是不便明确区分的，具有一种复杂的多向性。比如他在《神雕侠侣》中写杨过，塑造的就是一个由“邪”而“正”的典型，野孩子杨过成了神雕大侠，而早年雄姿英发的黄蓉却又有时变得偏心和不近情理了。
金庸的小说，最出彩的是武功绝学。与其他武侠小说不同，在他的小说中，他将武功原理同儒、佛、道哲学思想进行了结合，将武功的最高境界定义为儒家的中庸之道、佛家的无色无相和道家的顺其自然。
金庸对侠的认识，也是从儒开始的。他的早期作品《书剑恩仇录》、《碧血剑》、《射雕英雄传》、《鸳鸯刀》以及他最后的“天下英雄”陈近南，都是儒侠。郭靖是最典型的儒家文化体现者，他平和、宽厚、谅解的性格使他能在武功上博采众家于一身，也正因此，郭靖的武功是中庸的极峰。
儒侠自有他的壮烈，但并没有真正解决好问题，不如回过头来“兼爱”，于是有《飞狐外传》里的胡斐。或者先求“独善”，张扬个性，做一个侠路先锋，《神雕侠侣》的杨过、《倚天屠龙记》的张无忌、《天龙八部》的段誉和虚竹、《笑傲江湖》的令狐冲，都是这样的“道侠”。
当然，《天龙八部》也以佛侠精神作了对其它侠义文化体系的补充，而在《侠客行》里，“狗杂种”石破天的故事，就更符合《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到彼岸”的“智慧”。这些，以儒、墨、道、佛为文化指向，反映了对传统“正宗”的思考和突破，是“反传统”的第一步，但仍然还是武侠。
金庸先生“反传统”的完全出击，其实是在后期的武侠作品中，他不再强调儒侠、佛侠或道侠，而是开始强调“无侠”和“非侠”。
“无侠”是并不想要成为侠的而事实上却成了侠，比如《倚天屠龙记》的张无忌，他对做明教教主就不感兴趣，这和一般武侠小说人物极力想登上江湖霸主的顶峰已经大异其趣。再比如，《连城诀》中的狄云和《笑傲江湖》中的令狐冲，也都是经过许多江湖磨难之后，明确地提出了“隐士”之说。无侠，不是正直之士本无“侠”心，而是江湖之上已无“侠”在，“无侠”因此成为一曲武侠小说的悲歌。
“非侠”是用本来不是“侠”，甚至与“侠”背道而驰的手段，却成了事实上的“侠”。比如《侠客行》中的石破天，《鹿鼎记》的韦小宝，都可以算是“非侠”。从对传统文化之种种形态的“侠”的失望，到“无侠”再到“非侠”，是金庸武侠小说主题思想的一个逻辑发展过程。
金庸在修订完成《鹿鼎记》之后，他这位“武林至尊”也宣告了一个大武侠时代的终结。2018年10月30日，金庸去世。他曾说过，如果有一天他去世了，他的墓碑上会这样写：“这里躺着一个人，在20世纪、21世纪，他写过几十部武侠小说，这些小说为几亿人喜欢。”
舞马长枪/文 2019年9月29日
金庸武侠小说中 将武功的最高境界定义为儒家的中庸之道 佛家的无色无相和道家的顺其自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