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通史：1734年 孟德斯鸠出版了第二部著作《罗马盛衰原因论》
1726年，孟德斯鸠卖掉了其家族世袭的波尔多法院院长一职，前往巴黎。几年后，他进行了为期3年的欧洲之旅。在这次旅行中，孟德斯鸠的足迹踏遍了意大利、奥地利、瑞士、菜茵地区、荷兰。不过，最令他流连忘返、并深有感触的国度则是已实行君主立宪制的英国。他怀着对自由的羡慕，在这里呆了整整18个月。1734年，孟德斯鸠出版了他的第二部重要著作《罗马盛衰原因论》。诚然，这部史论专著在研究方法上存在着诸多缺陷，其史学价值也难以高估，但全书立论之深刻有力，文笔之流畅、生动，使得该书仍不失为传世之作。
孟德斯鸠写作此书的本意是通过引证历史来反对专制制度。他在书中认为，共和时期的罗马之所以强盛，是因为当时的罗马公民享有政治权利，人人都是国家的主人翁，具有勤劳、勇武、爱国家、爱荣誉、爱自由的美德。而帝制时期的罗马之所以一天天衰亡下去，其重要原因就是专制主义剥夺了人民的政治权利，扼杀了人民的自由。孟德斯鸠还从罗马的盛衰中得出如下启示:古老的政体如不能适应形势发展，就会被革命力量推翻。革命可能持续很长时间，而且要以流血牺牲为代价，但社会向前发展了，比停滞不前要好。任何强大的帝国都有兴盛和衰亡的过程，这是历史发展规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1748年，孟德斯鸠出版了其生平最重要的著作《论法的精神》。为完成这部巨著，孟德斯鸠竟花费了近20年的时间来构思与写作。
《论法的精神》被伏尔泰誉为“理性和自由的法典”，他也是欧洲自亚里士多德以来最为重要的政治理论著作之ー。孟德斯鸠在书中全面、系统地阐述了自己的主张，其影响最大的是其政体分类论和三权分立说。孟德斯鳩将政体分为专制政体、君主政体、共和政体三类。在实行专制政体的国家中，既无法律，又无规章，君主按照一己的意志与反复无常的性情领导一切，实行“人治”；在实行君主政体的国家里，虽也有国王，但他得通过由世袭贵族、在职贵族、纳税人团、民选议会组成的中间权力机构来治理国家；在实行共和政体的国家里，由全体人民自行治理。孟德斯鸠在对这三类政体的本质进行剖析后，明示孰优孰劣:基于“道德”的共和政体虽好，但很难做到；
专制政体基于“恐怖”，必须坚决反对。因而，基于中间权力机构全体成员的荣誉感的君主政体才是理想而又切实可行的制度。孟德斯鸠对英国实行的君主立宪制则赞叹不已。正是根据英国的经验，孟德斯鸠发挥了洛克在《论国民政府》一书中提出的分权学说，形成了他自己的三权分立理论。根据三权分立理论，国家权力可分成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三种；三权必须分授不同的人或团体独立行使，不能同时落入一人或一个团体之手；为确保公正，各种权力相互制约，彼此制衡。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学说在其生前虽未被路易十五所采纳，但在其身后，他不仅在法国，而且在欧洲和北美的资产阶级革命中均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啊更有甚者，直至今日，三权分立仍被绝大多数资本主义国家为国家组织结构的基本原则。
比孟德斯鸠略小几岁的伏尔泰虽然成名也稍晚于前者，但他在18世纪法国的影响力很快就远远超过了孟德斯鸠，并被人们视为启蒙运动的领袖和导师。伏尔泰（1694-1778年）原名弗朗素瓦玛丽阿鲁埃，出身于巴黎个富裕的资产阶级家庭，父亲曾任法院公证人。伏尔泰中学时期就读于巴黎左岸的路易大王中学。该校在当时被誉为巴黎最好的学校之一在这里，伏尔泰不仅以优异的成绩令师友们刮目相看，而且还充分展露出他在文学、戏剧方面的オ华。中学毕业后，伏尔泰打算以文学为职业，但他父亲警告他道:从事写作等于走向贫困之门。迫于父命，伏尔泰学了一段时间的法律。但不久，他就违抗父命，投身于文学创作。1717年与1725年，伏尔泰相继因写讽刺诗得罪摄政王奥尔良公爵以及与贵族发生冲突两度被投入巴士底狱。1726年伏尔泰被驱逐出境，流亡英国约有3年之久。
其间，他对英国的政治制度、经济状况和思想文化有了深入的了解，并赞叹不已。回国后，伏尔泰以犀利的笔锋毫不留情地揭露宗教蒙昧主义的荒谬、教权主义的罪恶以及以宗教神学为精神支柱的法国封建专制政府和司法机构的种种无耻行径。为此，他的作品曾被査禁，本人也屡遭迫害。尽管如此，伏尔泰从未停止过用笔进行战斗伏尔泰既是卓越的哲学家、史学家、政治家，又是杰出的诗人、小说家和剧作家。作为一位多オ多艺的高产作家，伏尔泰的著作品种多样，卷帙浩繁，其中最著名的有《哲学通讯》、《哲学词典》、《路易十四时代》、《论通史及各国习俗和精神ン（一译（风俗论》）、（者实人）、（天真汉）等等。伏尔泰的声望很大程度上来自于他数十年如一日，坚持不懈地对宗教蒙昧主义的荒谬、教权主义的罪恶进行无情的揭露、嘲讽和批判。比如，他指出教会是建立在“最下流的无赖编造出来的最卑鄙的谎话”之上的，
是“最卑鄙的混蛋所作出的各种最卑鄙的欺骗”的产物，是“分裂、内战和罪恶的根源”。在他看来，教皇和神甫都不过是一群“文明的恶棍”、“两足禽兽”。不过，天主教会之所以把伏尔泰视为恶魔和死敌，不仅是因为伏尔泰对教会的攻击态度最为激烈，文字也最多，而且还因为他这方面的文字往往能够快捷、广泛地传播，在公众中产生巨大的反响。确实，伏尔泰文笔的辛辣在18世纪无人可望其项背。人们只要读一下下面这段文字，就可深刻地感受到伏尔泰嬉笑怒骂的力量。在《耶稣会士自中国被逐记》中，伏尔泰杜撰了一段雍正皇帝与一位在华耶稣会士关于圣母玛利亚的对话:“上帝之母实则并非骨肉之躯，而是木雕一具。我们有些兄弟言此像实为其子上帝所雕，上帝原为一出色之细木工。一一一个木匠上帝！上帝为ー女子所生！此话令朕惊吸不已！一哦，陛下，她并非ー成年女子，实乃ー小丫头而已。
她确已婚配，并生有另两子，均名雅各…然确是十足的童贞女。一一什么！她有子却仍是童贞女！一一确实如此。事情恰妙在此处，正是上帝使其产下子。一一朕不知此话怎讲。卿方オ称其为上帝之母，莫非上帝与其母同床后又生下自己？一圣上英明，所言极是，对圣事，您已悟到些精髓了。不过，尽管伏尔泰对天主教的“上帝”极尽嘲讽之能事，但他本人在宗教问题上仍未达到无神论的境界。伏尔泰的宗教观是自然神论。他仍承认存在着一个被牛顿称为“钟匠”＂的上帝，这个上帝是整个自然界的“一个最初的推动者”。伏尔泰之所以坚持承认上帝的存在，主要是基于这样一种社会考虑，即以它来约束人的行为，使人们在自由行动的同时又能确保社会的秩序。在政治上，伏尔泰基本上是开明君主制的拥护者（直至晚年才倾向于君主立宪制）。他既对专制君主制深恶痛绝，又对共和制采取否定态度，并把改革旧制度的希望寄托在思想开放、头脑理智的君主身上。如他最为重要的史学著作《路易十四时代》就力图通过对路易十四的光辉功业及优点的赞颂和美化，反映出开明君主的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