厉害了我的华亭城 居然有一个和苏轼同病相怜的人

厉害了我的华亭城，居然有一个和苏轼同病相怜的人

提起苏轼，普天之下很少有人不知道他的名字：唐宋八大家里有他，“一门三学士”就说的是他们一家子。苏轼令人怀念和称颂的，既有他的诗词文章、书法绘画，也有他的美食如东坡肉、东坡肘子，更多的则是他刚介正直的从政品格和铁骨铮铮的人格魅力。

才华横溢、能力卓著，但苏轼的一生并不平顺，特别是在一个“学而优则仕”的封建时代，在一个心胸里装满了“修齐治平”的崇高理想的文人这里，他的宦海生涯可谓是波澜跌宕，起伏莫测。

王安石主政并全力推行变法新政的时候，他坚持反对王安石的某些过激措施，因而被王安石认为是亲近保守派的人而遭受贬斥；等到王安石变法失败以后，以司马光为首的保守派主政了，按说苏轼应该平步青云、官运亨通了。但耿介的苏轼在得到起复以后又开始反对司马光新法尽废的极端做法，又被司马光一派所厌弃。

从做官的角度讲，苏轼是一个彻彻底底的失败者；但因为做官失败导致的宦海沉浮和人生动荡，苏轼却得以更多地品尝人间百味、体察世间百态、感悟人情冷暖，让他获得了一次次在人生哲学和文学艺术方面的领悟，从而站在了唐宋文人领域的一个突兀奇异的高峰上。

但苏轼并不孤独。因为在华夏五千多年的历史上，层出不穷地有仗义执言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以死相谏的人，有舍生取义的人……他们前赴后继，绵延不绝，他们构成了中华民族的民族灵魂和文化骨骼。例如，在苏轼去世409年之后，有一个叫赵时春的人在今天的甘肃省平凉市华亭县出生了。

赵时春和距他400年之前的苏轼是同病相怜的，同样洋溢的才华，同样动荡的命运，而最让他们能够穿越几百年之久几乎可以心心相印、血脉相连的，是他们在官场上始终保持并时时显现出来的政治品格和文人风骨。

赵时春，公元1509出生于甘肃省华亭县，字景仁，号浚谷。嘉靖五年（公元1526年），年仅18岁的赵时春擢进士第一，选庶吉士，可谓才气纵横，青年得志。但这个腹有经纬的青年注定是官场难遂的，因为在他有可能建功立业的年纪里，由于朝廷昏聩，严嵩专权的时期几乎覆盖了他的黄金岁月。史载嘉靖十一年（公元1536年），严嵩升礼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开始进入了政治核心，并于6年之后进入内阁，8年后成为内阁首辅，正式开启了擅权模式。直到1562年被杀，严嵩整整把持嘉靖朝政18年。

秉性刚直的赵时春任兵部主事的时候，因犯言直谏，激怒了严嵩而被黜为民，史称“一落”；其后不久，赵时春被授为翰林院编修，又因谏言直切被黜，是其“二落”。其他的人如果连续两次遭遇到这样的打压或者警告，之后一定会学得更加乖巧和顺服，但赵时春依然坚持自己的风骨和理念，不屈服与权势，不折腰与仕途，从他的两起两落，可见从赵时春的骨子里就是一个“只讲道理，不辨时势”的纯粹文人。

公元1552年，京师附近盗贼蜂起，被人认为文武双全的赵时春再次被起用，擢拔为御史，巡抚山西。命运女神似乎又一次把机会的光环照耀在了赵时春的身上，43岁的赵时春也当即踌躇满志，打算拼尽全力建功立业。但殊不知赵时春的这次抱负又是一次不合时宜。

因为当时的朝廷文武百官绝大多数主张逃避而不是战斗，唯独赵时春全力主张平定寇患。在广武的平寇战斗中，赵时春率领的军马一战而败。所谓“胜败乃兵家常事”，但赵时春的失败却立即给了反战派口实，弹劾之声立即沸腾朝野。朝廷并没有再给赵时春戴罪立功或者改变局面的机会，即可将其解官免任，令他归居乡里。这是赵时春的“三落”，这一“落”之后，赵时春尽其余年再也没有获得起复的机会。

赵时春博闻强记，文章雄强豪肆，与当时的唐顺之、王慎中等并称“嘉靖八才子”。古时的文人提倡“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但赵时春在仕途失意之后，并未隐居乡间，做一个自我封闭、独善其身的“自了汉”，而是任则忠心报国，隐则造福桑梓。在归居家乡华亭的15年时间里，赵时春引导民人兴建水利、开矿采煤、烧制陶器，今天的华亭县被人誉为“煤城瓷都”和“陇上明珠”，应该和这位明朝嘉靖时期的大才子的早期的产业萌芽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身为一个有济世情怀又经纶满腹的文化人，赵时春当然不会忘记家乡的文化建设，他又竭其才华，以诗书文明教化乡里，著有《赵浚谷集》十六卷，与《平凉府志》、《四库总目》并行于世。著有《惠民渠记》、《复古南门记》、《朝那庙碑记》、《重修灵岩寺记》、《剡山半雾》、《仪山歌》、《夜归仪州》、《登古仪州西城》、《华亭道中》、《华亭雨雾》等诗歌，赞家乡之壮美，叹己身之未遇，烈烈赤诚，光照古今。（文章配图来源网络，侵权必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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