莎士比亚笔下的“人”之谜
千百年来，人们早已认定那个“一种动物早晨四条腿，中午两条腿，晚上三条腿走路；腿最多时最无能”的 “斯芬克斯之谜”，已被俄狄浦斯解答了：“人”。
但如果对“斯芬克斯之谜”作进一步的思考阐释，就会发现这个谜的真正谜面是“人”的本质问题，我们该如何认识“人”。
俄狄浦斯并未真正给出斯芬克斯之谜的答案。
自莎士比亚的四大悲剧问世至今，已成为世界文学史上最为有趣的“斯芬克斯”现象：
他笔下的人物如何认识“人”的？
01
如今，大家几乎都在异口同声地把“哈姆雷特”称之为人文主义者，并列出三大证据：
作者莎士比亚是一个人文主义者、丹麦王子哈姆雷特在德国人文主义中心威登堡大学接受的是人文主义的教育、剧中的台词也可以证明哈姆雷特对于世界和人类抱有充分的希望：
“人类是一件多么了不得的杰作！多么高贵的理性！多么伟大的力量！多么优美的仪表！多么幼稚的举动！在行为上多么象天使！在智慧上多么象天神！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
最早进行西方“文艺复兴”运动的人文主义者，把在中世纪地位低贱的人拉到了上帝的段位上，在他们的努力下，“人”成为了这个世界真正的主宰。
难怪作为“人文主义思想家”的哈姆雷特，要把人与天使相提并论，把人称之为“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
然而，哈姆雷特的这段台词并没有就此而完结，他仍在“喋喋不休”：
“可是在我看来，这一个泥土塑成的生命算得了什么?人类不能使我发生兴趣；不，女人也不能使我发生兴趣，虽然从你现在的微笑中，我可以看到你在这样想。”
如此，事情就变得有些微妙了：
哈姆雷特到底是在为“人”唱赞歌？还是在表明自己对“人”，即这个泥上塑成的生命根本就不感兴趣？抑或，他只是在按戏剧冲突的发展要求（这时他已“疯”了），揭穿吉尔登斯吞的奸诈？
02
《哈姆雷特》戏剧一开头，三重灾难劈头盖脑地砸在丹麦王子的身上：父亲暴死、母亲改嫁、王位丧失。
他面临的还有更残酷的现实：情人的刺探和朋友的背叛，继之而来的这一连串打击足以够他消受了，在整出戏中的舞台上，哈姆雷特已经落到了众叛亲离、四面楚歌的境地：
“哪一个人的心里装载得下这样沉重的悲伤?哪一个人的哀恸的辞句，可以使天上的行星惊疑止步？那就是我，丹麦王子哈姆雷特!”
哈姆雷特这个“人文主义者”，对于“人”和世界抱有美好的希望么？恐怕并不见得。
从这出戏的开头直至结尾，我们听得见哈姆雷特一次次地仰面直呼：
“天上的神明啊！地啊！再有什么呢？我还要向地狱呼喊吗？”
人世间“是一个荒芜不治的花园，长满了恶毒的芳草……这是一个颠倒混乱的时代……整个时代脱了榫。”
“丹麦是一所牢狱……（世界也是）一所很大的牢狱，里面有许多监房、囚室、地牢，丹麦是其中最坏的一间……请你(霍拉旭)暂时牺牲一下天堂的幸福，尚在这个冷酷的人间。”
面对已经发生过的一切，哈姆雷特的反映是对“人”的不信任。
对克劳狄斯就不用多说了，压根儿就不在他的信任范围内，他俩第一次在舞台上相撞，克劳狄斯称：
“我的侄儿哈姆雷特，我的孩子。”
而哈姆雷特则旁白道：
“超乎寻常的亲族，漠不相干的路人。”
对母亲，他一开始就不信任。母亲的仓促出嫁，割断了哈姆雷特的恋母情思：
“脆弱啊，你的名字就是女人！短短的一个月以前，她哭得象个泪人儿似的，送我那可怜的父亲下葬；她在送葬的时候所穿的那双鞋还没有破旧，她就，她就一一上帝啊！一头没有理性的畜生也要悲伤得长久些一一她就嫁给我的叔父……只有一个月时间，她那流着虚伪之泪的眼睛还没有消去红肿，她就嫁人了。啊！罪恶的匆促，这样迫不及待地钻进了乱伦的衾被。”
对情人奥菲莉亚亦不敢相信，哈姆雷特在整出戏中，竟没有一次同奥菲莉亚的正面交谈，奥菲莉亚至死也没能辨清哈姆雷特的真面目。
再就是对老同学罗兹格兰森和吉尔今斯吞，从根本上就信不过。甚至，对他的挚友、剧中唯一的同路人霍拉旭也是持有相当的保留态度。
在哈姆雷特由海上逃回丹麦的那场戏中，他俩有一段很有意思的对话：
哈：霍拉旭，请你告诉我一件事情。霍：什么事，殿下？哈：你想亚历山大在地下也是这副形状吗？霍：也是这样。哈：也有同样的臭味吗？呸！霍：也有同样的臭味，殿下。哈：谁知道我们将来会变成一些什么下贱的东西，霍拉旭!要是我们用想象推测下去，谁知道亚历山大的高贵的尸体，不就是塞在酒桶口的泥土?霍：那未免太想入非非了。哈：不，一点不……
这段对话，根本就是“鸡同鸭讲”。也许是由于等级的缘故，霍拉旭不可能同王子进行平等的对话，也许是哈姆雷特对于生命终极的思考是霍拉旭从来没有想过的。
但至少可以肯定，哈姆雷特在精神上是绝对孤独的，霍拉旭完全是凭着“古代罗马人”的坚毅和忠诚而在暗中帮着哈姆雷特。
以哈姆雷特的“装疯”为例，哈姆雷特只是在第一场对霍拉旭匆匆提及他打算装疯后，就再也没有交待了，连霍拉旭有时(如以上所提)也不把哈姆雷特的话当真。
正因为缺乏必要的舞台暗示，哈姆雷特是真疯假疯，亦或是半真半假，一直阻挠着猜谜者们。
就在他本来应该相信的人当中，除了霍拉旭，哈姆雷特对鬼魂(他父亲的化身)也是将信将疑的，正因为这种将信将疑，才演出了那场“戏中戏”。
亲缘、情人、朋友……哈姆雷特曾经信赖并追求过的一切，在一夜之间完全坍塌了，哈姆雷特暴露在一个完全不属于他的舞台上。
这个舞台，曾经是为他所设计的，他曾经注定要成为这个舞台的主人，而现在的他，却是孤零零的、无助、甚至是无望的。
哈姆雷特所站立的这舞台，使人联想起加缪曾经描述过的那个“舞台”：
“一个能用理性方法加以解释的世界，不论有多少毛病，总归是个熟悉的世界，可是一旦宇宙中间的幻觉和照明都消失了，人便自己觉得是个陌生人。他成了无法召回的流放者，因为他被剥夺了关于失去家乡的记忆，而同时也缺乏对未来世界的希望，这种人与他自己的生活分离，演员与舞台分离的状况真正构成荒诞感。”
哈姆雷特所站立的正是这样的一个“舞台”。如果说哈姆雷特接受的是人文主义的教育的话，那么，人文主义的基本定义应该是：人是至高无尚的。
然而哈姆雷特面对的又是这样的世界、这样的人。面对正在发生的一切，哈姆雷特对人、这一泥土塑成的生命的价值和意义不由产生了质疑。
03
在整出戏中，哈姆雷特多次提到自杀：
“啊！但愿这一个太坚实的肉体会融解、消散，化成一堆露水！或者那永生的真神未曾制定禁止自杀的律法！……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生”与“死”，仅一步之隔。人们俱怕的不是“死”，而是“死”后也许还会遭受的与“生”同样的苦痛。
在莎士比尔的笔下，“生”是一场灾难：
“人世的鞭挞和讥嘲、压迫者的凌辱、傲慢者的冷眼、被轻蔑的爱情的惨痛、法律的迁延、官吏的横暴和费尽辛勤所换来的小人的鄙视。”
在这个烦劳“生”的重压下何不如飞向未知的“死”，这就是当人生变得毫不值得留恋的时候，“死”就具有了强大的感召力。
但，一旦“生”失去了其价值和意义的时候，“死”也就失却了价值和意义。面对一个充满敌意、冷漠无助的现实，哈姆雷特以一种无以名状的惶惑对生命也产生出不信赖感。
而面对将要发生的一切，哈姆雷特在剧中所表现的则是一种极度的厌恶。
作为丹麦王子、堂堂男子汉，为老哈姆雷特报仇一事，非他莫属。但当他意识到自己的这种义不容辞的责任的时候，他首先大叫的是：
“上帝啊！上帝！人世间的一切在我看来是多么可厌、陈腐、乏味而无聊！”
由于对世界的不可知，对环境无以名状的恐惧、迷惘、以及对生活的陌生感和在人群中的孤独感，哈姆雷特对日常生活的一切现实产生出一种极度的厌恶感，正是这种厌恶使对自我产生了不信任：
“唉，倒楣的我却要负起重整乾坤的责任。”
这是一种无可奈何的口气，哈姆雷特所担忧的，倒不是自己技不如人(这在最后的那场决斗中可以得到证明)，也不像是由于人文主义的先天软弱性。哈姆雷特不敢担负起重整乾坤的责任，原因在于他真正怀疑的是：
世界是如此之世界，生命是如此之生命，时代是如此之时代，丹麦是如此之丹麦。即使报了父仇，于这个世界，这个时代，这个丹麦，这样的生命又有何用呢？
正因为这些，哈姆雷特报父仇的过程才显得相当地缓慢和审慎，以至于被人认为他简直就是“懦夫”，就连哈姆雷特本人也意识到了这一点：
“这样，重重的顾虑使我们全变成了懦夫，决心赤热的光彩，被审慎的思维盖上了一层灰色，伟大的事业在这一种考虑之下，也会逆流而退，失去了行动的意义。”
这段台词，应该说是哈姆雷特在以一种极度的厌恶表示对“人”的不信赖。这个厌恶是对世界的厌恶、对“生”的厌恶、对人的厌恶，而这个“人”，包括他的仇人、亲人和情人，包括站在舞台上的吉尔登斯吞和罗森格兰兹等具体的人，同时也包括抽象的人。
如果再联系这句台词的前文，就更清楚了：
“我近来不知为了什么缘故，一点兴趣都提不起来，什么游乐的事都懒得过问，在这一种抑郁的心境之下，仿佛负载万物的大地，这一座美好的框架，只是一个不毛的荒岬，这个复盖众生的苍穹，这一顶壮丽的帐幕，这个金黄色的火球点缀着的庄严的屋宇，只是一大堆污浊的瘴气的集合。”
至少，由哈姆雷特的眼睛望去，这个世界，这些人实在是乌烟瘴气、讨厌至极。
凡此，哈姆雷特的这段台词并不是在歌颂人、对人和世界进行充分的肯定，恰好相反，他是在用反语嘲弄“人”、挖苦“人”，发泄自己对这个世界、对“人”的怀疑和愤慨。
这段台词，只是哈姆雷特在幻灭的时候回顾一个辉煌的梦想。
04
哈姆雷特所表现出的这种对人的怀疑厌恶，还一直贯穿于莎士比亚的其他作品中，并形成了一种莎士比亚式的忧心忡仲的悲剧感。
在其它三部悲剧中，奥赛罗的悲剧远远不仅止是所谓人文主义理想幻灭的悲剧。
由古至今，人们总是希望这个世界的本源是善的，相信善能胜恶，而就在这场善与恶的冲突中，善轻而易举地就被击败了。
在双方力量对比上貌似强大的善显得如此之脆弱、不堪一击。令人感到最为难堪的是，造成悲剧的原因固然是因为恶，而悲剧的真正根源竟是由于善的偏执和愚蠢！
这就不仅是人文主义理想的悲剧了，这也是整个人类的悲剧。
李尔王的悲剧就在于，人难以找到自己的位置：既是国王又是父亲的李尔，自认为是这个世界的一切。
他有些像唐吉诃德，唐吉诃德生活在可笑的错觉中，而李尔却生活在可怕的误觉中，当他的位置被移动后，李尔忽然发觉世界变得不可思议。他首先对自己的眼睛产生了怀疑。我的眼睛：
“象一座酷虐的刑具，扭曲了我的天性，抽干了我心里的慈爱，把苦味的怨恨灌了进去。啊，李尔！李尔！李尔！对准这一扇装进你的愚蠢、放出你的智慧的门，着力痛打吧！”
世界还是原来的世界，人还是原来的人，但在李尔的眼里世界的一切都错了位：正常人和疯子、聪明人和傻瓜、国王和囚犯、善人与恶人……李尔无法控制这个变更，他只得大声无望地求告于不断旋转的世界：
“我是个并没有犯多大的罪，却受了很大冤屈的人！”
无论是作为正常人，还是精神失常的李尔，这个世界对于他都是倒错的。李尔始终没能找到自己的位置，因此他绝望地呼喊：
“谁能告诉我，我是谁！”
人到底是生活在一个颠倒的世界，还是人本身就是颠倒的？这也许就是莎士比亚对人与世界的关系提出的问题。
而麦克白的悲剧就在于麦克白的自信。正因为自信，他敢于藐视命运、唾弃生死，超越世俗的一切情理，排斥一切疑虑，而执着地朝希望走去。
麦克白不像李尔那样始终生活在错觉中。恰恰相反，特别在刺杀邓肯后，他自始至终都非常清醒：
“人生已经失去了它严肃的意义，一切都不过是儿戏……人生不过是一个行走的影子，一个在舞台上指手划脚的拙劣的伶人，登场片刻，就在无声无息中悄然退下，它是一个愚人所讲的故事，充满着喧哗和骚动，却找不到一点意义。”
他的悲剧根源，就在于他把自信建立在极不可靠的预言上。不幸的是，他越是自信，这种自信就越是可能使他陷入更大的困境。
如果把莎士比亚称之为人文主义者的话，这也许也是莎士比亚对“人文主义”盲目自信的担忧。
他这种对人的忧心忡忡，同早期人文主义的看法，以及同他自己早期在历史剧和喜剧甚至悲剧(《罗密欧与朱丽叶》)中的那种乐观地看待人的眼光，已经有了相当的距离。
与早期人文主义一味提倡“人是至高无尚的”相比，莎士比亚已经大大地迈出了一步。
他在对“人”的解放给予充分肯定后，也不得不承认，由于彻底的放纵，人性的绝对释放又使人陷入到人自己的困境之中。
“人”自己也处于一种严重的危机之间，连最好的“人”无法逃脱。
所以，“生存还是毁灭”，这当然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