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作霖是旧军阀 张学良是新军阀 郭松龄说：我们不一样

大家好，我是小评历史，今天来讲讲东北的张氏一家，这也是东北人最爱说的一家人。

民国的时候，军阀分新旧，各有什么特点呢？让我们一一道来。

说张作霖是旧军阀，旧在哪呢？因为他还保留着清朝时的一些习惯和传统，比如，他在当上东北督军后，他的老上司，清末时一手把他提携起来的赵尔巽当时在天津，觉得自己年岁大了，就想把自己唯一的女儿跟张作霖的儿子结个亲，自己死了，女儿也算有个依靠，可是张作霖没同意，因为平时，他让自己的儿女管赵尔巽叫爷爷，这要结亲了，辈分就乱了，跟老礼不和，后来赵尔巽死了，张作霖对此很自责，他跟张学良说，“人家知道这事，肯定说我当了大官，飘了，可真不怪我，辈分摆在那儿，不能答应。”尽管他盖了工厂，办了学校，为东北的发展做出了比较大的贡献，可是他骨子里的思想仍然有清朝时期的大量残留。

从政治上体现出他旧军阀的一面，是在杀害李大钊事件上。当时李大钊为了躲避搜捕，躲到了苏联大使馆，按照当时国际通用的外交制度，大使馆是相对独立的存在，当局无权进入，所以，应该是最安全的地方，换了别的军阀，这事没准就算了，可他偏偏遇到了张作霖，他派兵闯进大使馆，抓走了李大钊，还把他宰了。

有人说这是因为张作霖“虎了巴叽的”，脾气上来，什么都不管，其实从他的言语和张学良的回忆中能看出，张作霖在大事上是不会意气用事的，他会这样做，只是因为在他的思想里，当时的中国，很多中国人背后都是有后台的，像各省的军阀，有人背后是日本人，有人背后是英国人，有人背后是法国人，李大钊躲在苏联大使馆，那他就一定是苏联派到中国来的人，苏联在东北还占了半条中东铁路呢，他们的人在他的地盘上搞事情，不可能轻易就这么算了，这事从头到尾都跟思想啊，主张啊，没有关系，这也不是张作霖能想得明白的事情，他拒绝承认民国政府，也正是因为他对于外来的政治主张没兴趣，旧军阀的思想里有一条是基本一致的，那就是“皇帝轮流做，今年没准儿到我家”，这是几千年来流传下来的传统，跟任何思想和主张都没关系，就是当一个朝代被时代所淘汰，今后的一段时期内，优胜劣态，谁的拳头硬谁说了算。

九.一八事变后，张学良发表讲话的影像

相比之下，张学良是个新军阀。他上过军校，教他的老师郭松龄，是个民主思想的狂热支持者，张学良深受他的影响，对于进步的思想也一直心向往之，但是，教育的结果并不是完全由老师一人造成，家庭教育还要占至少70%，所以，张学良接受了进步的思想，可他骨子里，是由张作霖培养出来的军阀思想，两相融合后，就形成了一个新派军阀。张学良不排斥进步思想，接受国民政府的领导就是他进步的表现，可与此同时，有个前提，是不管社会如何变化，不能影响到他个人的利益，在他的心中，国家要排在他个人后面，这也就是他在回忆录中经常会说的，“我这个人，你说对不行，得我觉得是对的，那才算数”，最直接的表现，当然就是在对待“九.一八事变”的态度上，不管张学良学了多少新派的思想，军阀国家民族意识淡薄的一面，仍然在他身上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以至于他说服手下不抵抗时，竟然说出“宁可玉碎，不可瓦碎”这样的话也就不奇怪了。

郭松龄

郭松龄则与张氏父子完全不同，他是个早期同盟会会员，对于民主思想有着非常坚定的信仰，虽然在政治上表现较为幼稚，可是在军事素质上，是民国时期难得的将才。作为一个由进步思想武装起来的人，从一开始进入奉系军阀中，就处处表现出严重的水土不服，与奉系军阀老派将领的矛盾与其说是私人恩怨，不如说是思想上无法逾越的鸿沟。因此，在得知张作霖去日本试图以出卖中国利益为代价购买军火时，他果断起兵反奉，甚至不惜枪杀在军中很有威望的姜登选，陷自己于不义，这也正是张作霖在听说张学良要举荐郭松龄时，意味深长地说过这样一句话的原因，“这小子跟咱们爷俩尿不到一个壶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