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只在中国而不是“我们这样的国家”流行？啊我的脸……

【文/布鲁诺·马赛什 译/胡海娜】

世界卫生组织上周宣布，欧洲现已成为新冠疫情的中心。该消息宣布之后，非洲和亚洲许多国家开始严格管制来自欧洲的航班和乘客。这就像是超级历史大反转，充满了讽刺。突然间，欧洲人竟然被拒之门外，在这之前，他们可都是强化自我边界的一方，抵御来自发展中国家所有真实或想象的危险。

欧洲的冠状病毒是一场公共卫生危机，比其他任何事情都更严重，但它也反映了欧洲大陆看待自己的方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其中的许多变化早已发生。比如，之前发生的债务危机或难民危机，与正在蔓延的流行病，其实都是欧洲更大问题的一部分，只不过冠状病毒使这一切更加明显，当然也更加悲惨。在我看来，病毒在欧洲爆发的程度似乎与文化认同的微妙问题直接相关，这也正是我接下来想讨论的。

在昨天发表的一次采访中，马德里一家医院的院长异常的坦率，他承认“我们犯了太多的错误”。正如他所解释的，西班牙的每个人都认为像新型冠状病毒这样的流行病可能会在中国这样的地方传播，但“在我们这样的国家”则不会。这种观点真实的存在，因为欧洲人仍然认为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

当武汉爆发疫情的消息传开来时，他们想象中呈现的是肮脏的中国市场和医院，人们在随地吐痰，医院又缺少医生，这不禁让他们打了个冷颤。当然，他们担心的是中国人民，而不是他们自己。这种看法解释了为什么，当主流舆论谴责中国对疫情的管理不善时，却很少有人担心管理不善会对欧洲和其他发达国家造成影响。事实上，他们没有任何计划或准备。

在这里我要指出的是，那些对世界面临的危险表示警惕的人，包括对欧美缺乏严肃性越来越愤怒的人，几乎都是对当代中国有一定了解的。如果你知道中国已经取得了什么进展，知道中国在现代社会的各个方面是如何领先于西方的，那么当中国当局封锁一个大都市时，你就不太可能对此不屑一顾。

这很严重，但欧洲没有人认真对待。无法承受的生命之轻。一周前，西班牙政府积极鼓励所有西班牙人走上街头，参加数十场争取两性平等的大型游行。当被问及感染危害时，一位部长公开大笑。这些游行的画面如今变得如此扎心、恐怖。你可以看到他们的游行背后是数百人的死亡，游行队伍中的笑声、拥抱和拍手声是人类愚蠢行为的永久纪念碑。

西班牙并不是唯一一个这样做的国家。同样在一周前，法国一个自治市组织了一个蓝精灵大型集会，蓝精灵是一种生活在森林中蘑菇状房屋里的蓝色小动物，闻名于比利时的连环画。据大会举行地小镇的镇长说，我们认为，在这种时刻一点乐趣会对我们大家都有好处。”所有参会者都在本地区的商店都、买到了他们想要的服装。最近，总统马克龙公开建议法国人在日常生活中要更加小心谨慎，但没有做出任何改变，直到滨海广场的拥挤不堪迫使政府实施了强制关闭。

在马德里游行和蓝精灵大会期间，我从亚洲长途旅行回来，难免会有所对比。在印度、新加坡或越南，人们为了应对冠状病毒，急速地改变了自己的行为。他们尽量会少出门，避开人流，轮流上电梯，当然，他们都戴着口罩，即使这让他们看起来不那么优雅从容。在这个时候，通过组织蓝精灵大会来找点乐子的想法对他们来说足够荒谬。

当然，这些都不算什么，这可能是一种文化差异。但问题是，这可能解释了为什么欧洲而不是亚洲现在是流行病的中心。这对在非常规时期未做好充足准备的欧洲来说，恐怕是一种不祥的征兆。

我相信，这种文化差异的原因可以通过历史和心理学来解释。过去两个月里，我在亚洲看到的人类生活的不确定性和脆弱性，这意味着，贫穷和疾病在过去的两三代人之间每天都在上演。这种历史经验在公共机制中也有所体现：缺乏先进的社会保障和公共医疗体系，这迫使亚洲人在日常生活中不得不思考他们的世界可能会突然崩溃。

在欧洲，一般心理学也常常与发展的意识形态相联系，认为对个人幸福最致命的威胁已经不存在了。如果你有优秀的公立医院，或多或少都是免费的，为什么还要担心传染病呢？没人想到的是，病毒会击垮这个完美的体系。

当然欧洲人也有自己的噩梦和魔鬼。但请记住，世界大战的悲剧是用政治术语来解释的。它们提醒我们民族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危险。我们近代历史的实际意义在于，我们要坚信自己的价值观是正确的，而不是强迫我们怀疑自己。

即使是欧洲20世纪的血腥历史也没有改变这样一个事实：我们看待世界的眼光，是从我们认为的其他人只能向往的中心位置（欧洲）开始的。欧洲人被现代史的整个过程所教导，他们认为他们可以引导，或者至少可以影响世界的其他地区，但却不会受到其他地方发生的危机的伤害。新型冠状病毒将构成一个具有空前意义的事件，因为它将证明这种世界观将是不可持续的，难道不是吗？

3月5日，在伊朗德黑兰，一名商场员工戴着口罩工作。新华社发

现在一切看起来都不一样了。也许它们不是返祖现象，而是进化上的本能，帮助人类在敌对的环境中生存。相信我们曾经一劳永逸地征服了大自然，也许还为时过早。认为科学可以被后现代主义所取代，这是一种危险的错觉。无论哪一种技术都有其不可靠性，应当一直抱有怀疑。

就在两天前，意大利记者马蒂亚费拉雷西（Mattia Ferraresi）发表了一篇精辟的文章，他认为意大利的失败的根源并不是检测试剂的缺乏或政治行动的缓慢，而是社会和集体的失败：人们只是没有认真对待冠状病毒，甚至没有稍微改变他们的习惯。为作者勇敢地说出自己的观点点赞。比起冒着被吐槽地风险责怪受害者，批评政府作为或不作为要容易得多。

但让费拉雷西无法容忍的是：部分意大利公众对疫情的严重后果没有丝毫防备，所有人对此都有所轻视，直到局面失控，才发现为时已晚。“我和其他许多意大利人只是认为没有必要改变我们日常生活，以应对我们看不到的威胁。”尽管他已经积累了大量关于病毒的信息，马蒂亚写道，他缺乏所谓的“道德知识”（moral knowledge）。他知道病毒，但这并没有影响他的行为。

冠状病毒已经表明，我们需要重新学习如何生活在这个世界上。这将是一个痛苦的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