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国松：读书就是找乐趣 别那么一本正经
书房主人
廖国松，笔名梅翁、老柏。1940年出生，贵州江口人。出版过诗集、散文集、小说集多部。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贵州省美术家协会会员。
廖老伯读书太多太杂，似乎一点都不专。因为读到他这个份上的人，竟然连一间像样的独立书房都没有，这实在令人不解。但他却是真正的读书人，除了通常所谓的消遣性阅读，无论碰上音乐、绘画、古玩还是家具什么的，都无不找书来读，真正学以致用。读书对他而言就是生活，是时时处处的事。
偷读“内部读物”
尽管年长后颇多坎坷，廖老伯的少年时代却充满了阅读的快乐。各种民国武侠小说、形形色色的连环画，他都读得不亦乐乎。入迷最深的一次，他把所有的报名费都拿去买连环画，于是不得不每天假装背着书包上学，直到“东窗事发”，被母亲暴打一顿。
书读得太多太杂，老伯有时不免把这本书里的故事，张冠李戴到另一本书的情节上。奇怪的是，书中人物再多再乱，他却记得一清二楚：《封神演义》中原始天尊的十二大弟子，《隋唐演义》中天下十八条好汉，《七侠五义》中的七侠和五义，他都可以一一数出名字。上高中后，对中国文学史上的“建安七子”、“竹林七贤”、“唐初四杰”、“唐宋八大家”，以及现代文学史上的《文学研究会》、“创造社”、“新月派”、“湖畔诗人”等，其成员的大名他也背得一字不差。
在缺乏书籍的年代，老伯对哲学、美学、心理学、逻辑学、历史甚至于讨厌的自然学等，也“逮着一本读一本，唯恐比别人少读一本而抱憾终生”。读了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他竟参照书中一幅星象图对着夜空寻找双子星座；读达尔文的《一个自然科学家在贝尔舰上的环球旅行》，他便幻想什么时候也能到南美洲旅行一趟；读了斯大林的《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后，他深感在言必称阶级斗争的时代，书中“语言是没有阶级性的”说法好新鲜……
文革中，老伯的一个学弟与一帮人窜遍省内大中院校和宣传部门的图书室，将那些封存于库的书偷出来，然后大家轮流读。因知道他爱书，便将战利品一起分享，有时干脆送给他珍藏。在这批书中，大家最感兴趣的，是那些标有“内部读物”的另类，如《第三帝国的兴亡》、《戴高乐回忆录》、《现在可以说了》、《美国与中国》、《无边的现实主义》等，每一本都是一个新奇的世界。
在几套《当代文艺理论译丛》合订本里读到大批西方现代派作家和艺术家，诸如艾略特、卡夫卡、普鲁斯特、萨特、萨冈、加缪、贝克特等时，老伯深感时尚又新鲜。读了题为《卡夫卡，燕子和春天》的文章后，他大为感叹：哪里去找一本《变形记》？ 读索尔仁尼琴的《依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时，他情不自禁地摘录书中的片段……遗憾的是，这批偷来的书寄放在一个知青朋友家里，对方不慎导致房屋起火，所有的书全化作灰烬，令大家扼腕叹息。
撬开柜子偷看《金瓶梅》
看到文学史写《红楼梦》，皆言其受《金瓶梅》影响，这令高中时的老伯大为感叹：“《红楼梦》何其了得，竟然还受它影响，可见也是非寻常之作了。”怀着这样的想法，他迫不及待地想找来读一读。但《金瓶梅》历来被视为诲淫诲盗之作，甚至被划在禁书之列，据说当时偌大的贵州，也只有一部未删节本，哪是他一个高中生能找到的呢！ 由于不甘心，他一连数日往古旧书店跑，心想哪怕找到一部删节本也好哇。《金瓶梅》自然买不着，倒是淘回了一本朱湘的《石门集》，以及一本胡适的《尝试集》。
不料某日同桌突然对他说，家里藏有一部《金瓶梅》。听到梦寐以求的书竟然远在天边近在眼前，老伯不由大喜，并立即提出借来一阅的请求。不想同学一个劲地摇头，说此书锁在父亲的柜子里，从未给人看过，若流传出去，那可是要遭大祸的。见他一副蔫巴巴的样子，最终丢下一句：以后看机会吧。得了一句松动话，老伯便每日纠缠不休，直到某次同学父亲下乡支农，才一起把锁撬开，将《金瓶梅》偷了出来。面对同学限时归还的告诫，他连连称诺，唯恐其反悔，夹起书就逃之夭夭。
一回到家，廖老伯就迫不及待地翻阅起来：《金瓶梅》一套数册包装在蓝布贴面的外壳里，一看就是古版，金贵得很。为此，他在阅读前特地将手洗干净，生怕翻阅时弄脏了，无法向同学交待。“哪知才翻完目录，我不禁大惊失色，原来这部书是有插图的。”老伯说，插图本的小说自己也看过，不过是剑仙侠客比武之类，而眼前的那些插图，则是自己一个中学生无法想象的。再看内文，开篇就是一首七绝，看得他面红心跳。
“这类描写我在《红楼梦》、《三言二拍》里也曾读到过，但与此相比，真是小巫见大巫了，可谓闻所未闻，哪里还顾得上什么故事情节、人物刻画，以及现实主义的表现手法呢？”廖老说，自己总算明白了，这《金瓶梅》尽管称得上旷世之作，但确实有害于青少年身心健康，勿怪乎被视为诲淫诲盗的禁书。
“如果实在要说好处，那就是读过《金瓶梅》，会发现《红楼梦》受其影响太深，不仅是语言表达方式，甚至书中人名也多有沿袭。如果说没有《金瓶梅》，就没有《红楼梦》，这大概不会错的。”老伯说。
不翼而飞的《约翰·克利斯朵夫》
在老伯的青少年时代，外国文学自然以苏联文学为宗，因此读得也最早。因为喜欢写诗，他总觉得“与老屠（屠格涅夫）相比，托翁（托尔斯泰）似少了些诗意”。读外国文学作品，老伯有一种颇为特异的功能，就是对作者、出生年月等记得格外清楚：“屠格涅夫生于1818年，托尔斯泰生于1828年，谢德林生于1826年……”某次，他向某位在大学学习外国文学的朋友背这些时，听得对方一愣一愣的。
初中毕业后，老伯才开始接触欧美文学，其中尤以法国文学最多。巴尔扎克、大仲马、司汤达、雨果、梅里美、左拉等，他最喜欢梅里美和雨果，其次是巴尔扎克，最不喜欢左拉。英国文学中，哈代让他着迷，对狄更斯却感到阴暗，至于莎士比亚，则总觉语言太过华丽，从来未读完其任何一部剧作。
这些作品中，令老伯最为难忘的，则是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他说，文革时听说要抄家，便把书藏在一堆烂石头里，几天后抄家的人没来，于是打算把书拿回来。谁料跑去一看，《约翰·克利斯朵夫》不在了。五个院坝共有上百人家，无从追究起，只能偷偷难过。
没曾想，文革后的某天，他逛旧书摊时竟然看到自己丢失的《约翰·克利斯朵夫》一书，心里于是大喜，并决定马上买下来。“摊主叫价15元，我荷包里只有五块，于是赶紧回家拿钱，没曾想再到书店时，书已经被别人以20元的价格买走了。”忆及当初情景，老伯像是在笑，又多少有些叹息。
“我对《约翰·克利斯朵夫》一书的体会是，年轻人看了容易变得冲动，甚至变成愤青。比如自己，就曾在看了该书后，恰巧被某个人惹着，于是第二天便写了一封绝交信。”谈及此，老伯又哈哈大笑起来，仿佛青春不曾老的样子。
喜欢什么就去找书看
1959年，廖老伯上高中没多久，就因在文学刊物《山花》发表组诗《山乡短笛》而在全校出尽风头。当时因受新月派“现代格律诗”理论的影响，他特别喜欢排列整齐的句子，感觉那样不仅看起来舒服，也格外有节奏感。为了写出好诗，他大量阅读各种诗集，甚至一度对德国诗人海涅顶礼膜拜，以致“后来所写的情诗，都窥得见海涅的影子”。
喜欢音乐，他便钻头觅缝地找来一本《西方音乐史》，整日琢磨“三和弦”、“四和弦”，乃至“减七和弦”之类，好多音乐史上的曲目，即便从未听过，却背得滚瓜烂熟。
喜欢绘画，他便反反复复阅读《苏联十二个画家的油画技法与材料》一书，直到今天还能一字不差地数得出十二个画家的名字。但在中国油画界苏派一统天下的时代，他对被视为“资产阶级没落艺术”的印象派情有独钟，不仅把书中归纳的几则印象派特征的条文背得一字不差，并“囫囵吞枣地应用到写生中”。
喜欢古玩，就买了很多鉴定书；迷恋根雕，就买鉴赏书；发音响烧，便必看每期《无线电》杂志；喜欢听唱片，就看音乐史；喜欢盆景，就看盆景书……在操作层面，老伯看书讲求实用。他一度迷恋羽毛球又打不过别人，于是便买来一本《怎样打羽毛球？》读，暗地里操练一番后，竟轻松把对手击败了。
看书不仅给老伯带来实用，甚至还可以“冒充专家”。如喜欢木工时，他便读《油漆工经验介绍》一书，照搬“油漆怎么才不起泡”的方法，令几十年的老油漆工彻底佩服；看了兰花的书后，他在市场上说得头头是道，以致摸过的兰花，后面跟着一堆要买的人……
兴致来时，老伯甚至会临时看书，然后把专业人士吓唬一番。一次，他看到别人在修水泵，便临时找一本书看，并神侃各种型号。对方听罢吃惊地抬头：“您居然懂？！”
“反正一句话，读书太重要了，喜欢什么就看书，否则就不懂。”老伯笑笑说，自己天生不是做学问的人，读书就是为了寻求愉悦而已。
文图：赵毫 来源：贵州都市报 编辑：张谌